人來人往
沒幾天幽幽就走了。
那天早上我醒過來，床那邊是空的。枕頭放得整整齊齊，枕套上連一道褶子都沒有。床單拉得平平展展，四個角掖進床墊底下，像從來沒有人躺過一樣。窗戶開著，鐵皮屋簷上的雨珠已經幹了，陽光照進來，照在那把空椅子上。我坐起來，在床沿上坐了很久。
書桌上那袋大白兔奶糖還在，拆開的袋口折了一下，沒封。我伸手去摸，窸窸窣窣的。她把糖紙都收走了，一張沒留。袋子裡只剩下糖，白花花的，安安靜靜地擠在一起。
我一顆都沒數。
運動包不見了。深藍色的那抹顏色從床腳消失了，那裡現在空蕩蕩的，地板上一圈淡淡的印子，是包的底部壓出來的。我蹲下去看那個印子，看了很久。
然後我看見了那張畫。
壓在糖袋子底下，露出一角。我把它抽出來，是一張從素描本上撕下來的紙，紙張比普通筆記本厚實，邊緣毛毛糙糙的。紙上的畫讓我整個人定住了。
那不是我想象中女孩子會畫的東西。一座墓碑，青灰色的，碑身用了交叉排線，陰影一層一層疊上去，石頭粗糙的質感從紙面凸出來。碑前的花不是菊花不是百合，是一簇不知名的野花，花瓣細碎，用針管筆一筆一筆點出來的，密密的，像她睫毛鋪在下眼瞼上的樣子。墓碑後面斜出一截枯樹枝，枝頭倒掛著一隻蝙蝠，翅膀半收半展，翼膜的紋理纖毫畢現，薄得透光，每一根骨架都描得清清楚楚。蝙蝠的眼睛閉著，像在睡覺，又像在做一個關於飛行的夢。畫面的左下角，墓碑的陰影裡，蹲著一隻很小很小的貓，幾乎要被忽略。貓的耳朵豎著，眼睛圓溜溜的，正抬頭看那隻蝙蝠。貓的眼睛裡有一點高光，針尖大的一個白點，讓整張畫活了過來。
我拿著那張紙，手在抖。
她學計算機的，她還會畫畫。等等，她好像還會很多，她曾經聊到過認識金手指樂隊的吉他手。
我不知道她畫這張畫的時候在想甚麼。是在我睡著以後，她坐在窗邊那把椅子上，面前攤著素描本，鐵皮屋簷上的雨珠一滴一滴往下落。床頭燈的光是暖黃色的，照在紙面上，她一根一根地描那隻蝙蝠的翼膜。她的睫毛密密地鋪著，偶爾眨一下，嘴角那彎弧度收著，安安靜靜的。她畫墓碑的時候手是穩的，排線均勻，明暗交界線乾淨利落。她畫那隻貓的時候，在它的眼睛裡留了一個針尖大的白點。她畫完了，把紙從本子上撕下來，邊緣毛毛糙糙的。然後壓在糖袋子底下。
她把糖紙都收走了。一張沒留。但她把這張畫留給我了。墓碑，蝙蝠，一隻在陰影裡抬頭看天的貓。這是她留給我的東西。我拿著那張畫站在書桌前面，站了很久。畫的最底下有一行字，她的字，小小的，方方正正的，帶著句號。
我把那張紙翻過來。背面是空白的，只有紙紋，細細的，像她深藍色外套上的布料紋理。我拿著那張紙站在書桌前面，站了很久。
手機震了。我掏出來看。幽幽的訊息。
“我走了。你回去好好對老婆孩子。我就當甚麼也沒發生，沒見過你。”
句號。三個句號，三句話。
我盯著螢幕。陽光照在上面，把那幾行字照得發白。我把手機放下，拿起來，又放下。手指頭放在鍵盤上，打了幾個字，刪了。又打了幾個，又刪了。最後發過去的是一個字。
“好。”
她沒有再回。狀態從線上變成了離開，又變成了灰色。頭像還是那片灰，跟她來的那天一樣。我站在書桌前面，手裡攥著那張塗鴉。我把那張紙疊起來，方方正正的，放進白大褂胸口的口袋裡。貼著心臟的位置，紙的邊角硌著肉，有點硬，有點涼。
那之後的日子我記不太清了。
好像一直在吵架。跟病人吵。那天下午來了個做□□手術的，二十出頭，躺在手術檯上兩條腿分得很開。我消毒的時候他縮了一下，說疼。我說還沒切呢疼甚麼。他說碘伏殺得疼。我說你一個大男人這點疼都受不了。他嘴動了動沒再說話。縫針的時候他又縮了一下，我縫歪了。拆了重縫，針尖刺入皮緣的時候他又縮了。我把持針器往托盤裡一扔，金屬磕在不鏽鋼上，噹的一聲。
“你到底做不做。”
他躺在手術檯上，兩條腿分著，眼睛直直地盯著天花板，喉結一上一下地動。潘醫生從隔壁手術檯走過來，看了我一眼，把持針器撿起來。
“我來。你出去。”
我摘了手套扔進垃圾桶，走出手術室。走廊裡陽光白花花的，我靠在牆上，手在抖。
跟院長吵。院長姓周，五十多歲，禿頂，剩下的一圈頭髮梳得整整齊齊從左邊搭到右邊。他把上個月的績效表放在桌上，手指頭點著我的那欄。
“阮醫生，你這個月投訴三起了。”
“嗯。”
“上個月一起。再上個月沒有。”
“嗯。”
他看著我。我把績效表拿起來，撕成兩半，放在他桌上，轉身走了。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在後面喊了我一聲，我沒回頭。
跟我媽吵。她站在婦科診室門口，手裡端著個搪瓷缸子。我走過的時候她把缸子遞過來。
“豆漿。剛打的。”
“不喝。”
“你這兩天怎麼了。”
“沒怎麼。”
“那姑娘走了？”
我停下來看著她。她端著缸子站在那裡，缸子裡的豆漿已經不冒熱氣了，表面上凝了一層皮。她看著我的眼神跟打量幽幽的時候一模一樣，不深不淺。
“媽。”
“嗯。”
“你能不能別管我。”
她端著缸子的手沒動。豆漿表面的那層皮微微顫著。她把缸子收回去，自己喝了一口。豆漿的皮粘在她上嘴唇上，她用拇指抹掉了。
“行。”
她端著缸子走回診室，拖鞋打在地磚上，一下一下的，不快不慢。我站在走廊裡看著她走回去。走到診室門口的時候她停了一下，沒回頭，推門進去了。
渾渾噩噩。東莞熱得早，空氣黏糊糊的裹在身上。我每天下了班就去沙縣小吃，坐下來，點一碗紅油抄手，加很多紅油。抄手端上來湯麵上浮著一層亮晃晃的辣椒，我拿起勺子吃。坨了也吃，涼了也吃。辣味衝上來，鼻腔發酸。我不抬頭。
柳如煙是三月上旬來的。
那天下午我坐在辦公室，面前攤著一本病歷，一個字都看不進去。門被敲了兩下，輕輕的。我沒抬頭。“進來。”門推開了，一陣很淡的香味飄進來。不是東莞的空氣，不是消毒水，是那種飄過來一下又沒了、你剛想聞清楚就不見了的香。我抬起頭。
柳如煙站在門口。穿著一件白色的連衣裙，領口綴著一圈細小的珠子，腰上繫了條細細的皮帶。頭髮披著，髮尾有一點自然的弧度。手裡拎著一隻小包，皮革亮晃晃的，上面印著幾個英文字母。她看著我，笑了一下。
“阮正君。”
她走進來，在我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小包放在膝蓋上，兩隻手交疊搭在包上。指甲塗著淺粉色的甲油，乾乾淨淨的。
“你怎麼來了。”
“找到工作了，路過東莞，順道看看你。”
她說話的時候眼睛看著我，嘴角彎著。不是幽幽那種雨停了之後雲縫裡漏出來一線光的彎法，是陽光底下浮塵飄著的那種彎法，淡淡的，不著力。我靠在椅背上，手不知道該往哪兒放。她看著我的臉，看了一會兒。
“你瘦了。”
“嗯。”
“氣色也不好。”
“嗯。”
她沒再問了。辦公室裡安靜下來，走廊裡有人推著輸液架經過，輪子碾在地磚上咯噔咯噔。她坐在那裡，白色的連衣裙，淺粉色的指甲，陽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她身上，把她頭髮照成一根一根的金線。
我帶她在東莞逛了逛。走過那家二十四小時便利店，走過早餐鋪子，走過那棵被颱風刮歪了又長回去的榕樹。她走在前面，步子不快不慢，帆布鞋踩在灰撲撲的人行道上。我在後面跟著，看著她頭髮在風裡飄。晚上吃的砂鍋粥，就是幽幽挑的那家。我們坐在同一張桌子，柳如煙坐在幽幽坐過的那個位置。粥端上來的時候熱氣撲了她一臉，她拿起勺子舀了一勺吹了吹送進嘴裡。
“還不錯。”她說。
我沒應。她吃了半碗，放下勺子，用紙巾擦了擦嘴角。紙巾上印著一個淺淺的口紅印，像一片落錯了地方的桃花瓣。
從砂鍋粥出來天已經黑了。東莞的夜晚大排檔的油煙機轟轟響，摩托車突突過去。她走在我旁邊，白色連衣裙的下襬在風裡晃。走到醫院門口的時候她停下來。
“我訂了酒店。”
“嗯。”
“明天一早走。”
“嗯。”
她看著我。路燈照在她臉上，把她睫毛的影子投在顴骨上。她看了我一會兒，嘴角彎了一下。
“你變了很多。”
我沒說話。
她伸出手，手指頭碰了碰我的手背，涼的。然後她把手收回去了，轉身走進路燈的光暈裡。白色連衣裙的背影越來越小，最後拐過街角，看不見了。
我站在醫院門口，路燈把我的影子投在地上。我從兜裡摸出一粒大白兔奶糖，剝開糖紙塞進嘴裡。甜味化開。
然後我看見了小陳。他站在醫院門口的傳達室旁邊，手裡拿著手機，螢幕亮著。看見我看他，他把手機往身後藏了藏，耳朵紅了。我沒說甚麼，轉身走進醫院。
照片是第二天發出去的。
我不知道小陳拍了幾張，不知道他發給了誰，不知道照片裡柳如煙的白色連衣裙被路燈照成甚麼顏色。我知道的時候，幽幽的訊息已經躺在我手機裡了。
不是以前那種罵。以前她罵我，刀切蘿蔔一樣，咔嚓咔嚓，乾脆利落。我對著螢幕笑，把她的話抄在內科學的扉頁上。這次的罵不一樣。每一句都帶著刀，刀刃不是切蘿蔔的刀刃，是手術刀的刀刃。劃開面板，劃開脂肪，劃到骨頭。冷冰冰的，精準的，一刀一刀剮。
“阮正君。我以為你至少會難過一陣子。”
“我畫那張畫的時候，手在抖。你知道嗎。”
“你老婆，你那個前女友，你到底有幾個女人。”
“算了。你也沒騙我。你從來沒說過你只有我一個。我以為我是你的胡來的終結，是我自己傻，我當初真應該報警。”
句號。句號。句號。每一個句號都像縫□□的針腳，整整齊齊，一絲不茍。她把那層灰色的殼敲開一條縫，露出來給我看的東西，現在她收回去了。殼合上了，比之前更厚，更灰。
我打了很多字。打了又刪，刪了又打。最後發過去的是六個字。“你又不回來了！”
訊息發出去了。沒有回覆。狀態從線上變成了離開，又變成了灰色。我把手機放在桌上，螢幕朝上。螢幕黑了，我按亮。又黑了，又按亮。沒有回覆。
那天晚上我坐在辦公室裡，沒有開燈。窗外的東莞，大排檔的油煙機轟轟響，摩托車突突過去。白大褂胸口的口袋裡，那張塗鴉疊得方方正正，紙的邊角硌著肉。我把那張紙掏出來，展平，對著窗外漏進來的路燈光看。燈光把紙照得透亮，她畫的那些線條一根一根浮在光裡。我把紙重新疊好，放回口袋。貼著心臟的位置。
王昭榮是接著柳如煙來的，前後腳。
她來的時候柳如煙剛走。走了一天了，酒店退了房，白色連衣裙的背影消失在車站入口。王昭榮站在醫院門口，穿著一件碎花長袖，下面一條黑色的七分褲，手裡拎著一隻帆布包。頭髮剪短了，剛到肩膀，髮尾往裡扣著。耳垂上戴著那對銀耳環，跟鐲子配成一套的。她看見我從門診樓出來，嘴動了動，沒發出聲。
我走到她面前。
“你怎麼來了。”
“來看你。”
她說話的時候眼睛看著我。不深不淺，跟她在家裡端著熱水壺往我媽杯子裡續水的時候一樣。我接過她手裡的包。不重。
我帶她去宿舍。她走進去，目光在房間裡掃了一遍。架子床、書桌、椅子、衣櫃。書桌上放著那本翻爛了的《內科學》，旁邊是一袋拆開的大白兔奶糖。她的目光在那袋糖上停了一下，然後移開了。
“住幾天。”我說。
她把包放在床腳，就是幽幽放過運動包的那個位置。地板上那圈淡淡的印子還在。她把包放上去，印子被蓋住了。
“住幾天。”她說。
那天晚上她睡床上，我睡地板。涼蓆鋪在地上，硬邦邦的，硌著脊樑骨。窗外的月光照進來，照在床單上。床單是新換的，洗過很多遍，上面甚麼痕跡都沒有了。她側躺在床上，背對著我。碎花短袖的下襬縮上去一點，露出一截後腰。
“正君。”她的聲音悶在枕頭裡。
“嗯。”
“你是不是有事瞞著我。”
月光把她後腦勺的頭髮照得發白。她的呼吸很輕，胸口在碎花布料底下一上一下。我側過身，面朝牆壁。牆壁上那片水漬還在，黃黃的，像一張模糊的臉。
“沒有。”
她不說話了。月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她後背上。碎花布料上的那些小花，一朵一朵的，在月光裡安安靜靜地開著。如我們的第一次那晚。很多年以後我還會記得這個畫面嗎？還是隻記得一個洞，洞上面長了草，我繞開走，不再掉進去。
我閉上眼睛。白大褂掛在門後面，胸口的口袋裡，那張塗鴉貼著牆壁。紙的邊角硌著布料，像一粒化不開的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