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第二章
我後來再也沒遇到過像那樣一場落雨。梅雨季的潮氣從弄堂的青磚縫裡滲出來，裹著老牆皮剝落的灰塵味，纏在腳踝上，像誰不肯放的手。那時候我們總在傍晚偷跑出去，買五毛一根的冰棒，紙包裝浸了糖水，黏糊糊沾在手心，你咬一口我咬一口，冰碴子順著喉嚨涼下去，連年輕的煩惱都跟著化了半截。
你總說要攢錢去看海，說要把我們的故事寫在碎貝殼上，扔去洋流裡，讓百年後的人撈起來，還能聞見我們身上年輕的皂角香。我那時候靠著你的腳踏車後座，數你背後衣料洗得發白的格子，風把你的校服衣角吹得鼓鼓的，像一隻要飛的鳥。我沒告訴你，我哪裡都不想去，我就想停在這一刻，這條路永遠不要走到底，紅燈永遠不要變綠，我們永遠不要走到說再見的渡口。
後來真的再見，是在葬禮上。你媽媽把你常年帶的銀鐲子塞到我手裡，鐲子內側還留著你蹭上去的、我半乾的圓珠筆印，是那天我趁你睡覺，偷偷刻了你名字的首字母。溫度早已經沒了，涼得像一塊剛從冰窖裡撈出來的水，我攥在手裡，攥得指節都發疼，也沒暖熱。
弔唁的人來了又走，白菊的香氣漫得滿屋子都是，壓過了所有我記憶裡的味道——冰棒的甜，你髮梢的肥皂香，弄堂口梧桐樹的青腥氣。我站在角落裡，看著相框裡你笑的樣子，還是十七歲的眉眼，嘴角翹得剛剛好，像下一秒就要轉過來跟我說，走啊，我們去買冰棒。
人們總說時間是最厲害的小偷，可它偷不走的是甚麼呢？是我每年梅雨季節都會犯的關節疼，是我洗手時總下意識摸一摸手腕上那圈涼，是我走到老弄堂口，還會下意識停住腳，等著身後有人追上來，喊我的名字。原來那些沒有說出口的話，早就變成了骨血裡的東西，跟著我走了一年又一年，走得我頭髮都長出了零星的白，走得原來的弄堂拆了，原來的店沒了，原來我們擠著買冰棒的小賣部，變成了亮著刺眼燈光的奶茶店。
前幾天我終於去了你說過的那片海。風捲著浪打過來，打溼了我的褲腳，和當年梅雨季的潮氣一模一樣。我把那隻銀鐲子埋在了沙灘上，浪上來，帶走了細沙，也帶走了它。我站在那裡看了很久，突然想起你當年說的話，原來你早已經把我們的故事交給洋流了，我只是來赴一場遲了十幾年的約。
夕陽把海面燒得像一塊熔金，遠處歸帆是一個模糊的黑點，像誰掉在那裡的一滴淚。我摸了摸口袋，掏出半塊揣了很久的奶糖，糖紙早就磨得發皺，剝開的時候粘了一手的甜。我把糖丟進海里，看著它被浪捲走，突然就想起十七歲那個傍晚，你把咬了一半的冰棒遞到我嘴邊，說，你吃，這個甜。
原來所有的少年時，最終都只是一件洗舊了的粗布嫁衣，針腳裡縫著全是沒說出口的話，穿的人走了，留的人替他收在樟木箱裡，一年拿出來曬一回太陽，曬著曬著，就老了。風一吹，樟木的香漫出來，還是當年的樣子。
我後來才知道，人這一輩子，有一些印記是像梧桐根，扎進骨頭縫裡，你以為早挖走了，可一場風過，還是會有新芽從縫隙裡鑽出來。
那桶醃篤鮮我最終還是沒有送出去。從北方回來的火車上，我把保溫桶放在腳邊，蒸汽早歇了，餘溫順著皮鞋滲上來，涼得像一塊浸了雪的玉。車窗外的樹往後退，一棵接一棵，像十七歲那年往後退的整個青春，我靠在玻璃上，沒有哭，眼淚早已經在那棵梧桐樹下哭幹了，只餘一點溼意，凝在領口，像誰輕輕哈了一口氣，一直涼到心口。
回家之後我開始清理所有和他有關的東西。玻璃罐裡的星星，一張一張攤開在桌上，每一張都寫過細碎的話，“今天陳屹幫我講了數學題”“他今天牽了我的手”“他說要帶我考去南方”，紙角都被我摸得發毛，我把它們一張一張扔進垃圾桶，紙星散開，像一地碎了的星光，我看著它們，手指抖得系不上垃圾袋。那張鳶尾花明信片我沒有扔，夾回高中那本語文書的扉頁——就是當初我夾那枚找零鋼鏰的地方，紙頁已經黃了，鋼鏰早被我弄丟了，只剩明信片上淡藍色的花，和他十七歲歪歪扭扭的字，還和當初一樣。我把那本書塞進儲物箱最底層，像把一段歲月封進了棺材，蓋了板，上了鎖，以為這輩子都不會再開啟。
那枚銀項鍊我摘下來，放在首飾盒最角落，鏈條搭在一箇舊髮圈上，就是他第一次見我時，我撥開擋眼睛的碎髮用的那隻。後來我再也沒有戴過，洗澡的時候摸到鎖骨空空的，會愣神好幾秒，然後很快伸手關上水，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林西說我傻，為了一個男人把自己困這麼久，可她不知道，那十年不是困，是我人生裡一整塊浸潤了陽光的棉，抽走了，就剩下一個洞，風一吹，呼呼地響。
我聽了林西的話，去了上海，換了出版社的工作，見了她介紹的那個男人。他姓顧，做金融，穿熨得筆挺的襯衫，吃飯的時候會幫我拉椅子，記得我不吃香菜，求婚的時候拿了戒指，說邱瑩瑩，我給你安穩的家。我看著他溫和的眼睛，點了點頭，說，好。我們都不是十八歲了，都懂，安穩兩個字，是多少錢都買不來的福分，我耗過了最想要愛情的年紀，剩下的日子，就想要一粥一飯的妥帖。
婚禮定在十月，和我們第一次去看畫展的日子同月，梧桐葉黃得和十七歲那年一模一樣。婚前一週我回了老家整理嫁妝，翻那個舊儲物箱的時候，那本語文書自己滑了出來，明信片掉在地板上，我彎腰撿起來，指尖碰著那行“邱瑩瑩，今天很開心”，像碰著十幾年前那個少年溫熱的指尖，整個人都僵住了。就在這時候手機響了，陌生的北方區號，鈴聲在空落落的老房子裡響得嚇人，我接起來，那邊半天沒有聲音，只有呼吸聲，低低的，像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然後我聽見他說，瑩瑩。
我靠著書櫃滑坐在地上，後背抵著冰涼的木板，窗外的梧桐葉落下來，一片接一片打在玻璃上，沙沙響，和高二開學那天，風捲著梧桐葉掃過地面的聲音一模一樣。他說，瑩瑩，我知道你看見了。我爸那時候等著錢做手術，我走投無路，她爸爸能幫我填上那個窟窿，我沒有別的選擇。他說，我對不起你，我這五年，沒一天忘了你，我攢了一筆錢，你拿著，算是我補償你……
我聽著他的聲音，一點一點把這些年攢的眼淚都逼了上來，堵在喉嚨裡，咽不下去也吐不出來。我說陳屹，我不怪你。那時候我們都才二十出頭，你爸爸躺在病床上，我一個窮學生，我也拿不出幾十萬救命，換了我是你，我可能也做一樣的選擇。我說，我明天就要結婚了，錢你留著給孩子花吧，以後，我們別聯絡了。
掛了電話我哭了很久，從下午哭到天擦黑，把十幾年的委屈，十幾年的喜歡，都哭完了。十年啊，從十七歲到二十七歲，一個女孩最好的十年，像一捧水，我從十七歲就捧在手裡，緊攥著不肯放，最終還是從指縫漏光了，只剩一手涼。哭完了我把明信片放回書裡，重新塞回箱子底，洗了臉，對著鏡子抹了面霜，鏡子裡的女人，眉眼已經長開了，沒有了十七歲的慌張，連眼淚流過的痕跡都找不到，原來時間真的是一塊好橡皮，甚麼都能擦得乾淨。
婚禮那天我穿抹胸婚紗，鏡子裡的自己，鎖骨還是好看的，只是那地方早就空了，再也沒戴過那枚碎鑽銀鏈。挽著我爸的手走進禮堂的時候，紅地毯很長，顧遠站在盡頭，笑著朝我伸手，燈光落在他身上，暖乎乎的。我把手放進去的時候，餘光掃過門口，好像有個穿藏藍色夾克的影子，站在逆光裡，只露出一點輪廓，我眨了眨眼，再看就沒了，想來是太久的執念，生出的幻覺。那天的喜糖是我選的，珍珠奶茶味，和陳屹當年送給我的那杯一樣甜，只是吃在嘴裡，早已經不是當年的味道。
婚後的日子過得像一杯溫白開，不燙，不涼，剛剛好。顧遠確實是個好丈夫，工資卡交我保管，下班回家會幫我帶菜，我生女兒的時候他守在產房外，哭的比我還厲害。日子一天一天過，我學著給女兒扎辮子，學著做糖醋魚，週末和林西去喝下午茶，她誇我越來越有福氣，說你看，當初那點破事，不都過去了嗎。我笑著點頭，說對啊，都過去了。只是偶爾，夜裡女兒睡熟了，我起來關陽臺的窗，風裹著桂花香吹進來，我會突然想起，多年前那個夏天，鼓浪嶼的青旅陽臺，陳屹抱著我說，以後我們買一棟靠海的房子，給你放一牆的書，再放一架鋼琴。
我那時候說，我不要房子，我就要和你在一起。那時候的話，真輕啊，輕得像風，一吹就散了，可我偏偏記了這麼多年。
再見到陳屹，是女兒上小學那年，我爸高血壓犯了，我帶他回老家住院。繳費大廳人擠人，我抱著女兒的外套，低頭數繳費單上的錢，聽見有人叫我的名字，聲音低低的，和從前一樣。我抬頭，就看見他站在對面，隔著攢動的人頭，我幾乎認不出他了——他比從前胖了一圈，肚子凸起來，發線往後退了一大塊，穿洗得發皺的藏藍色夾克，袖口沾了一點醬油漬，身邊站著個半大的男孩，眉眼挺鼻樑，真像他，像極了十七歲站在梧桐樹下的那個少年。
兩個人就站在那裡，笑了笑，像所有久別重逢的舊朋友，客氣，疏離，連尷尬都淡得像一層煙。他說你爸爸不舒服？我說是，高血壓，住兩天觀察。你呢？他說我爸老毛病，每年都來複查。然後他推了推身邊的男孩，說叫阿姨，男孩脆生生地叫，我摸了摸口袋，剛好有女兒愛吃的水果糖，掏出來遞給他，他笑著接了，說謝謝阿姨。就在這時候他的電話響了，他接起來，應了兩聲，說知道了我馬上過來，掛了電話就對我說，我老婆催我了，那瑩瑩，我先走了。我點頭，說好，再見。
他轉身走了，男孩蹦蹦跳跳跟在他後面，他走了幾步，突然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我站在原地，穿米白色的風衣，頭髮挽了個低髻，露出光潔的額頭，我不知道他看見的，是現在的我，還是十七歲那個齊肩碎髮、髮梢卷著彎，紅著臉說沒關係的小姑娘。他就看了那麼一眼，很快轉回頭，手搭在男孩肩膀上，慢慢消失在人潮裡。
女兒拉了拉我的手，仰著小臉問我，媽媽，那個叔叔是誰呀。我摸了摸她的頭，柔軟的頭髮蹭在我手心，暖得發燙，我說，是媽媽年輕時候，認識的一個老朋友。
那天下午我安頓好我爸，一個人騎車回了老高中。校門翻修過，原來的老教學樓拆了，蓋了玻璃幕牆的新綜合樓，連操場都鋪了新的塑膠跑道，只有門口那幾棵老梧桐還站在那裡，枝幹粗得要兩個人合抱，葉子黃了，落了一地，金黃金黃的，和我十七歲那年踩過的落葉一模一樣。我停下來蹲在地上，翻了半天，撿了一片形狀最好看的，放進包裡。風從校門吹進來，掀動我的風衣衣角，帶著梧桐葉乾燥的香，我突然就想起好多事：想起元旦晚會上我彈《遇見》，他坐在第三排，眼睛亮得裝了整個舞臺的星光；想起環城河邊的火燒雲，他抱著我，下巴抵著我的發頂，說我喜歡你快半年了；想起火車站臺，他揮著手，背影消失在檢票口，我站在原地，眼淚把羽絨服領子泡得發沉；想起那個冬天，我站在單元樓門口的梧桐樹下，保溫桶裡的醃篤鮮一點點涼下去，我蹲在地上，哭到看不見路。
原來我都記得。我以為我忘了，我把那些日子封進箱子底，扔進記憶深處，可它們從來都沒走，像一罈埋在梧桐樹下的酒，日子越久，香味越濃，只是我再也不敢開啟，一開啟，就要醉得回不了神。
天慢慢黑下來，路燈亮了，橘黃色的光落在落葉上，我起身往回走，口袋裡揣著那片梧桐葉，旁邊就是女兒早上給我折的紙星星，她放在我口袋裡，說媽媽給你吃星星糖，硬硬的，小小的，隔著布料蹭著我的腿，暖得很。
我這一輩子，最乾淨最滾燙的十年，都給了那個叫陳屹的少年。後來我把我的餘生，給了我的丈夫，給了我的女兒，給了這一鍋一碗安穩的煙火。沒有人會永遠停在十七歲，也沒有人會永遠站在原地等一個不會回來的人。就像那件織了一半的春衫，織到線斷了，就只能停在那裡，留在回憶裡，永遠是十七歲那年，最漂亮的模樣。
早就該乾的春衫，其實早溼了，從十七歲那個夏天，他指尖蹭過我手背的那一刻起，就溼了，溼了一輩子，到現在，還留著一點潮意，風一吹，還是會冷，還是會想起那年，陽光正好，他穿洗得發白的藍白校服，彎著腰幫我撿書，陽光落在他發頂，連指尖都帶著曬過太陽的溫度，燙得我心跳，燙了我，整整一個曾經。
那桶未寄的醃篤鮮，早就壞了，可那個味道，我記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