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夏爾來找詹姆斯。

不是在辦公室，而是在城外的一處訓練場。紅軍的一個連隊正在進行攻防演練，夏爾帶著幾個參謀在土坡上觀察。

“詹姆斯教授，”夏爾開門見山，“您在帝都待得久，熟悉城防佈局。我們想請教：如果我們要進攻帝都，從哪裡突破最合適？哪裡是防禦薄弱點？哪裡是後勤要害？”

詹姆斯愣住了。他沒想到會問這個。

他仔細回憶，結合自己在聖約翰大學教書時的觀察、地下工作時的情報，慢慢分析：帝都城牆的弱點不在高度，在幾個年久失修的段落；護城河在東南角有一段淤塞；城內的糧倉和軍火庫分佈；還有最重要的——駐軍派系之間的矛盾，哪些部隊可能消極抵抗，哪些會死戰。

夏爾聽得很認真，讓參謀一一記錄。

“這些都是我被捕前的情報了。”詹姆斯最後說，“現在可能變了。”

“參考價值很大。”夏爾點頭，“戰爭不只是槍炮，是人心。知道哪裡能打，哪裡該繞，哪裡可以爭取，這很重要。”

他看著訓練場上衝鋒的戰士，忽然說：“教授，您覺得我們的戰士怎麼樣？”

詹姆斯望過去。那些戰士年紀都不大，許多還是農民模樣，但衝鋒時有種不顧一切的狠勁。動作不算標準，但實用。

“很勇敢。”他說。

“光勇敢不夠。”夏爾說，“要知道為甚麼勇敢。前天，一個剛參軍兩個月的小戰士在訓練時問我：‘營長，咱們打紐曼死了四十多個兄弟，值不值？’”

“你怎麼回答？”

“我沒回答。我讓他去問紐曼的市民。”夏爾說，“昨天他回來，眼睛紅紅的，說有個老太太把省下來的半塊餅硬塞給他，說‘孩子，吃飽了，給我兒子報仇’。她兒子被格羅夫拉去修城牆，累死的。”

夏爾轉過頭，看著詹姆斯：

“教授，您講理論，講階級，講歷史必然性。那些都對。但對這些戰士來說，最直接的道理是：我在保衛給我分土地的人，給我妹妹看病的人，讓我爹媽能吃上飽飯的人。這個道理，比甚麼主義都管用。”

最後，詹姆斯再次見到維克多。

這次是在理論研究室——一間騰出來的教室，牆上掛滿了地圖、圖表，桌上堆著書籍、檔案、手稿。有幾個人正在工作，其中一個詹姆斯認識：拉里，那個曾經在蘇維埃政權時期負責理論工作的同志，現在瘦了很多，但眼神專注。

“詹姆斯同志，”維克多遞給他一份檔案，“這是你的任命書。理論研究室特別顧問，主要負責三項工作。”

詹姆斯接過。油印的紙張，文字簡潔。

“第一，整理帕瑟堡世界無產階級代表大會的全部文獻、記錄、決議。編成冊，做註釋，作為幹部學習材料。”

“第二，編寫《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問題》教材。根據地現在有弗拉維亞人、卡森迪亞戰俘、阿非麗亞流亡者，未來還會有更多。我們要回答：國際主義是甚麼？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無產階級革命是甚麼關係？”

“第三，”維克多頓了頓，“參與新憲法草案的討論。我們正在起草《葛培省蘇維埃暫行組織法》，這是未來國家憲法的雛形。你的法學背景和理論視野，很重要。”

詹姆斯看著任命書，又看看維克多：“你……不擔心我的疑慮？”

“甚麼疑慮？”

“土地分配的公平性？官僚主義的預防？黨的純潔性？”詹姆斯把這些天盤旋在腦中的問題一股腦倒出來，“我看到了很多好的東西，但也看到了問題。糧食摻假，舊人員留用，農民中還有觀望甚至不滿……這些怎麼解決？”

維克多笑了。不是嘲笑，是一種坦然的、甚至有些欣慰的笑。

“詹姆斯同志，如果你來了三天，就對我說‘這裡一切都好，完美無缺’，我反而要擔心。”他說，“你看到問題，說明你在思考。而根據地的意義，就在於它不是一個完美的烏托邦，而是一個實驗室——在這裡，我們嘗試解決你提出的每一個問題。”

他走到牆邊，指著上面一張手繪的圖表：“看這個。這是芒克村土改後的土地分佈變化。不是平均分配，是按人口、勞力、原有土地情況綜合分配的。有爭議嗎？有。解決了嗎？正在解決，透過村民大會、評議小組、上訴機制。”

又指向另一份檔案：“這是《蘇維埃工作人員行為準則》草案。裡面規定了幹部待遇不得高於熟練工人，必須定期參加勞動，接受群眾評議。還設立了監察委員會。能完全杜絕官僚主義嗎？不能。但至少有了制約的框架。”

他轉過身，看著詹姆斯：

“你說黨的純潔性。我問你：甚麼是純潔？是隻有工人才能入黨？那農民呢？農民占人口大多數，把他們排除在外，黨就純潔了，但也孤立了。是把所有有舊社會經歷的人都清除？那誰來做事？誰來教會我們的人做事？”

維克多的聲音很平靜，但每個字都像錘子敲在心上：

“純潔不是在真空裡保持的，是在鬥爭中淬鍊的。農民入黨，會把小農意識帶進來，怎麼辦？用思想教育，用集體實踐，讓他們在保衛土地、建設合作社的過程中，一點點理解階級和集體。舊人員留用，會把舊作風帶進來，怎麼辦？用制度約束，用群眾監督，讓他們要麼改造，要麼被淘汰。”

他走到詹姆斯面前：

“詹姆斯同志，你從帝都來，從理論中來。我們在這裡，從泥土中來。你有疑問，太好了。把你的疑問寫下來，拿出來討論，拿到農民大會上去辯論，拿到工廠車間裡去驗證。理論如果不在實踐中呼吸，就會在書架上窒息。”

詹姆斯沉默了。他想起老斯塔克的小本子，想起安娜說的“工廠的主人”，想起夏爾說的“保衛給我分土地的人”。

他忽然意識到，自己過去三年在帝都的地下工作、理論研究、甚至牢獄之災，都像是在準備一場考試。而現在，他走進了考場。考題不是寫在紙上的，是寫在這片土地上的，寫在每一個農民的皺紋裡，每一個工人的油汙裡，每一個戰士的傷口裡。

“我接受任命。”他說，聲音有些沙啞，“但有個條件。”

“說。”

“我要去基層。不是參觀，是工作。去一個村子，參與一次土改評議；去一個工廠，跟一次生產班次；去一個連隊，參加一次政治學習。”詹姆斯抬起頭，“理論要從實踐中來。我先去實踐。”

維克多看了他幾秒，然後伸出手：

“歡迎加入，詹姆斯同志。”

握手時，詹姆斯感覺到對方手掌上的老繭。那是勞動和握槍留下的痕跡。

而他自己，掌心柔軟，只有握筆留下的薄繭。

這讓他有些慚愧，但也更堅定。

離開研究室時，天色已晚。詹姆斯走到院子裡，看見幾個年輕人在月光下圍坐，中間有人用炭筆在小黑板上寫著甚麼，其他人低聲討論。他走近些，聽見他們在討論“剩餘價值在農業中的表現”。

其中一個年輕人抬起頭，看見他，笑了：“教授！來一起討論啊！我們卡住了，搞不清地租和剩餘價值的關係……”

詹姆斯走過去，接過炭筆。

夜風吹過，帶來遠處食堂炊煙的香氣和隱約的歌聲——是有人在教唱《國際歌》，聲音參差不齊，但很認真。

他深吸一口氣，開始在小黑板上寫公式，畫圖表，用最樸素的例子解釋那些複雜的概念。

而在他身後，理論研究室的燈光亮著。維克多站在窗前，看著這一幕，臉上浮現出淡淡的笑意。

火種需要燃料，也需要氧氣。

而思想和實踐的結合，就是那口讓火焰持續燃燒的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