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霍華德是在抵達石鴉鎮的第三天，才真正意識到自己來到了一個怎樣的地方。

前兩天的記憶是破碎的：穿越封鎖線時深夜的急行，佩平（負責護送的戰士）壓低聲音的“快走”，阿列克謝在後衛位置緊張的張望，還有自己肺部火燒般的疼痛——在帝都黑石審訊所落下的病根，三個月的監禁和刑訊讓這個年輕的教授身體垮了大半。

他是被擔架抬進石鴉鎮的。昏迷，高燒，囈語。醒來時，首先聞到的是草藥和消毒劑混合的氣味，然後看見一個穿著白大褂、面容疲憊的女醫生正在給他換藥。

“我在……哪裡？”

“石鴉鎮，野戰醫院。”女醫生的聲音很平靜，“你安全了，詹姆斯同志。”

同志。這個詞讓他愣了愣。在帝都的地下工作中，他們彼此稱呼“同志”時總帶著一種秘密的莊嚴，像在黑暗中傳遞火種。而在這裡，這個詞被如此自然地說出來，就像說“先生”或“教授”一樣平常。

第二天，他能坐起來了。護士——一個臉上有雀斑的年輕姑娘——給他端來一碗小米粥和一塊烤土豆。他吃著，聽著窗外的聲音：遠處隱約的操練口號，近處有人在大聲讀報，孩子們跑過時的笑聲。

“這裡……不怕敵人襲擊嗎？”他忍不住問護士。

護士笑了：“怕啊。所以才有民兵，才有哨卡。但日子總要過嘛。”

第三天，醫生允許他下床走走。凱特和阿列克謝來接他——兩人都換了裝束，凱特穿上了灰布軍裝，雖然不太合身，但腰板挺直；阿列克謝還是那身破舊外套，但洗得很乾淨。

“教授，維克多同志想見你。”凱特說，“在紐曼城。”

“紐曼……解放了？”

“三天前。”阿列克謝的臉上有種詹姆斯從未見過的光彩，“格羅夫死了。現在整個葛培省南部，都是我們的了。”

去紐曼的路是坐馬車走的。路上，詹姆斯看見了他終生難忘的景象。

田野裡，農民正在秋收。不是零散的佃戶在老爺的土地上勞作，而是成群結隊的人，男女老少都有，一起收割、捆紮、搬運。田埂上插著簡陋的木牌，上面寫著“芒克村第三生產隊”“橡樹村集體農莊試點”。有人在地頭休息，一個年輕人站在土堆上，手裡拿著小本子，大聲念著甚麼，周圍的人在聽，偶爾插話。

“他們在幹甚麼？”詹姆斯問。

“學習。”車伕——一個缺了顆門牙的老兵——頭也不回地說，“識字班。農閒時學識字，農忙時地頭學。今天大概在學《土地改革法令》。”

“農民……願意學？”

“開始不願意，覺得耽誤幹活。”老兵笑了，“後來發現，識字了，能看懂地契了，能算清楚自己該分多少糧了，就願意了。”

馬車經過一個村莊。村口空地上，十幾個年輕人——有男有女——正在練習佇列。沒有統一制服，武器也五花八門：老式步槍、獵槍、甚至還有綁著刺刀的長矛。但他們的動作很認真，一個一條腿有點跛的中年人在前面喊口令。

“那是民兵。”凱特解釋，“每個村都有。農時務農，閒時訓練。敵人來了，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掩護鄉親們撤退。”

詹姆斯沉默了。他望著窗外，那些在田裡勞作的人，那些在空地上訓練的人，那些圍在一起學習的人。這和他想象的不一樣。他想象中的根據地，應該是軍營般的嚴整，或者苦修般的清貧。但這裡……有一種蓬勃的、粗糙的生命力，像野草在石縫裡瘋長。

抵達紐曼城時已是傍晚。城牆上的彈痕還新鮮，街道兩旁有燒燬的建築，工人們在清理廢墟。但合作社門前的隊伍井然有序，公共食堂飄出炊煙，幾個孩子在剛豎起的黑板前，跟著一個女教師學寫“蘇維埃”三個字。

詹姆斯被帶到原總督府——現在門口掛著“革命委員會”的牌子。在一間簡樸的辦公室裡，他見到了維克多·艾倫。

沒有客套。維克多起身和他握手，力道很大：“詹姆斯同志，一路辛苦了。身體怎麼樣？”

“還能工作。”詹姆斯說。這是真話。看到這一切，他感覺有甚麼東西在胸腔裡甦醒，壓過了病痛。

“那就好。”維克多示意他坐下，“我需要你的頭腦。”

接下來三天，詹姆斯在安娜的陪同下，開始系統地瞭解根據地。

第一天，安娜帶他參觀兵工廠。

不是想象中的大工廠，而是由幾家合併的作坊改造的。車間裡光線昏暗，機器老舊，工人們滿手油汙。但安娜指著一條正在運轉的生產線說：“那是‘自力更生一號線’，子彈生產線。兩個月前，我們連底火都造不出來，被封鎖卡死了。”

她詳細講了彼得羅維奇和工人們如何試驗了二十七種配方，如何在爆炸事故後轉向“土法底火”，如何用馬車彈簧鋼和硫磺塗層造出了能用的替代品。

“現在良品率只有七成，啞火率百分之五。”安娜說得很平靜，“但至少，槍裡有子彈了。”

詹姆斯看著那些工人。他們休息時，會湊在一起看牆上的黑板——上面寫著生產指標、質量分析，還有一塊“技術革新建議欄”，貼著工人們自己畫的草圖、寫的想法。

“他們……提建議？”詹姆斯問。

“為甚麼不？”安娜反問，“機器是他們操作的，問題他們最先發現。上個月，一個老鉗工改進了彈殼修復的夾具，讓效率提高了三成。委員會給了他二十銀馬克的獎勵，還把他的名字寫進了《技術革新光榮冊》。”

她頓了頓：“詹姆斯同志，你說無產階級掌握生產，是甚麼意思？不是把工廠從資本家手裡搶過來，換個廠長就完了。是要讓每一個工人，都覺得自己是工廠的主人，願意為它動腦筋、想辦法。”

第二天，他們去了芒克村。

老斯塔克正在組織秋糧入庫。糧倉前，農民們推著小車，把曬乾的麥子運來，過秤，登記，入庫。每輛車上都插著小木牌，寫著“某某家，自留地”“第三生產隊，集體田”。

詹姆斯注意到，稱重時，執秤的是個年輕農民，旁邊站著個老漢監督，還有個識字的人在記賬。三方互相看著，沒人能做手腳。

休息時，老斯塔克蹲在田埂上，捲了根土煙，給詹姆斯講了渠水爭端的故事。

“勞倫斯老爺的人把閘門扳過去，想卡死我們下游的麥子。”老人的眼睛在煙霧後眯著，“要擱以前，我們就認了。忍唄，還能咋的？但這次不一樣。地是自己的了，麥子是自己一滴汗一滴汗種出來的，憑甚麼讓他卡脖子？”

他講了如何組織人去講理，如何爭取對方陣營裡窮苦出身的家丁，最後維克多如何趕到，定下了“灌漿麥田優先”的臨時辦法。

“後來我們村開了會，把這事寫成了材料。”老斯塔克從懷裡掏出個小本子，翻開——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記錄著事件經過、處理方法、經驗教訓。“別的村子有類似的事，就拿去看看。這叫……哦對，‘典型案例學習’。”

詹姆斯接過本子。紙質粗糙，字跡潦草，有些字還是用符號代替的。但內容條理清晰：時間、地點、涉及人員、矛盾焦點、解決方法、效果評估。最後還有一行字：“啟示：鬥爭要講策略，要爭取大多數，要立足於保衛勞動果實。”

這不像農民寫的東西。這像……一份社會調查報告。

“您自己寫的？”詹姆斯問。

“我口述，村裡識字的小子記錄，大家一塊兒改。”老斯塔克笑了，“改了五遍呢。開頭寫得像告狀信，後來維克多同志說，要把道理寫清楚，讓別人看了能學到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