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時刻，石鴉鎮南街的“紅星合作社”裡，科瓦奇正在清點今天的營業額。

合作社是蘇維埃政權成立後新建的集體商店，主要經營糧食、布匹、鹽、煤油等基本生活物資，價格由政府統一定價，憑居民的“配給簿”購買。科瓦奇原本在鎮上開雜貨鋪，蘇維埃來了之後主動交出店鋪，被安排到合作社當經理。

賬本上的數字讓他眉頭緊鎖。

鹽的庫存只剩最後三袋——每袋五十斤，按現在的配給速度，最多撐十天。煤油更糟，庫存見底，今天已經有兩個大娘因為沒打到油而抱怨。鐵鍋、犁鏵、鐮刀這些鐵器，根本就沒貨。

更讓他心煩的是物價。合作社的鹽價是政府補貼價，一斤只要兩個銅板。但黑市上——那些從敵佔區偷偷運貨進來的行商——鹽價已經漲到八個銅板，還供不應求。今天下午就有人偷偷找他，說願意以每斤六個銅板的價格“收購”合作社的鹽，有多少要多少。

科瓦奇拒絕了。他知道這是投機倒把，抓住了要坐牢。

但他心裡那桿秤，卻止不住地搖晃。

革命前，他的雜貨鋪生意不錯，雖然要應付稅吏和黑幫的勒索，但至少能賺到錢，能讓老婆孩子吃飽穿暖。現在呢？合作社經理一個月領固定工資，二十個銀馬克，聽起來不少，但物價在漲，而且有錢也買不到東西——鹽要配給，煤油要配給，連布都要憑票。

昨天老婆還唸叨，孩子去年的冬衣已經短了一截，想買點新布做衣服，但布票早就用完了。科瓦奇託人打聽黑市布價，一尺粗布要十二個銅板，是合作社價格的三倍。

“這革命……甚麼時候才能讓我們這些做小生意的好過點？”他對著賬本低聲嘟囔。

門被推開，一個穿著粗布衣服、揹著行囊的中年男人走進來。那人滿臉風塵，但笑容很和氣：“掌櫃的，打攪了。我是從北邊來的行商，路過咱們石鴉鎮，想打聽點事兒。”

科瓦奇抬起頭：“甚麼事？”

“我聽說咱們根據地辦得好，想運點鹽過來賣。”男人從懷裡掏出一個小布袋，倒在櫃檯上——是雪白的精鹽，顆粒均勻，在油燈下閃著光，“您瞧瞧這成色。我在北邊有關係，能搞到貨。就是不知道……咱們這邊讓不讓私人買賣？”

科瓦奇看著那些鹽，喉結動了動。合作社的鹽是粗鹽，雜質多，還有苦味。這精鹽……他伸手捏了一小撮，在舌尖嚐了嚐，鹹而純，沒有異味。

“私人買賣不行。”他收回手，“所有重要物資都是統購統銷。你這鹽……哪來的？”

“雙鷹帝國過來的。”男人壓低聲音，“走海運，到北邊港口，再用人背馬馱運進來。不容易啊，路上卡森迪亞的巡邏隊查得嚴，十袋裡能運進三袋就不錯了。”

他把鹽收回去，但留了一小包在櫃檯上：“掌櫃的，這點您留著用。我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就想交個朋友。以後要是有啥需要——鹽、煤油、鐵器，甚至……藥品，我或許都能想辦法。”

男人走了，留下那包精鹽和一張寫著一個客棧地址的字條。

科瓦奇盯著那包鹽，心裡那桿秤搖晃得更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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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後，石鴉鎮內務部。

瑪麗坐在辦公桌前，面前攤開著三份報告。一份是兵工廠的物資消耗清單，一份是合作社的配給資料，還有一份是各地農會上報的秋收預產統計。

她拿起紅筆，在幾個數字上畫了圈。

第一個異常：過去兩週，根據地周邊五個縣的糧價平均上漲了百分之三十。按常理，秋收在即，糧價應該穩中有降。

第二個異常：鹽的配給消耗速度比預期快百分之十五。理論上，每人每月的配給量是固定的，就算有少量損耗，也不該差這麼多。

第三個異常：最近一週，內務部在邊界哨卡查獲了四起走私案，全是試圖運鹽出根據地的。這很奇怪——根據地缺鹽，應該是往裡運，怎麼有人往外運？

瑪麗叫來助手：“調最近一個月所有進出根據地的行商登記記錄。特別是那些‘新面孔’，頻繁往來邊界地區的。”

她又拿起另一份報告——這是從紐曼城地下組織傳回來的情報片段，破譯後只有一句話：“帝都新策，以商制赤。”

以商制赤？

瑪麗走到牆上的大地圖前，目光在根據地的邊界線上移動。土地改革讓農民得到了土地，工廠復工讓工人有了工作，但根據地有一個致命的弱點——物資匱乏。工業化程度低，礦產資源少，特別是鹽、煤油、藥品、金屬這些戰略物資，幾乎完全依賴外部輸入。

以前是透過走私渠道，從雙鷹帝國或卡森迪亞的同情者那裡搞。但最近這些渠道一條條被卡斷，顯然是有人下了功夫。

如果敵人改變策略，不再強攻，而是用經濟手段……

她想起維克多常說的一句話：“軍事上的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但思想上的堡壘，往往是從飯桌開始崩塌的。”

人不能不吃鹽。

人不能不點燈。

人不能不治病。

如果鹽價飛漲，如果煤油斷供，如果孩子生病沒藥……那些剛剛分到土地的農民，那些剛剛復工的工人，還會那麼堅定嗎？

瑪麗回到桌前，開始起草一份緊急報告。標題是：《關於當前經濟形勢下可能出現的內部安全隱患及應對建議》。

她寫得很慢，每寫一段都要停下來思考。這不是抓幾個特務那麼簡單，這是一種全新的、更隱蔽的鬥爭形式。敵人不再用刺刀說話，而是用鹽和鐵的價格說話。

寫到一半時，助手送來了行商登記記錄。瑪麗快速翻閱，目光停在幾個名字上——都是最近一個月才出現，頻繁往來於根據地與周邊白區，經營的“商品”五花八門，但共同點是：都能搞到根據地緊缺的物資。

其中一個名字被她用紅筆圈了起來：謝爾蓋·伊萬諾夫。登記職業：行商。最近一次入境：三天前。攜帶貨物：食鹽五十斤，煤油四桶，鐵器若干。

這個謝爾蓋，三天前在紅星合作社出現過。

瑪麗合上記錄，看向窗外。夜幕降臨，石鴉鎮的燈火陸續亮起。那些光裡，有工廠夜班的爐火，有學校夜校的煤油燈，有普通人家為省油而早早熄滅的黑暗。

在這片剛剛點燃的光明中，黑暗正以另一種形式滲透進來。

不是刀槍，是鹽。

不是鮮血，是價格。

不是戰場，是人心。

瑪麗拿起電話：“接維克多主席辦公室。對，現在。我有重要情況彙報。”

電話接通前，她最後看了一眼地圖上那片紅色的區域。那片土地正在迎來第一個屬於自己的秋天，正在收穫第一季屬於自己的糧食。

但敵人不會讓它安安穩穩地收穫。

新的戰爭，已經開始。

而這場戰爭的第一槍，或許就響在某個農民因為買不起鹽而抱怨的夜晚，響在某個幹部看著黑市價格而動搖的瞬間，響在“革命”與“生計”之間那條細微卻致命的裂縫裡。

電話那頭傳來維克多的聲音。瑪麗深吸一口氣，開始彙報。

窗外的夜色更濃了。但在黑暗中，總有人醒著，總有人守著，總有人在計算鹽與鐵的價格背後，那場沒有硝煙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