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瑞東繼續說道：“港島社會內部覺醒：受過教育的新一代市民、有良知的專業人士、乃至部分警隊內部人員，對腐敗的容忍度降低，可能形成要求變革的呼聲。
潛在觸發點：一旦發生某起特別惡劣、影響特別巨大的貪腐醜聞，如高層警官外逃、涉及重大命案或鉅額資金；或港英政府出於某種戰略需要，如轉移其他社會矛盾、樹立“法治”形象以應對大陸方面的壓力等，，極有可能啟動針對警隊腐敗的強力整頓。
可能後果：屆時，作為整個港島腐敗網路“前臺”代表的探長集團，將首當其衝成為打擊和清算物件。其結局可能是大規模清洗、逮捕、外逃，引發警隊乃至香港社會一段時間的劇烈動盪和權力重組。
在報告最後，易瑞東謹慎地提出建議：建議分社以及國內上級對此趨勢保持關注，可適當蒐集和整理相關情報，預判其發展，並思考在可能的變局中，如何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爭取人心，以及應對可能出現的各種複雜局面。
他特別強調，此分析基於現有資訊推演，時間點不確定，但認為未雨綢繆、有所準備是必要的。
報告寫完後，他仔細檢查，確保所有分析都有資訊依據，措辭嚴謹，不涉及任何“預言”性質的字眼，完全是一份基於現實情報的、負責任的形勢研判報告。
然後，他按照程式，將報告呈交給了陳明主任，並說明此報告涉及對香港社會深層問題的分析，建議陳主任審閱後，如認為有必要，可轉呈梁威林社長。
陳明主任花了些時間仔細閱讀了報告。看完後，他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樑，看向易瑞東的目光帶著幾分讚許，也有幾分凝重。
“向東，你這篇報告，寫得很有見地，資料詳實，分析也透徹。能把看到的、聽到的，串起來想到這一層，不容易。”
陳明緩緩說道，“特別是關於內部矛盾和外部壓力的分析，很有道理。看來你這段時間，沒白在下面跑，也沒白看那些報紙。”
“主任過獎了，我只是把觀察到的情況綜合了一下。”易瑞東謙遜道。
陳明點點頭，但話鋒略微一轉：“不過……你最後這個關於‘可能觸發整頓’和‘潛在動盪’的推演，是不是……有點過了？眼下看來，雷洛那些人如日中天，港英政府也倚重他們維持‘秩序’。英國人為了穩定，短時間內恐怕不會輕易動他們。你這報告裡說的時間，可能是一兩年，也可能是五六年、十幾年，這跨度太大了。”
他頓了頓，語重心長地說：“向東，我知道你工作用心，想得遠是好事。但我們做情報和研究工作，既要大膽假設，也要小心求證，更要把握好彙報的‘度’。有些趨勢，我們心裡有數就行，寫成正式報告，尤其是這種帶有較強預測性質的，如果時機拿捏得不準，或者後來的發展與預測有較大出入，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關注，甚至質疑。”
易瑞東立刻明白了陳主任的意思。這份報告指出的問題雖然存在，但預測的“風暴”在當下看來似乎還遙不可及。
在體制內，過於“超前”的預警，有時未必會被視為有遠見，反而可能被看作不夠穩重，或者“杞人憂天”。
尤其是在當前內地政治運動頻繁的背景下，高層領導更關注的是眼前迫切的敵我鬥爭和香港的“維穩”，對於這種可能發生在若干年後的、屬於港英內部“刮骨療毒”性質的變化，重視程度自然不會太高。
“主任，我明白您的意思。這份報告，主要是將我觀察到的一些隱患和矛盾梳理出來，供領導參考。至於未來具體如何發展，當然要看實際情況。”易瑞東從善如流地說道。
“嗯，你能這樣想就好。”陳明滿意地點點頭，“報告我會看情況處理。裡面的很多觀察和分析，還是有價值的。你繼續按你的思路工作，保持敏銳，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是，主任。”易瑞東應道。
離開陳明辦公室，易瑞東心裡並無多少失望或不平。
他早已料到可能會是這種反應。歷史的慣性是巨大的，身處其中的人，很難跳出時代的侷限去看清遠方。只有他這個來自未來的“異數”，才能如此篤定地看到那場必將到來的廉政風暴。
梁社長最終是否能看到這份報告，或者看到後是否重視，對他而言，其實並不那麼重要。
他寫這份報告，更多是出於一種責任感和職業習慣，也是對自己這近一年工作思考的一次系統性梳理。將預警提交上去，他的責任就盡到了。至於組織如何判斷、何時準備，那是更高層面的決策。
他知道，歷史的車輪會按照既定的軌跡前進。
1974年，廉政公署會成立，四大探長的時代會終結。他現在要做的，不是強行去推動或改變這個程序，而是在這個程序中，更好地觀察、記錄、理解，並利用自己的先知優勢，在暗處為組織、也為像陳細九這樣可能被捲入漩渦的棋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或許能改變細微軌跡的準備。
回到自己的辦公桌，易瑞東望向窗外。陽光正好，皇后大道東上車水馬龍，一片繁榮景象。誰又能想到，這片繁華之下，正在滋長著終結一個時代的種子，而另一場滌盪汙濁的雨，正在遙遠的地平線上悄然積聚呢？
他收回目光，重新投入到那些瑣碎但必要的總務單據中。該做的，他已經做了。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易瑞東正在核對一批新到的辦公用品清單，分社傳達室的老王頭敲了敲門，探進半個身子，手裡拿著一個牛皮紙信封。
“易副科長，有你的信，國內來的，航空掛號。”老王頭笑眯眯地說。
易瑞東的心猛地一跳，立刻起身接過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