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4章：遭遇國際巨頭的專利圍剿
2007年1月，美國舊金山聯邦法院
清晨八點，厚厚的訴訟檔案被遞交至法院立案視窗。檔案封面赫然印著：“高通公司訴中國建國通訊技術有限公司專利侵權案”。這僅僅是開始。
九點，芝加哥，諾基亞美國公司同步提起訴訟，指控建國通訊侵犯其七項無線通訊基礎專利。
十點，紐約，蘋果公司正式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提交“337調查”申請，要求禁止建國互聯旗下所有“麒麟”系列智慧手機進入美國市場。
三起訴訟，三座城市，三小時之內。一場針對建國集團的全球專利圍剿，在2007年的第一個工作日，以教科書般的協同作戰方式拉開了序幕。
同日下午，香江建國集團總部
緊急董事會會議室的空氣凝固了。投影螢幕上，來自美國的三份訴訟檔案掃描件像三把懸在頭頂的利劍。七十二歲的李建國坐在主位，面色沉靜，但握著鋼筆的手指關節微微發白。
法務總監陳明的聲音帶著壓抑不住的顫抖：“……初步評估，高通訴訟涉及CDMA基礎專利12項，若敗訴，建國通訊所有3G裝置將無法在美國銷售，並可能面臨銷售額20%的賠償金，約……約8.5億美元。諾基亞訴訟涉及GSM/WCDMA核心專利7項，覆蓋範圍更廣。蘋果的337調查最致命，如果ITC釋出普遍排除令，‘麒麟’手機將徹底被擋在美國市場之外。”
會議室死一般寂靜。窗外維多利亞港的陽光燦爛，卻照不進室內分毫。
“他們選的時間很毒。”負責海外業務的副總裁周衛國聲音乾澀，“建國通訊港股上市剛滿三年，股價正處於歷史高點。建國互聯在納斯達克上市不到兩年，剛釋出超預期的季度財報。這個時候訴訟，就是要打垮投資者信心。”
張振華——建國通訊CEO，拳頭砸在桌上：“專利戰是假，市場戰是真！TD-SCDMA在國內剛商用，我們的基站裝置搶了愛立信、諾基亞30%的市場份額！麒麟K3手機在東南亞賣得好，觸動了蘋果和諾基亞的蛋糕！他們這是要掐死我們！”
“冷靜。”李建國終於開口，聲音不高，卻讓所有人都看了過來，“對方出招了，我們接招就是。但先要搞清楚——這三家是怎麼湊到一起的？”
會議室門被推開，風塵僕僕的婁曉娥走了進來。這位常駐矽谷的建國科技風投負責人，眼睛裡佈滿血絲，顯然是剛下飛機。
“舅舅，查清楚了。”婁曉娥將一份檔案放在桌上，“過去的三個月，高通的CEO、諾基亞的董事長、蘋果的喬布斯，在瑞士達沃斯、在夏威夷、在開曼群島，至少秘密會面了三次。牽頭的是高通——他們無法容忍我們的TD-SCDMA標準動搖其CDMA專利收費模式。諾基亞擔心我們在中國和新興市場侵蝕其份額。蘋果……喬布斯不能接受一箇中國作業系統的挑戰。”
她調出膝上型電腦裡的照片，是華爾街日報一篇報道的截圖：“看這句話——‘中國科技公司的崛起正在扭曲全球智慧財產權生態系統’。這是高通CEO上個月在國會聽證會上的原話。他們已經把這場商戰，包裝成了‘保衛智慧財產權’的道德戰爭。”
李建國盯著那句話，忽然笑了，笑聲裡透著冷意：“好一個‘扭曲生態系統’。他們壟斷的時候，就是自由市場；我們剛冒頭，就成了扭曲生態。雙標得很。”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對眾人：“我們建國集團，從四合院走到今天，甚麼陣仗沒見過？1958年有人想奪我家產年有人想把我打倒年有人說我在香江活不過三個月。每一次，我們都活下來了，而且活得更好。”
他轉過身，目光如炬：“這次也一樣。他們想用專利大棒把我們打回原形？那就讓他們試試。”
三天後，深圳，建國通訊研發中心
氣氛比香江總部更加凝重。實驗室裡，工程師們圍在巨大的專利分析圖前，螢幕上密密麻麻的專利號和權利要求像一張天羅地網。
“李董，情況比想象的更糟。”首席專利工程師王磊指著圖譜，“高通這次是下了死手。他們指控侵權的12項專利，不是普通專利，全是‘標準必要專利’。意思是——只要做3G通訊裝置，理論上就繞不開這些專利。以前他們靠授權賺錢，現在直接拿來當武器。”
李文博站在父親身邊，這位三十四歲的晶片事業部負責人臉色鐵青：“爸，更麻煩的是晶片。我們的‘玄武’系列晶片雖然自主架構，但基帶處理器裡的一些編碼演算法、訊號處理模組，可能……可能確實參考了高通早期的公開論文。”
“參考和侵權是兩回事。”李建國看著兒子，“你們當初做逆向工程的時候，法律風險評估怎麼做的？”
“我們避開了所有在有效期內的核心專利，用的是過期專利和公開技術。”李文博急聲解釋，“但問題是，高通的很多專利權利要求寫得極其寬泛。比如這項‘在行動通訊系統中實現軟切換的方法’，描述模糊到幾乎涵蓋所有切換方案。這就是專利地雷！”
張振華接話：“諾基亞也一樣。他們的專利很多來自收購，把貝爾實驗室、摩托羅拉的老專利重新包裝，權利要求範圍一擴再擴。國際專利官司，往往不是比誰更有理，是比誰請的律師更貴，誰能把官司拖得更久。”
李建國沉默地聽著。窗外，深圳高新科技園的樓群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這裡曾是他佈局未來的希望之地。此刻，卻彷彿成了被圍攻的孤城。
“我們的專利庫呢？”他問。
王磊調出資料：“建國通訊目前持有中國專利2135項，國際專利487項。其中與TD-SCDMA直接相關的核心專利89項，有一定防禦力。但和高通的1.3萬項全球專利相比……不在一個量級。”
“華為、中興他們呢？”
“聯絡過了。”張振華嘆氣，“他們也收到了律師函，現在是泥菩薩過江。任總（任正非）私下說，這是歐美巨頭對中國通訊產業的集體絞殺。他建議……暫時妥協，交專利費，換生存空間。”
“妥協？”李建國緩緩搖頭，“今天交3%，明天他們就敢要8%。專利費不是一次性代價，是永久抽血。通訊裝置淨利潤才多少？10%？15？交完專利費，我們還剩甚麼？給外國人打工？”
他走到實驗室中央，看著這些平均年齡不到三十歲的工程師們。這些年輕人，曾經為每一個技術突破歡呼，為每一次測試成功雀躍。此刻，他們眼中滿是不安和迷茫。
“我知道你們擔心。”李建國聲音沉穩，“擔心幾年的心血白費，擔心公司撐不下去，擔心自己的前途。但我請你們相信一件事——”
他提高聲音：“他們越是這樣瘋狂地圍剿，越證明我們做對了！證明TD-SCDMA打疼了他們！證明麒麟手機讓他們害怕了！如果他們輕輕鬆鬆就能打敗我們，何必三家聯手？何必動用核武器級別的專利訴訟？”
工程師們抬起頭，眼中重新有了光。
“王工，”李建國看向專利工程師，“我給你一週時間，做三件事：第一，逐條分析對方的專利權利要求，找到最薄弱的攻擊點；第二，梳理我們所有的專利，找出可以反訴他們的武器；第三，檢索全球範圍內的過期專利、公開技術，建立防禦證據庫。”
“是！”
“文博，”他轉向兒子，“晶片團隊從現在起進入‘戰時狀態’。重新審查每一行程式碼，每一個演算法模組。該重寫的重寫，該繞過的繞過。我要你在六個月內，拿出完全‘乾淨’的下一代基帶晶片設計。”
李文博咬牙：“六個月……太緊了。”
“我們沒有更多時間。”李建國拍拍他的肩，“你爺爺當年保護軋鋼廠，面對的是帶槍的敵特。今天我們面對的只是律師和檔案。如果這關都過不去，我們對不起前人。”
一週後，更壞的訊息接踵而至
先是歐洲專利局宣佈，啟動對建國通訊三項歐洲專利的無效審查程式——這是諾基亞推動的。
接著，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應高通請求，對建國通訊在日本的子公司發出臨時禁售令。
最致命的一擊來自供應鏈：德國某精密射頻器件供應商突然通知，因“不可抗力”暫停向建國通訊供貨。美國一家晶片測試裝置商也延遲了交貨。明眼人都知道，這是來自上游的壓力。
“他們在多維度絞殺。”戰略會議上，周衛國憂心忡忡，“法律訴訟打擊市場和信心，供應鏈封鎖卡住生產，媒體上還在營造‘中國公司偷技術’的輿論氛圍。這是組合拳。”
李建國翻看著最新一期的《華爾街日報》，頭版標題刺眼：“專利流氓還是創新者？中國建國集團面臨終極考驗”。文章裡充斥著“智慧財產權盜竊”、“國家補貼扭曲競爭”、“不遵守國際規則”的指控。
“曉娥，”他看向外甥女，“矽谷那邊的輿論，你能影響多少？”
“很難。”婁曉娥苦笑，“舅舅，您知道矽谷的生態。律師、分析師、媒體、智庫……很多都和高通、蘋果有千絲萬縷的聯絡。我已經聯絡了幾家友好的媒體，但聲音太小。而且……我們在美國的盟友，此刻大多保持沉默。”
“樹倒猢猻散，牆倒眾人推。”李建國合上報紙，“正常。”
他環視會議室裡一張張沉重的面孔，忽然問了一個看似無關的問題：“你們知道年到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我是怎麼熬過來的嗎？”
眾人一愣。
“那時候我在豐澤園當廚師，每天經手山珍海味，自己卻餓得浮腫。”李建國眼神悠遠，“但我發現一個道理——人餓到極致，反而會清醒。知道甚麼能吃，甚麼不能吃；知道怎麼一點點攢糧食，怎麼用最少的東西活下來。”
他站起身：“現在也一樣。巨頭圍剿，看起來是絕境，但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它逼著我們看清楚——哪些技術是真正自己的，哪些是借來的；哪些市場是實在的，哪些是虛的；哪些朋友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張振華，你親自去歐洲，一家一家拜訪我們的裝置供應商。告訴他們，建國通訊死不了。如果現在雪中送炭，未來十倍回報。如果落井下石……”李建國頓了頓，“等我們緩過來，名單上的，一個不留。”
“劉峰，你負責終端業務。麒麟手機暫時收縮戰線，集中保中國市場。但研發不能停，下一代產品要更快、更好、更便宜。市場丟了可以再搶，技術落後了就真完了。”
“文博，晶片是生死線。我給你加人、加錢、加許可權。需要甚麼直接跟我說。”
最後，他看向法務總監陳明：“陳總，這場官司，我要你組建歷史上最強的應訴團隊。中國的律師，美國的律師，歐洲的律師，該請誰請誰。預算不設上限，但我要一個結果——不是和解，不是妥協，是要在法庭上，堂堂正正地打贏至少一場！”
會議室裡，沉重的氣氛開始鬆動。彷彿一艘在暴風雨中顛簸的大船，終於穩住了舵。
深夜，李建國獨自在辦公室
窗外香江的夜景依舊璀璨，但他的目光越過了眼前的繁華，投向了更深的黑暗。桌面上攤開著一份剛收到的機密檔案——來自國家有關部門的情況通報。檔案顯示，此次專利圍剿的背後，有更深層次的國際政治經濟博弈。中國科技產業的整體崛起，已經觸及了一些根本性的利益格局。
電話響了，是林婉清從京都打來的。
“還沒睡？”
“快了。你呢？”
“睡不著，擔心你。”林婉清聲音溫柔，“建國，如果……如果實在撐不住，我們退一步也行。你今年七十二了，不該再承受這些。”
“婉清，”李建國握著話筒，“你還記得我們結婚那天，我說過甚麼嗎？”
電話那頭沉默。
“我說，我要建一個能讓中國人挺直腰桿的企業。”李建國聲音很輕，卻無比堅定，“現在腰桿剛挺起來一點，就有人想把它打斷。如果我現在退了，以後還有哪個中國企業家敢挺直腰桿？”
林婉清良久無言，最後輕聲說：“那你就挺住。家裡有我。”
結束通話電話，李建國從保險櫃裡取出一個老舊的鐵皮盒子。開啟，裡面是一枚已經生鏽的軋鋼廠廠徽，還有一張泛黃的照片——1958年，年輕的他和父親站在軋機前。
“爸，”他對著照片輕聲說，“您當年用命保護了一臺機器。今天，我要用我這條老命，保護一個產業。咱們爺倆，都沒慫過。”
他收起盒子，開啟電腦，開始起草一份名為《關於應對國際專利圍剿及建設自主創新體系的戰略報告》。這份報告，他將同時提交給集團董事會和國家有關部門。
報告的第一句話是：“當前遭遇的專利圍剿，不是建國集團一家的危機，是中國高科技產業集體崛起的必經之劫。跨越此劫，海闊天空；退縮於此，萬劫不復。”
窗外，東方漸白。
新的一天，也是新的戰鬥的開始。
而李建國知道，這將是建國集團成立以來，最艱難、最漫長、也最殘酷的一戰。
對手不再是四合院裡的街坊鄰居，不再是工廠裡的保守派，而是世界上最強大、最狡猾、最無情的商業帝國。
但這一次，他依然要贏。
也必須贏。
因為背後，不再只是他和他的企業。
而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科技時代挺直腰桿的渴望。
晨光透過玻璃，照在老人挺直的脊背上。
那背影，孤獨，卻如山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