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先生，我今天來，不是跟您敘舊的。”李建國坐直身體，語氣嚴肅，“有些話，三年前我說得太含蓄。今天，我必須說透。”
他頓了頓，聲音壓低，但每個字都清晰有力：“未來幾年，甚至十幾年，國際環境會越來越惡劣。西方會對我們封鎖，全面的封鎖——技術、裝置、原材料，甚麼都進不來。”
婁半城皺眉：“你怎麼知道？”
“因為這是必然。”李建國沒有正面回答，“一個新中國要崛起，西方不會坐視不理。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卡我們的脖子。而國內……”
他停了一下，選擇最謹慎的措辭：“國內會有一場又一場的運動。這些運動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執行起來，往往會擴大化。像您這樣的資本家，會成為重點目標。不是改造的問題，是生存的問題。”
婁半城的手抖得更厲害了，菸灰掉在呢子大衣上，他渾然不覺。
“留下，您和您的產業，必將玉石俱焚。”李建國一字一頓，“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基於對形勢的判斷。您那些產業，在公私合營時已經交出去了大部分。剩下這點，保不住，也沒必要保。”
“那我怎麼辦？”婁半城終於問出了這句話，“去香港？我在香港是外來戶，人生地不熟……”
“這正是我要說的。”李建國眼睛亮了，“去香港，利用您帶出去的資金、您這些年積累的國際人脈，為國家做一件事——”
他身體前傾，聲音壓得極低，但充滿力量：“為國家採購急需的物資、裝置、技術圖紙。”
婁半城愣住了。
“您是資本家，在香港做生意，天經地義。”李建國快速說，“西方封鎖我們，但不會封鎖香港——那裡是英國人的地盤。您可以透過香港這個視窗，把我們需要的東西弄進來。機床、精密儀器、特種鋼材、化工裝置……這些，都是國家工業建設的命脈。”
他盯著婁半城的眼睛：“這件事，風險很大。一旦被發現，您在香港也待不下去。但反過來想——這是您戴罪立功的機會，是您為民族做貢獻的機會。做好了，功在千秋。”
“功在千秋……”婁半城喃喃重複，忽然笑了，笑容裡滿是滄桑，“建國啊，你說得輕巧。我一個資本家，為共產黨做事？他們會信我嗎？”
“他們不需要信您。”李建國說得很現實，“他們只需要看到結果。您把東西弄進來，解決了國家的燃眉之急，這就是最大的誠意。至於信不信任——時間會證明一切。”
他補充道：“而且，這件事您不是孤軍奮戰。國內會有人配合您，會給您提供需要採購的清單，會安排接收渠道。您要做的，就是發揮您的長處——做生意，搞關係，把東西買回來。”
婁半城沉默了。他抽著菸斗，煙霧在車裡繚繞。窗外，又開始飄雪，雪花落在車窗上，很快融化。
良久，他問：“你為甚麼跟我說這些？這對你有甚麼好處？”
“兩個原因。”李建國坦誠地說，“第一，我敬重您是個實業家。您在四九城三十年，創造了就業，交了稅款，對國家有貢獻。這樣的人，不該落得悲慘下場。”
“第二呢？”
“第二，”李建國頓了頓，“因為國家需要您。未來的封鎖會很嚴酷，我們需要每一個能幫忙的人。您有資金，有人脈，有國際視野，這是國內很多人不具備的。用好了，您一個人的作用，可能頂得上一支採購團。”
這話把婁半城抬得很高，但也說出了事實。
“建國，”婁半城終於放下了菸斗，“你跟我說實話——這些想法，是你自己的，還是……有人讓你來說的？”
這個問題很關鍵。
李建國想了想，決定說實話：“是我自己的。但如果您同意，我會想辦法，讓這個想法變成國家的計劃。”
他沒有說大話，沒有打包票，但恰恰是這種謹慎，讓婁半城更願意相信。
“我需要時間考慮。”婁半城說。
“您沒有太多時間了。”李建國搖頭，“風聲越來越緊。最遲明年春天，您必須走。而且走之前，要把內地所有的痕跡都清理乾淨——不能留任何把柄。”
他從懷裡掏出一個信封：“這裡面是具體的建議，包括哪些東西國家最急需，哪些渠道相對安全，以及……初步的聯絡方式。您回去看，看完燒掉。”
婁半城接過信封，很薄，但重如千鈞。
“建國，”他忽然問，“你冒這麼大風險來見我，就不怕被人發現，再給你扣個‘勾結資本家’的帽子？”
李建國笑了：“怕。但我更怕的是，眼睜睜看著一個能為國家做事的人，因為看不清形勢而毀掉。那才是真正的損失。”
這話說得真摯。婁半城深深看了他一眼，終於點了點頭：“我明白了。三天後，還是這裡，我給你答覆。”
“好。”李建國推開車門，下車前又回頭，“婁先生，記住我的話——這是死中求活，也是唯一正道。”
車門關上。
黑色的伏爾加緩緩駛出小巷，消失在漫天飛雪中。
李建國站在雪地裡，看著車子遠去的方向，長長撥出一口氣。
這一步棋，走得很險。
但如果走通了，未來十年，國家在技術封鎖中最艱難的時期，就能多一條隱秘的補給線。
而婁半城，也能找到他真正的價值。
雪越下越大。
195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但有些火種，已經在冰封的土地下，悄悄點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