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四九城的第一場雪來得格外早。
李建國收到一封沒有署名的信，字跡娟秀，內容簡短：“建國先生：明日午後三時，積水潭北岸第三張長椅。故人盼敘。——舊識”
沒有署名，但李建國一眼就認出了筆跡——是婁曉娥。這個原著中命運多舛的女子，如今在父親的安排下，已經去了香港。這封信，顯然是透過特殊渠道輾轉送來的。
信裡的“故人”，只能是婁半城。
李建國將信紙在煤油燈上點燃，看著它化為灰燼。他知道，該來的總會來。與婁半城的這次會面，在他的計劃中，是遲早的事。
第二天午後，雪停了，但天空依然陰沉。積水潭結了薄冰，岸邊遊人稀少。李建國穿著深藍色棉襖，圍著圍巾，準時來到北岸。
第三張長椅上，已經坐了一個人。
不是婁半城，是一個五十多歲、管家模樣的人，穿著灰色長衫，手裡拄著文明棍。看見李建國，他站起身，微微躬身：“李建國先生？”
“是我。”
“請跟我來。”管家沒有多話，引著李建國沿著湖岸走了約莫五分鐘，拐進一條僻靜的小巷。巷子盡頭，停著一輛黑色的伏爾加轎車。
車門開啟，婁半城坐在後座。他比三年前蒼老了許多，兩鬢已經全白，但眼睛依然銳利。
“建國，上車說話。”婁半城的聲音有些沙啞。
李建國上了車，車門關上。車子沒有啟動，就停在巷子裡。司機和管家都下了車，站在遠處警戒。
車裡很安靜，能聽到彼此的呼吸聲。
“你膽子不小。”婁半城先開口，“現在這種時候，還敢來見我。”
“婁先生相邀，不敢不來。”李建國平靜地說。
婁半城深深看了他一眼：“我聽說，你前段時間，差點被當成間諜？”
“已經查清了，是誣告。”
“我知道。”婁半城點點頭，“我還知道，誣告你的人，下場很慘。”
他沒有說“我打聽了”，而是直接說“我知道”。這說明，即使在香港，他依然對四九城的情況瞭如指掌。
李建國沒有說話，等著下文。
“建國，”婁半城換了個姿勢，靠在椅背上，“我今天找你來，是想問你一句話——當年在豐澤園，你勸我走，是真的為我好，還是……另有所圖？”
這話問得直接，也問到了要害。
三年前年，李建國還是豐澤園的頭灶師傅。一次婁半城來吃飯，他藉著上菜的機會，看似隨意地說：“婁先生，樹大招風。如今風向變了，有些樹，得挪挪地方。”
當時婁半城沒在意。後來李建國又說過幾次，話越來越明白：“香港不錯，英國人的地方，適合做生意。”
現在想來，一個二十歲的廚師，怎麼會懂這些？
李建國迎上婁半城的目光：“婁先生，我要是說，我是為國家好，也為您好，您信嗎？”
“為國家好？為我好？”婁半城笑了，笑容裡有苦澀，“建國啊，我婁振華活了五十八年，見過的人多了。但像你這樣的，還是第一次見。你當時才二十歲，怎麼就知道……風向要變？”
“因為我是中國人。”李建國回答，“中國人講究審時度勢。1955年，公私合營已經全面鋪開。您是餐飲大亨，名下產業眾多，是重點物件。留下，最好的結果是拿點定息，產業充公。但您覺得，以您的背景、您的人脈，真能平安落地嗎？”
這話戳中了婁半城的痛處。他沉默良久，才說：“可我走了，產業呢？三十年心血……”
“產業重要，還是命重要？”李建國反問，“婁先生，您在四九城三十年，結交的人三教九流。解放前，您跟國民黨高官吃過飯；解放後，您跟蘇聯專家喝過酒。這些，都是隱患。”
婁半城臉色變了。
“我知道您想說甚麼。”李建國繼續說，“您覺得，您為新中國做過貢獻——抗美援朝捐款，支援工業建設，這些都有。可一旦風向真的變了，這些功勞，抵得過您的‘歷史問題’嗎？”
車裡溫度似乎驟然下降。
婁半城的手微微顫抖，他從懷裡掏出菸斗，點燃，深深吸了一口。煙霧在狹小的車廂裡瀰漫。
“你繼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