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二月的一個深夜，寒風呼嘯。
南鑼鼓巷九十五號院沉浸在睡夢中，只有李建國家後院的窗戶還透出煤油燈微弱的光。他剛整理完一份關於“小型軋機國產化”的技術方案，正準備休息，忽然傳來急促的敲門聲。
“李建國同志在家嗎？”
聲音嚴肅，陌生。
李建國心頭一緊，示意剛從睡夢中驚醒的嵐韻別出聲，自己走到門邊：“誰？”
“軋鋼廠保衛處。請開門配合工作。”
李建國深吸一口氣，拉開了門。門外站著三個人：兩個穿著藍色制服、腰挎手槍的保衛處幹事，還有一個穿灰色中山裝、面色冷峻的中年人。屋簷下昏暗的燈光照在他們臉上，表情如鐵。
“李建國同志，”為首的保衛處幹事出示證件，“接到上級指示，請你現在回廠裡協助調查。”
“現在？”李建國看了眼牆上的掛鐘——凌晨一點二十分。
“對，現在。”灰衣中年人開口，聲音不帶任何感情，“我是工業部安全域性的王建國。有些情況需要向你核實。”
王建國，安全域性。這四個字讓李建國的心沉了下去。他知道，這絕不是普通的調查。
“我妹妹……”
“一起去。”王建國打斷，“我們會安排女同志照顧。”
沒有商量餘地。李建國回頭看向嵐韻，小姑娘臉色蒼白，緊緊抓著被子。他努力露出一個安撫的笑容：“別怕，哥去去就回。你穿好衣服，跟這幾位同志走。”
五分鐘後，兄妹倆被分別帶上停在巷口的兩輛吉普車。引擎在寂靜的夜裡轟鳴，驚醒了院裡好幾戶人家。幾扇窗戶悄悄推開縫隙，黑暗中，易忠海的眼睛死死盯著遠去的車燈，嘴角勾起一抹近乎猙獰的笑意。
成了。終於成了。
軋鋼廠保衛處三樓，一間特殊的審訊室。
沒有窗戶，只有一盞吊燈懸在桌子正上方。李建國坐在椅子上，對面是王建國和保衛處長孫大勇。桌上放著一個厚厚的檔案袋。
“李建國同志，”王建國開啟檔案袋，“我們接到舉報，你在1953年至1956年期間，在豐澤園工作期間，與多名有海外背景、資本家背景的人員有過密接觸。請你說明情況。”
來了。李建國心中瞭然，但面色平靜：“王同志，我在豐澤園工作是組織安排的。作為廚師，我為所有來就餐的客人服務。如果說這就是‘過密接觸’，那我接觸的人確實很多。”
“不要避重就輕。”王建國抽出一張照片，“這個人，你認識嗎？”
照片上是婁振華——婁半城，四九城曾經的餐飲大亨年公私合營後去了香港。照片背景是豐澤園後廚，李建國正和婁振華說話。
“認識。婁振華先生，豐澤園曾經的股東之一，公私合營後離開內地。”李建國回答，“這張照片應該是1955年拍的，當時他來看餐廳經營情況，我作為廚師長向他彙報工作——這是正常的工作彙報。”
“工作彙報需要私下進行？”王建國又抽出一張紙，“根據我們調查年3月至11月期間，你先後為婁振華私人宴請服務七次。其中三次宴請物件有海外關係，兩次有前國民黨背景。這怎麼解釋？”
李建國看著那張記錄單，心中飛快盤算。這些記錄如此詳細，顯然經過了長時間的秘密調查。舉報人不僅掌握情況，還能接觸到內部檔案。
“王同志，”他抬起頭，“豐澤園是國營飯店，所有宴席安排都有記錄可查。我為婁先生服務，是因為組織安排我負責重要宴席。至於宴請物件——我是廚師，只負責做飯，不過問客人身份。”
“不過問？”孫大勇插話，“那蘇聯專家斯米爾諾夫呢？1955年冬天，你曾單獨與他見面三次，地點都不在豐澤園。你們談了甚麼？”
連這個都查到了。李建國心中一凜。那三次見面，一次是在圖書館偶遇討論技術問題，一次是斯米爾諾夫生病他去送藥膳，還有一次……是在信託商店，斯米爾諾夫想買些中國古董帶回國，請他幫忙鑑定。
“斯米爾諾夫專家是來援助我國工業建設的友好人士。”李建國緩緩說，“我們討論過烹飪技術，也討論過一些機械原理——我大學學機械，他對中國烹飪感興趣，這是正常的技術交流。”
“技術交流需要私下進行？”王建國緊緊盯著他，“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斯米爾諾夫回國後，曾向蘇聯國內寫過關於中國工業現狀的報告。而你們見面後不久，他就開始收集我國冶金行業的情報。”
這話如驚雷。
李建國猛地抬頭：“王同志，您的意思是……我洩露國家機密？”
“我們只是調查。”王建國合上檔案，“李建國同志，你是部裡表彰的技術標兵，組織上培養你不容易。希望你認清形勢，主動交代問題。你和這些人的接觸，真的只是偶然嗎？背後有沒有其他目的？”
審訊室裡一片死寂。吊燈的光照在李建國臉上，他的影子在牆上被拉得很長。
窗外，天快亮了。
1958年的第二個黎明，來得格外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