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日，夜，哈爾濱，道里區。
這座城市的夜晚有一種奇異的曖昧。
作為中東鐵路的樞紐，哈爾濱從誕生那天起就帶著混血的基因——俄羅斯的東正教穹頂、德國的哥特尖塔、法國的巴洛克廊柱、日本的唐破風屋簷，在這片松花江沖積出的平原上擠擠挨挨，像一鍋燉得太久的大雜燴，甚麼味道都有，甚麼味道都不是。
這些東西，無一不驗證著，這座城屢遭屠戮、踐踏的過往。
道里區是哈爾濱的心臟，也是最繁華的地段。
中央大街的石板路在路燈下泛著青光，每一塊石頭都是從俄國運來的，長條形的花崗岩，豎著埋進土裡，像一排排站崗計程車兵。
街道兩旁，商鋪鱗次櫛比，秋林公司的櫥窗裡擺著來自莫斯科的皮毛、來自巴黎的香水、來自東京的和服、來自倫敦的威士忌。
穿著裘皮大衣的俄國貴婦挽著穿西裝的日本商人的胳膊，踩著高跟皮鞋在石板路上咯噔咯噔地走，留下一串清脆的聲響，像在敲擊一座無形的鋼琴。
空氣裡飄著紅菜湯的酸香、黑麵包的焦味、烤肉的煙燻氣，還有松花江上吹來的水腥味——這水腥味是哈爾濱獨有的，混著冰碴子的冷冽和河底淤泥的腐臭，像這座城市的心臟，在夜色中怦怦跳動。
但今晚，這心跳裡多了一種不安的顫音。
兩天前，奉天失守的訊息傳到哈爾濱，道里區的中國百姓像被抽掉了脊樑骨，走路都彎著腰，眼睛不敢往日本人那邊看。
日本僑民區卻像過節一樣，太陽旗掛滿了街道，酒館裡喝得爛醉的男人拍著桌子高喊“萬歲”，女人們在門口交頭接耳，臉上掛著一種矜持而狂熱的表情，像在參加一場盛大的婚禮。
俄國人倒是淡定，該喝湯喝湯，該跳舞跳舞，該做生意做生意——對他們來說，哈爾濱換了多少次主人了？
清朝的、民國的、張作霖的、蘇聯的、日本的——換誰都一樣，只要盧布照花、伏特加照喝、教堂的鐘照敲就行。
道里區深處，一條僻靜的街道上，有一棟法式公館。
灰白色的石頭外牆，孟莎式屋頂，上面開著一扇老虎窗，像一隻半閉的眼睛。
門廊是兩根愛奧尼柱撐起來的，柱頭的卷渦在路燈下投下彎曲的影子，像兩隻蝸牛趴在門楣上。
鐵藝大門是黑色的，上面鑄著玫瑰花的圖案，花蕊處鍍了一層金，年久失修，金粉剝落，露出底下的黑鐵，像一朵正在枯萎的花。
門口停著三輛黑色轎車，車牌是“滿”字頭的——那是日本關東軍特別頒發的“滿洲自治委員會”車牌，在哈爾濱，掛這種車牌的人，非富即貴，而且一定是日本人信得過的人。
公館裡，燈火通明。
一樓大廳是整棟建築最氣派的地方，挑高足有六米，天花板上的石膏線勾勒出繁複的洛可可紋樣，中心垂著一盞水晶吊燈，捷克產的，一千二百顆水晶珠子串成，燈光一照，整個大廳都在閃爍，像一座地下宮殿。
地板是柚木的，打了一層厚厚的蠟，光可鑑人，踩上去咯吱咯吱響，像在演奏一首古老的曲子。
牆壁上掛著油畫——俄羅斯巡迴展覽畫派的作品，列賓的複製品《伏爾加河上的縴夫》，一群瘦骨嶙峋的縴夫拉著纖繩，在烈日下掙扎，臉上是麻木的、認命的表情。
這幅畫掛在這裡，跟周圍的奢靡格格不入，像一顆老鼠屎掉進了奶油湯裡，但沒有人覺得礙眼——或者說，沒有人敢說礙眼。
大廳中央擺著一張長桌，桃花心木的，桌面打磨得像一面銅鏡，能照出人的影子。
桌上鋪著雪白的桌布，桌布上擺著銀質燭臺，燭臺上插著十二根蠟燭，燭火在空調的風中微微搖曳，光影在牆上跳舞。
桌上的餐具是法國的利摩日瓷器，每一件都描著金邊，盤子中央畫著一朵藍色的鳶尾花——法蘭西王室的標誌，雖然法蘭西已經沒有王室了，但這套瓷器還是讓人覺得高貴。
酒杯是波西米亞水晶的，杯壁薄如蟬翼，手指輕輕一彈，能響三秒鐘，餘音嫋嫋，像一隻蜜蜂在耳邊嗡嗡。
十幾個男人圍坐在長桌旁，穿著各色各樣的衣服——有長袍馬褂，有西裝革履，有中山裝，甚至還有一個穿和服的。
他們的年齡從三十出頭到六十開外不等，面容各異，但有一個共同點——臉上都掛著笑。那種笑不是發自內心的笑，而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恰到好處的、像面具一樣貼在臉上的笑。
嘴角上翹的弧度、眼睛眯起的程度、牙齒露出的顆數，都經過反覆練習，精確到毫米，像日本能劇裡的面具，喜就是喜，怒就是怒，永遠不會混淆。
坐在主位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姓佟，名國璋，字璧成，滿族正白旗，祖上是黑龍江將軍的幕僚，在哈爾濱經營木材和糧食生意發了家。
他穿一件藏青色的團花馬褂，料子是上好的杭羅，裡襯是貂皮的，領口鑲著一圈一寸寬的黑貂毛，油光水滑，像一條蛇盤在脖子上。
他的臉圓而白淨，幾乎沒有皺紋，保養得像一顆煮熟的雞蛋，下巴上蓄著一撮山羊鬍，修剪得整整齊齊，像一把小刷子。
他的眼睛不大，但很亮，眼珠子是淺褐色的，瞳孔總是微微收縮，像在不停地算計甚麼。
他的嘴唇薄而紅潤，上唇微微上翹，天生一副笑相，但那笑容到了眼底就停了，像一條河流到了沙漠，還沒流到就乾涸了。
他是今晚宴會的主人。
兩天前，奉天事變的訊息傳到哈爾濱，他當天晚上就派人去日本領事館，向總領事表達“誠摯的祝賀”。
一天前，他接到日本關東軍參謀部的一封密信，信中以“滿洲自治委員會籌備處”的名義，邀請他“共同商討滿洲未來的大計”。
今天傍晚，他又接到電話，說關東軍會派一位“重要人物”來參加今晚的宴會。
他掛了電話後，在書房裡站了很久，對著牆上掛著的一幅字——那是他祖父留下的，寫著“忠孝傳家”四個字——看了又看，然後轉身出門，吩咐廚房準備最好的菜、開最好的酒、請最體面的人。
此刻，他舉起酒杯，杯裡是法國的路易十三干邑，琥珀色的酒液在水晶杯中晃動，燭光透過酒液，在他的臉上投下一片溫暖的金色。
他環顧四周，目光從每一張臉上掃過，像在清點自己的家產。
在座的這些人，都是哈爾濱的頭面人物——有做糧食生意的，有開錢莊的，有辦工廠的，有在鐵路局當差的，有在商會里掌權的。
他們是哈爾濱的“上等人”，是這座城市的筋骨和血肉。
而此刻，他們都是他的客人，都是他的棋子，都是他向日本人獻上的一份大禮。
“諸位，”佟國璋開口了，聲音不高不低，帶著一種滿洲貴族特有的懶洋洋的腔調，像在唸一段戲文。
“今日之會，非同尋常。諸位都是哈爾濱的棟樑，是滿洲的精英。如今時局劇變，正是我等報效國家、建功立業之時。來，為滿洲的新時代——乾杯！”
他舉起酒杯，杯中酒液在燈光下一閃，像一塊流動的琥珀。
“為滿洲的新時代！”
眾人齊聲響應，酒杯舉起來，碰在一起，發出一片清脆的叮噹聲，像風鈴在風中搖曳。
有人高喊“大日本帝國萬歲”，聲音又尖又響，像殺豬時的嚎叫，在寬敞的大廳裡迴盪，撞在牆壁上，又彈回來，形成一陣陣混亂的回聲。
幾個人跟著喊起來，聲音參差不齊，有人喊“萬歲”，有人喊“滿洲自治”，有人喊“中日親善”，亂七八糟的，像一群鴨子被趕進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