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站在桌邊，一動不動，臉色發白，嘴唇緊抿，額頭的汗珠順著鼻樑淌下來，滴在眼鏡片上，模糊了視線，但他不敢擦。
常凱申喘著粗氣，胸膛劇烈起伏，像一頭被激怒的公牛。
他盯著陳布雷，目光像兩把刀，要把他釘在牆上。但陳布雷不是他的敵人，他知道。
他只是在發洩——發洩一個積壓了太久的、無處可去的憤怒。
他慢慢平靜下來，呼吸逐漸平穩，臉上的潮紅慢慢退去，重新變成那種灰白的、疲憊的顏色。
他轉過身，走回窗前，背對著陳布雷，雙手重新背在身後。
“佈雷，”他的聲音恢復了沙啞的低沉，像一架老舊的留聲機在緩慢轉動，“我不是怪胡適。他是為了國家好，我知道。但是——這個國家，不是靠幾篇文章就能救的。這個國家，需要的是實力，是時間，是一個穩定的後方。共匪不除，國家不寧；國家不寧，何以抗日？”
他停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慢慢吐出來。
“告訴胡適——謝謝他的關心，但政府的決策，有政府的考量。東北的事，我會處理。請他安心做學問，不要操這些心了。”
陳布雷在本子上記下這幾句話，筆尖微微顫抖。他知道，這封電報發出去之後，胡適會沉默很久。但這不是他能決定的。
“還有，”常凱申的聲音從窗前傳來，忽然變得很輕，很柔，像在自言自語，“告訴王正廷——跟日本人談的時候，態度要軟，但底線要硬。甚麼都可以談，只有一條——不承認日本在滿洲的既成事實。那是我們的土地，一寸都不能讓。”
他轉過身，看著陳布雷，目光平靜如水，但水底有暗流在湧動。
“佈雷，你記住一句話——今天是東北，明天就是華北，後天就是南京。退一步，就是退一萬步。所以——不能退。”
陳布雷合上本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委座英明，屬下明白了。”
他點點頭，揮了揮手：“去吧。今晚把這些電報都發了。明天一早，我要看到各省的回電。”
陳布雷又鞠了一躬，轉身向門口走去。他的步伐很輕，很快，像一隻從陷阱裡逃出來的兔子。走到門口時，他停了一下，回頭看了常凱申一眼。
常凱申已經重新轉過身，面對著窗外，背對著他。
月光照在他的背上，照出他中山裝上細密的褶皺，照出他肩膀上落著的幾片灰塵——那是從老槐樹上飄下來的，落在他的肩上，他沒有拍掉。
他的背影在月光中顯得格外孤獨，像一個站在懸崖邊上的人，前面是萬丈深淵，後面是追兵，左邊是豺狼，右邊是虎豹，他沒有地方可去，只能站在那裡，一動不動，等著天亮。
陳布雷輕輕地關上門，腳步聲消失在走廊盡頭。
書房裡只剩下常凱申一個人。
他站在窗前，一動不動，像一尊被遺忘在角落裡的雕像。
窗外的月亮已經偏西了，掛在老槐樹的枝頭，像一個被咬了一口的餅，蒼白而殘缺。
月光透過枝葉的縫隙灑下來，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光影，像一塊塊破碎的鏡子，映不出完整的天空。
他的目光落在那兩棵老槐樹上。
這是兩棵很老的樹了，比這座宅院還老。
樹幹粗得兩人合抱，樹皮皴裂，像老人的面板，佈滿皺紋和疤痕。枝葉繁茂，遮住了半個院子，風一吹，沙沙作響，像在竊竊私語。
他盯著那兩棵樹，忽然想起故鄉溪口的老家，院子裡也有一棵槐樹，是他父親種的，他小時候常在樹下讀書、寫字、發呆。
那棵樹後來被砍了，在他父親去世的那一年，被砍了做棺材。
他記得那天，木匠鋸開樹幹，新鮮的木屑散發著苦澀的香氣，混著泥土和雨水的味道，他站在旁邊，看著樹幹一寸一寸地倒下，砸在地上，揚起一陣塵土。
他的母親站在門口，穿著黑色的喪服，沒有說話，只是看著，眼淚無聲地流下來，順著臉頰滴在門檻上，一滴，一滴，一滴。
他閉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空氣裡有老槐樹葉子的清香，有遠處水塘裡水草的腥味，有泥土和露水的潮溼，還有——硝煙的味道。
不是真的硝煙，是記憶裡的硝煙。
他想起一九二八年，北伐軍進入濟南，日本軍隊藉口保護僑民，悍然出兵，在濟南街頭屠殺中國軍民，一萬多人死於非命。
他當時就在濟南城外，聽著城裡的槍聲和爆炸聲，握緊了拳頭，但最終——他選擇了繞道北上。
不是他不想打，是他打不過。
日本軍隊的裝備、訓練、火力，遠勝於他的北伐軍。
如果硬拼，北伐軍會全軍覆沒，統一中國的夢想會化為泡影。
所以他忍了，繞道北上，繼續北伐，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
三年過去了。
三年裡，他忙著剿共、忙著整軍、忙著建設、忙著對付那些陽奉陰違的軍閥。
他以為時間在他這邊，以為只要給他十年、二十年，他就能把這個落後的、貧窮的、四分五裂的國家，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富強的、統一的國家。
到那時，日本人就不敢欺負他了，列強就不敢輕視他了，中國人就可以挺起腰桿做人了。
但日本人不給他時間。
他睜開眼睛，目光重新落在那兩棵老槐樹上。
月光下，樹的影子在地上緩緩移動，像兩個沉默的巨人，在夜色中緩慢地行走，走向某個看不見的終點。
他盯著那些影子，忽然覺得它們很像自己——也在走，也在移動，也在走向某個終點，但不知道終點在哪裡，也不知道還要走多久。
他轉身走回書桌前，坐下來。
桌上攤著地圖，地圖上標註著密密麻麻的紅藍箭頭。
紅色的是“敵軍”，藍色的是國軍。
在東北的方向，紅色箭頭像潮水一樣湧過來，淹沒了整片土地。
在江西的方向，紅色區域像火焰一樣蔓延，燒過了一個又一個縣城。
他的目光在這兩片紅色之間來回移動，像一隻被困在籠子裡的鳥，左衝右突，找不到出口。
他拿起桌上的一支鉛筆，在江西的那片紅色區域上畫了一個圈，圈裡寫著兩個字：“共匪”。
然後他在圈的旁邊畫了一個箭頭，箭頭指向東北，箭頭上寫著四個字：“安內攘外”。畫完後，他看著這個箭頭，看了很久，然後把鉛筆放下，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
他的腦海裡浮現出很多畫面。
他想起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他在上海發動清黨，搜捕共產黨人，槍聲響了一夜，血染紅了黃浦江。
他站在外灘的和平飯店頂樓，看著江面上的火光，對身邊的幕僚說：“這些人，比軍閥還可怕。軍閥要的是地盤，他們要的是——整個天下。”他的幕僚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那天夜裡，他失眠了，躺在床上，聽著窗外的槍聲，一直到天亮。
他想起一九三一年春天，他在南京的官邸裡接待了一位日本客人——一位退役的陸軍大將，叫甚麼名字他已經忘了。
那位日本客人喝著茶，笑眯眯地對他說：“常將軍，滿洲對日本來說，就像印度對英國一樣，是生命線。希望蔣將軍能理解日本的立場。”他聽了這話，手裡的茶杯差點摔了。
但他忍住了，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說：“滿洲是中國的領土，這一點，沒有甚麼好討論的。”
日本客人笑了笑，沒有再說甚麼，喝完茶就走了。
他送走客人後，回到書房，把茶杯摔在地上，碎片濺了一地，他的秘書站在門口，嚇得不敢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