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聲音在書房裡迴盪，撞在書櫃上、撞在牆壁上、撞在天花板上，形成一陣陣混亂的回聲，像一群受驚的鳥在房間裡亂飛。
他走到窗前，又走回來，走到地圖前，停下來，盯著東北的方向，胸膛劇烈起伏，像一臺快要爆炸的鍋爐。
“日本人找麻煩，王正廷找麻煩，張漢卿找麻煩——那群人，”他指了指南京的方向，聲音裡充滿了厭惡和憤怒，“胡適、陶希聖、陳布雷——”
他說到“陳布雷”的時候，忽然停住了，轉過頭，看著陳布雷。
陳布雷站在那裡，垂著手，面無表情，但額頭上的汗珠更密了，順著鬢角淌下來，滴在長衫的領口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常凱申盯著他看了幾秒，然後移開目光，繼續踱步。
他的步伐慢了一些，但依然急促，皮鞋踩在青磚上，發出沉悶的咚咚聲，像一個人的心跳。
“佈雷，我不是說你。”他的聲音緩和了一些，但依然帶著怒氣，“我是說那些人——那些天天在報紙上寫文章、在座談會上演講、在電報裡提建議的人。甚麼‘和平交涉’、‘國際仲裁’、‘訴諸國聯’——國聯是甚麼？國聯是列強的俱樂部，我們連會員都不是，憑甚麼給我們仲裁？”
他走回書桌前，坐下來，雙手交叉放在桌上，手指互相捏著，指節發白。
他的目光落在那張地圖上，落在江西的方向——那裡，紅色區域標註得密密麻麻，像一片蔓延的火焰，從井岡山燒到瑞金，從瑞金燒到贛南，燒得他夜不能寐、食不知味。他的眼睛眯了起來，瞳仁收縮成兩個針尖，死死地盯著那片紅色區域。
他的嘴唇抿成一條線，嘴角微微抽搐，臉上的潮紅慢慢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鐵青色的、冰冷的、像冬天河水結冰後的顏色。
“佈雷，”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很低，很低，低得像從地底傳來的，“你知道我為甚麼來南昌嗎？”
陳布雷微微欠身：“委座親自督師，圍剿共匪。”
“對。”常凱申點點頭，手指在地圖上那片紅色區域上輕輕劃過，像在撫摸一道傷口，“共匪，才是心腹大患。日本人，頂多是皮癬之疾。”
他抬起頭，看著陳布雷，目光銳利如刀：“皮癬之疾，癢是癢，但不會要命。心腹大患，不動手術，會死人的。”
陳布雷沉默了幾秒，嘴唇動了動，想說甚麼，但最終只是點了點頭。
他的表情很複雜——有認同，有猶豫，有一種說不清的不安，像一個人站在懸崖邊上，明知道不該往下看，但忍不住看了一眼，然後腿就軟了。
常凱申沒有注意到陳布雷的表情，或者說，他注意到了，但不在乎。
他站起來，走到牆邊，盯著那幅孫中山的“博愛”二字，站了很久。他的背對著陳布雷，肩膀微微聳起，像在承受甚麼看不見的重量。
“總理，”他的聲音很輕，輕得像在祈禱，“總理在世的時候，常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現在，革命成功了沒有？沒有。北伐成功了，但國內還有共匪；統一完成了，但日本人在滿洲動了刀子。列強在外虎視眈眈，都在看我中華笑話！總理，您告訴我——我該怎麼辦？”
他轉過身，走回書桌前，坐下來，拿起桌上的毛筆，蘸了墨，在一張空白信紙上寫下一行字。
他的字跡端正而有力，一筆一劃，像在用刀刻石頭。他寫的是：“攘外必先安內。”
寫完後，他把毛筆擱在硯臺上，看著這六個字，看了很久。
墨跡在紙上慢慢洇開，像一朵黑色的花在綻放。
他的目光從第一個字移到最後一個字，又從最後一個字移回來，像在丈量每一個字的重量。
“佈雷，”他說，沒有抬頭，“把這個意思，擬一份通電，發給各省。就說——國家多難，外有強鄰，內有匪患。當務之急，是肅清匪共，安定後方。後方不安，何以御外？此理至明，不待多言。”
陳布雷拿起筆，在本子上飛快地記錄，筆尖沙沙作響。他的字跡很潦草，像被風吹亂的草，但每一個字都準確無誤地落在紙面上，像一顆顆種子被播進土裡。
常凱申站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窗戶。
夜風灌進來，帶著初秋的涼意和老槐樹葉子的清香，還有遠處水塘裡青蛙的叫聲，呱呱呱，呱呱呱，像在嘲笑甚麼。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慢慢吐出來，胸口裡的那股悶氣似乎被帶走了一些，但他的眉頭依然緊鎖，眉心那個“川”字依然深刻。
“還有一件事，”他沒有回頭，背對著陳布雷，聲音在夜風中顯得有些飄忽，“告訴王正廷，跟日本人談，能拖就拖。七十二小時不夠，就談七十二天。談不攏，就談一年。總之——不要撕破臉，也不要讓步。要讓他們覺得，我們很弱，但還沒有弱到可以隨便捏的程度。”
他停了一下，補充道：“還有——國聯。讓王正廷把狀子遞到國聯去，說得越慘越好，越可憐越好。讓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人在欺負我們。列強就算不幫我們，也不會幫日本人。輿論，也是一種武器。”
陳布雷合上本子，抬起頭，看著常凱申的背影。
月光從窗外射進來，照在他的身上，將他的輪廓勾成一道銀白色的邊，但他的臉隱在陰影裡，看不清表情。
他的肩膀很窄，脊背微微佝僂，整個人看起來瘦小而單薄，像一個被風一吹就會倒的老人。
但陳布雷知道，這個瘦小的身體裡，藏著一種鋼鐵般的意志——那是一種冷硬的、倔強的、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達到目的的意志。
正是這種意志，讓他從浙江奉化的一個鹽商之子，一步步走到今天，成為四萬萬人名義上的領袖。
“委座，”陳布雷猶豫了一下，聲音壓得很低，“還有一件事。胡適先生今天發來一封電報，措辭很——很委婉。他說，東北事變乃是一隅之患，若是能用一隅之土地換國家發展之契機，很是划算。他建議，政府應該立即發表宣告，承認日本在東北的實際佔領。他還說——”
他停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辭。
“他還說甚麼？”蔣介石的聲音從窗前傳來，冷冷的。
“他還說——此策乃危急存亡之最佳選擇。土地就算讓給日本，但地跑不了一直都在那裡。如果可以透過此事交好列強，換來國府的發展，那何樂而不為。他說等有一天咱們強大了，再把土地收回來就是了！”
書房裡安靜下來。安靜得能聽見窗外老槐樹葉子的沙沙聲，能聽見遠處水塘裡青蛙的呱呱聲，能聽見牆上掛鐘的滴答聲。
安靜得像一座墳墓。
常凱申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像一尊石像。
月光照在他的光頭上，反射出一層冷光，像一塊打磨過的石頭。
他的雙手背在身後，右手握著左手的手腕，手指慢慢收緊，越來越緊，緊到指節發白，緊到青筋暴起。
然後他笑了。
那笑聲很輕，很輕，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幾乎聽不見。
但那笑聲裡沒有溫度，沒有情感，只有一種冰冷的、近乎殘忍的諷刺。
“胡適，”他說，聲音很輕，像在唸一個已經死去的名字。
“胡適之，呵呵呵呵！寫兩筆搔首弄姿、酸腐文章的臭書生，真還把自己當回事情了！這麼大的鍋從天而降，就算他胡適之有天大的理由也接不住！當然，背鍋的永遠也不可能是他胡某人！他懂這個國家有多窮、多弱、多亂嗎？發展？！需要發展多少年，才能拿回黨國基業？”
他轉過身，面對著陳布雷。
月光照在他的臉上，照出他深陷的眼窩、突出的顴骨、緊抿的嘴唇。
他的眼睛很小，但很亮，亮得像兩顆燒紅的炭，在黑暗中發出灼人的光。
“他在北京，坐在書齋裡，喝著茶，抽著煙，翻著洋書，寫幾篇文章，就說‘裂土割地之策’。好，那我問他——發展，拿甚麼發展？”
他的聲音越來越高，越來越尖銳，像一把刀在磨石上飛速摩擦，發出刺耳的聲響。
他的臉漲紅了，從脖子一直紅到額頭，太陽穴上的青筋像兩條蛇在扭動，嘴唇在哆嗦，嘴角的肌肉在抽搐。
“他胡適之要是覺得發展那麼容易，讓他來！讓他來當這個委員長！讓他來應付國人！讓他來對付共匪！讓他來對付那些軍閥、政客、買辦、地主——讓他來！”
他的聲音在書房裡炸開，像一顆炮彈，震得窗框嗡嗡作響，震得桌上的茶杯晃了晃，茶水濺出來幾滴，落在墨綠色的絨布上，洇出幾個深色的圓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