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一日，夜，江西南昌，行轅。
這是一座舊式宅院，坐落在南昌城東，背靠一片緩坡，面朝一灣淺水。
宅院是前清一位鹽商留下的，青磚灰瓦，飛簷翹角，院中有兩棵老槐樹，樹幹粗得兩人合抱，枝葉繁茂，在夜風中沙沙作響，像無數隻手在鼓掌，又像無數張嘴在嘆息。
院牆很高，足有三米，牆頭上嵌著碎玻璃，在月光下閃著冷冷的寒光。
門口蹲著兩隻石獅子，風吹雨打了幾十年，稜角已經磨圓，面目模糊，像兩個衰老的衛兵，守著這座宅院，也守著宅院裡那個手握四萬萬人命運的人。
宅院深處，一扇雕花木窗透出昏黃的燈光。
那是常凱申的書房。
書房不大，約二十平方米，靠牆擺著一排楠木書櫃，書櫃裡整整齊齊地碼著線裝書，有《資治通鑑》、《二十四史》、《曾文正公全集》，還有一些德文和日文的軍事著作——他雖然看不太懂德文，但秘書會翻譯給他聽。
書櫃對面掛著一幅字，是孫中山親筆寫的“博愛”，筆力遒勁，墨跡已有些褪色，但每一個字都像用刀刻在紙上的，稜角分明，不屈不撓。
字幅下面是一張紅木書桌，桌面寬大，鋪著墨綠色的絨布，絨布上壓著玻璃紙，玻璃紙下壓著一張中國地圖，比例尺很大，從滿洲到海南，從東海到西藏，山川河流、鐵路公路、城市鄉鎮，密密麻麻，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
此刻，常凱申站在窗前，背對著書桌，雙手背在身後，一動不動。
他身穿灰色中山裝，領口系得嚴嚴實實，風紀扣扣到最上面一顆，領子挺括如刀片，襯得他的脖子越發細長。
他身材瘦削，肩膀窄窄的，脊背微微佝僂，像一根被風吹彎了的竹子。他的頭剃得很光，露出青色的頭皮，在燈光下泛著一層油光。
他的臉狹長，顴骨高聳，眼窩深陷，嘴唇薄而緊抿，眉心擰著一個深深的“川”字——那是長年累月皺眉留下的痕跡，像刀刻的，再也抹不平了。
他已經站在那裡很久了。
久到窗外的月亮從東邊移到了西邊，久到老槐樹的影子從院牆這頭爬到了那頭，久到書桌上的茶水從滾燙變成了冰涼。
他的手裡捏著一份電報，電報已經被他捏得皺巴巴的，紙張發燙，邊角捲曲，像被火烤過。
電報是張學良從奉天走之前安排人發來的，只有短短几行字：“日寇入侵奉天，東北軍殊死抵抗，奈何力量懸殊，日軍業已佔領奉天，長春、營口、安東等地接連丟失。職守土無方，罪該萬死。乞鈞座訓示。”
常凱申盯著窗外，目光落在院中那兩棵老槐樹上。
月光透過枝葉的縫隙灑下來，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光影，像一塊塊碎銀子。
他的目光追隨著那些光影，看著它們隨著風輕輕晃動，忽明忽暗，忽聚忽散。
他的嘴唇微微動著，像在唸叨甚麼，但聲音很輕，輕得連他自己都聽不清。
門外傳來輕輕的敲門聲，三下，不輕不重，節奏均勻。
“委座。”門外是侍從室秘書陳布雷的聲音，低低的，帶著一絲猶豫，“南京急電。”
常凱申沒有回頭，也沒有應答。他站在那裡，像一尊雕像，連呼吸都幾乎停止了。
門外沉默了幾秒，然後又敲了三下，這一次稍微重了一些。
“委座，王正廷外長來電，說日本領事館遞交了最後通牒，限我們三天之內答覆，否則——”
“否則甚麼？”常凱申終於開口了，聲音沙啞而低沉，像砂紙磨過鐵皮。
“否則——‘將採取一切必要手段，維護帝國在滿洲的權益’。”陳布雷的聲音壓得很低，像在背誦一段不願記住的文字。
常凱申沒有立刻回答。
他轉過身，走回書桌前，把手裡那份電報扔在桌上。
電報飄落在桌面上，像一片枯葉，無聲無息。
他拉開椅子，坐下來，椅子發出一聲吱呀的呻吟，像在抗議甚麼。
他拿起桌上的茶杯，杯裡的茶已經涼透了，茶湯顏色深褐，像中藥。
他喝了一口，苦澀的味道在舌尖上炸開，他皺了皺眉，把茶杯放下，杯底磕在玻璃紙上，發出一聲清脆的叮噹。
“進來。”他說。
門推開了，陳布雷走進來。
他四十出頭，瘦高個，戴一副圓框眼鏡，穿一件深藍色的長衫，手裡抱著一摞檔案，步伐輕而快，像一隻警覺的鹿。
他是常凱申的首席幕僚，筆桿子，替蔣起草過無數重要的文告和講話，字字珠璣，句句斟酌。
但他的臉上總是帶著一種憂鬱的神情，眼窩深陷，顴骨突出，嘴唇薄而蒼白，像一個大病初癒的人。
此刻，他的額頭上沁著細密的汗珠，在燈光下閃著微光，嘴唇有些乾裂，起了一層白皮。
他把檔案放在桌上，退後一步，垂手而立。
常凱申沒有看檔案，而是盯著桌上的地圖。
他的目光落在東北的方向——那片廣袤的、黑色的、富饒的土地，從長白山到遼東灣，從黑龍江到渤海灣，面積比日本本土還大，煤礦、鐵礦、森林、糧食，應有盡有。
但此刻，那片土地上插滿了太陽旗，紅色箭頭從朝鮮半島出發，越過鴨綠江，像一把燒紅的鐵鉗，夾住了滿洲的咽喉。
他盯著那些紅色箭頭，目光像兩枚釘子，釘在地圖上。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著，節奏很慢，一下，一下，一下，像在數著東北五省淪陷的天數。
“佈雷，”他開口了，聲音依然沙啞，但多了一種奇怪的平靜——不是從容，不是鎮定，而是一種壓抑到了極點之後的、近乎冷酷的清醒，“王正廷怎麼說？”
陳布雷推了推眼鏡，翻開最上面的一份檔案，聲音平穩而清晰：“王外長報告，今天下午，日本駐南京領事上村伸一緊急約見他，遞交了照會。照會措辭極其強硬，指責中國軍隊‘炸燬南滿鐵路’、‘襲擊日本守備隊’、‘破壞東亞和平’，要求中國政府——第一，正式道歉；第二，懲辦肇事者；第三，賠償一切損失；第四，撤走東北境內所有中國軍隊。限三天之內答覆，否則——”
“否則‘採取一切必要手段’。”蔣介石接過他的話，聲音裡帶著一絲諷刺，“一切必要手段——甚麼意思？就是接著打，打到我們服軟為止。”
他拿起桌上那份張漢卿的電報，又看了一遍，然後揉成一團，扔進廢紙簍裡。
紙團在廢紙簍的邊緣彈了一下，滾了進去，落在一堆已經揉皺的紙團中間，像一顆掉進巢裡的鳥蛋。
“張漢卿，娘希匹！”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尖銳起來，像一根繃得太緊的弦，在斷裂前發出最後一聲顫音，“數十萬大軍，幾百架飛機，那麼多火炮——還沒怎麼打，就跑的沒影了！從奉天出來他能跑哪裡去？誰敢接他？除了我常某人，誰敢用它！！！”
他的聲音越來越高，臉色從灰白變成潮紅，太陽穴上的青筋暴起來，像兩條蚯蚓在面板下蠕動。
他猛地站起來，椅子向後滑了半米，椅腿在地板上劃出一聲刺耳的尖叫。
他在書房裡踱步，皮鞋踩在青磚上，發出急促的、雜亂的聲響，像一匹被困在籠子裡的馬，焦躁地來回走動，蹄子敲打著地面，發出空洞的迴響。
“東北五省，”他伸出五根手指，在陳布雷面前晃了晃，“好處從來不想著我，有了問題都來煩！那是五省啊！比日本本土還大！說丟就丟！他張漢卿真是斗膽！！！一毛錢稅金我常某人都收不到，麻煩——全都丟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