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火第三次被添滿，青白色的煙筆直上升，在油燈光暈中糾纏、消散。
當“西方偽史”的震撼漸漸沉澱為冰冷的認知，話題如利刃般轉向更殘酷的現實，那場持續五百年、針對華夏文明的系統性圍獵。
這不是虛構的故事，而是正在發生的、關乎血脈存續的戰爭。
盧潤東沒有直接開口，而是從隨身的舊皮包中，取出兩份檔案，輕輕放在桌面上，像放下兩枚沉重的棋子。
一份是手寫的《渭北三縣婦幼衛生調查摘要》，紙張粗糙，字跡潦草卻用力，那些資料觸目驚心：新生兒夭折率高達十之三四，產褥熱為常見死因，絕大多數接生依靠毫無衛生知識的舊產婆，用灶灰止血、用生鏽剪刀斷臍。
另一份是印刷精美的《日本國民精神總動員與母子保健政策譯介》，冰冷的鉛字背後，是系統性的國家介入：從學校女生必修家政與育兒，到城鄉遍設的“母子保健所”，目的明確——“培育健全國民之母體，確保帝國未來兵源與勞動力之素質”。
他將兩份檔案推向中央。無需多言，強烈的對比本身，就是最尖銳的提問——當別人已在系統化地鍛造“合格的母親”以支撐其擴張野心時，我們的母親和孩子，還在最原始的矇昧與風險中掙扎求生。
周豫才最先拿起那份調查摘要，手指拂過“臍帶用灶灰塗抹止血”的記錄，久久不語，指尖微微顫抖。
再抬頭時，眼中是深不見底的悲哀，這悲哀比憤怒更刺骨，因為它指向的是最無力、最無辜的犧牲。
“我們談救國，談啟蒙，聲音震天響，文章寫滿紙。”他聲音沙啞，像沙礫摩擦，“可一個孩子，在他聽懂‘國家’‘民族’這些大字眼前，他生命的底色，是誰給的？是他睜開眼睛看到的第一個世界——母親的臉，母親的手，母親哼的歌，母親處理傷口的方式。”
他放下紙頁，彷彿那紙燙手，“倘若這‘第一課堂’裡，教的盡是愚昧、恐懼、不潔與聽天由命……我們在後來的學堂裡，用多少本《新國文》，才能擦掉這最初的烙印？才能補回那缺失的、關於‘人該如何有尊嚴、有保障地活著’的第一課？”
他看向盧潤東，目光如錐，直刺人心：“你談樹三觀，立人格。人格的第一粒種子，是在產房裡、炕頭上、灶臺邊種下的。一個自身被剝奪了光明、困於矇昧與恐懼的女子，你讓她拿甚麼去點亮她的孩子？她只能傳遞黑暗，傳遞她所承受的一切麻木與順從。這才是最絕望的傳承，是文明血脈最深處的毒。”
陳仲甫一掌拍在桌沿，震得茶壺嗡嗡作響：“豫才之言，痛徹骨髓！”
“新文化運動高喊‘打倒孔家店’，其中一條大罪，便是‘夫為妻綱’，將一半人口禁錮為‘奴’與‘盲’！”他站起身，揮舞手臂，“女子無學，則家庭無明；家庭無明，則兒童如生於暗室。母親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若這老師自己就是文盲、就是迷信的俘虜、就是疾病的受害者，她如何能教出健康、明亮、有獨立精神的後代？”
他轉向那份日本檔案，眼神凌厲：“這等於是從源頭上，毒害了整個民族的幼苗！這不僅是家庭之悲，更是國家之癌！我們若只救男子，不救女子，便是隻醫枝葉，不掘病根，終是徒勞！你看日本，它惡，但它清楚知道母體的重要，它在系統性地鍛造‘合格’的母親，為其狼子野心服務！而我們呢？我們連讓母親和孩子活下去、健康活下去的基礎都沒有！”
李守常接過話頭，他的聲音依舊沉穩，卻如大地深處傳來的轟鳴，蘊含著改造山河的力量：“仲甫、豫才所言，是破。現在需立。女子教育，絕非只是讓女子識幾個字，會算賬，以便‘相夫教子’更得力。那是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仍是把女子當作家庭的附屬‘工具’來改良。”
他拿起那份日本檔案，又輕輕放下，彷彿那是一個危險的參照物，帶著劇毒：“潤東提供的這份東西，其核心是軍國主義的，是將女子作為‘生育健全國民的工具’來培養，是另一種形式的奴役——為國家機器服務的奴役。我們萬萬不可墮入此途，否則便是前門驅虎，後門進狼。”
他環視眾人，目光灼灼，充滿了建構的激情：“我們的女子教育，目的應是解放女子作為一個‘人’的全部潛能。讓她有健全之身體，因衛生知識而免於無謂死亡；讓她有獨立之精神，因知識眼界而能明辨是非、主宰自身命運；讓她有社會之擔當，因參與學習與生產而知家國天下，能為之貢獻智慧與力量。”
他頓了頓，語氣更加堅定：“唯有這樣的女子，才能成為家庭中真正的‘靈魂’與‘基石’，而非僅僅是‘勞力’或‘附庸’。她傳遞給下一代的，將不是盲從的孝道，而是理性的敬愛；不是對命運的畏懼，而是對生活的勇氣與探索之心；不是封閉的自私，而是開闊的關懷。這，才是提升未來人口根本素質的不二法門，是強國強種最深遠的投資。”
瞿秋白一直靜靜聽著，此時才溫和而堅定地加入，他的聲音雖然虛弱，卻像潺潺溪流，清晰而執著：“守常先生點出了本質。人口素質，不單是體魄強健、識字率高。更深層的，是心智的健全、判斷力的獨立、創造力的萌發、與協作精神的養成。”
他輕輕咳嗽，緩了緩，“這些品質，在家庭這個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社會化場所中，其‘教師’——母親——自身的狀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個能理性處理家庭事務、保持學習好奇心、與鄰里友善互助的母親，其日常言行，就是對孩童最好、最持續的‘素質教育’。反之，則如豫才先生所言，貽害無窮，且難以彌補。”
話題自然而然轉向了更現實，也更為當時主流所關注的——人口數量與質量的關係。
李子洲終於翻開了他的賬本，但這次，他先沒看數字，而是嘆了口氣，那嘆息沉重得像擔著千斤重擔：“外敵環伺，常說我國以四萬萬人口之眾，為何仍遭欺凌？於是有人疾呼，當鼓勵生育，增加人口，以量取勝。此心可憫，此見卻短，短在只見數字，不見數字背後血肉的質地。”
他指向那份慘痛的婦幼調查，手指點著那些夭折率數字：“如此高的嬰孩夭折率，如此多的母親死於生產。這每一筆，不僅是人間慘劇，更是國力的巨大空耗與未來希望的扼殺。一個家庭，耗盡資財、母親冒著生命危險孕育，最終人財兩空，陷入更深的貧困與絕望，何談為國家增添力量？這增加的，不是‘人口’，是‘負擔’的累積，是‘苦難’的數字堆砌。”
他目光銳利起來，像精明的賬房先生在看一筆壞賬：“真正的‘增加人口基數’，必須是有效增加，是健康生命的存續與成長。女子受教育，知曉衛生常識，可大幅降低生育風險與嬰兒死亡率。”
“此一項，便是在保全現有的、最寶貴的生命資源，是在做‘止損’。再者，女子若有基礎算數、農業或手工技能，能增益家計，家庭便更有餘力與意願養育健康、乃至接受教育的後代。這並非鼓勵無節制的生育，而是讓每一次生育，都更安全，每一次養育，都更有希望和質量。這樣的‘基數’增加，才是有質量的、能轉化為真實國力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