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運站主任是個三十出頭的山西人，叫閻振鐸，原是晉商夥計，算賬一把好手。他給盧潤東看賬本：“六月至今，經張家口轉運的物資：糧食十二萬石，布匹三萬匹，藥品八百箱，另有農機具、種子、課本等雜項。所有物資進出皆有明細，可追查到每一袋糧的最終去向。”
盧潤東問：“這麼多物資，怎麼保證不貪不腐？”
閻振鐸笑了：“盧先生，咱們這兒有三道關：第一，物資出庫入庫必須三人以上簽字；第二，接收方要開具收據，加蓋聚村公章；第三，每月有巡視員隨機抽查。更重要的是，”他壓低聲音，“老百姓都盯著呢。誰要是敢動救災糧，老百姓能活撕了他。”
離開張家口，馬車駛向北平。盧潤東原計劃在北平稍作停留，但車過南口時，他改變了主意——城門口排著長長的隊伍，都是衣衫襤褸的災民，守城士兵正在驅趕。
“走走走！北平城裡沒地方了！”
“老爺，行行好，孩子快餓死了……”
“滾！”
盧潤東讓車伕繞道，從西便門進城。城內景象同樣觸目：街角蜷縮著逃荒的百姓，小孩在垃圾堆裡翻找食物，不時有收屍車拉走餓殍。
聚村在北平設有聯絡處，但規模很小，只能救助少數人。聯絡處主任是個女大學生，叫趙一曼，短髮，眼神清亮。她見到盧潤東，眼圈就紅了：“盧先生，我們盡力了，可難民太多……每天只能施三百碗粥，排隊的有上千人……”
盧潤東看著院子裡排隊的災民，看著他們手中破舊的碗，看著他們眼中絕望與希望交織的光。他問：“糧食還能撐多久？”
“三天。”趙一曼說，“已經給太原、白洋淀發了求援電報，可他們那邊難民更多，根本救不過來……”
盧潤東沉默良久，寫下條子：“從白洋淀糧食儲備站調五千石糧，急送北平聯絡處。”他簽上名字，交給趙一曼，“先救急。長遠之計，要在城外設收容點，組織災民去往白洋淀、聊城、安陽以工代賑。”
離開北平，盧潤東心情沉重。馬車駛向山東聊城，窗外的景象卻漸漸發生變化：
越往南，災情似乎越輕。田地同樣乾裂，河流同樣見底，而是人的狀態不同了。他看見農民在聚村幹部組織下挖井，看見水渠在延伸，看見田邊堆著新打的農具。
進入山東地界，變化更明顯。路過的村莊，牆上刷著標語：“人定勝天”、“抗旱保收”、“聚村一家親”。田間地頭，紅旗招展，那是聚村工作隊在組織生產。
聊城抗旱水渠修建指揮中心設在城東大廟裡。盧潤東到達時已是傍晚，但廟裡廟外燈火通明。院中架著大鍋，炊事員正在準備晚飯；廂房裡，技術員在油燈下畫圖紙；正殿成了會議室，一群人圍在地圖前爭論。
中心主任叫吳煥先，原鄂豫皖幹部，瘦高個，說話帶湖北口音。他見到盧潤東，又驚又喜：“盧先生您怎麼來了？怎麼也沒人提前打個電報！”
“路過，看看。”盧潤東說，“你們這是……晚上還幹活？”
“沒法子，工期緊。”吳煥先引他看牆上的工程圖，“這條水渠全長八十里，從黃河、運河引水，灌溉五個縣的旱地。現在動員了十萬民工，分三十段同時施工，二十四小時三班倒。”
盧潤東仔細看圖。水渠設計很科學：主幹渠沿高地走，支渠像毛細血管延伸到大田；沿途設蓄水池，旱時蓄水，澇時分洪；關鍵地段用磚石襯砌，防止滲漏。
“圖紙誰設計的？”
“清華水利系的學生，還有幾個黃河水利委員會的老工程師。”吳煥先說，“咱們這兒，有學問的和沒學問的在一塊兒幹，學生教民工認字，民工教學生怎麼使力氣。”
晚飯是大鍋菜，白菜粉條燉豆腐，一人兩個窩頭。盧潤東和民工們蹲在院裡吃，聽他們聊天：
“俺今天挖了五方土，掙了半斤糧！”
“你那不算啥，三隊的老王，一天七方！”
“聽說水渠修好了，一畝地能多打一百斤糧？”
“何止！技術員說了，有了水，能改種水稻，一畝頂現在三畝！”
吃完飯，吳煥先帶盧潤東去工地。月色下，水渠工地上火把通明。民工們揮鍬掄鎬，號子聲此起彼伏；技術員拿著水平儀測量，學徒舉著火把照明；婦女們挑著擔子送水送飯，孩子提著馬燈跑來跑去。
盧潤東站在高處，望著這熱火朝天的場面，心中震動。他一路北上南下，看過苦難，看過掙扎，看過堅守，但這樣大規模的、有組織的生產建設，還是第一次見到。
“哪來這麼多人？”他問。
“開始只有聚村組織的災民。”吳煥先說，“後來訊息傳開，周邊縣的百姓都來了——不要工錢，只要管飯，就願意幹活。他們說，聚村是真心為百姓辦事，他們得出力。”
盧潤東忽然想起太原督導站那些年輕人，想起他們眼中的光。他明白了，潘戴遇刺的訊息，像一粒火種，點燃了千萬人心中的火。這火不是仇恨，而是一種“我要做點甚麼”的激情。
在聊城停留一週，盧潤東走遍了水渠沿線。他看到民工們住在臨時工棚裡，條件簡陋，但乾淨整潔，有醫療點，有識字班；看到技術人員和民工同吃同住，手上磨出了繭子；看到婦女們組織起來，不僅做飯送水，還成立了洗衣隊、縫補隊。
更讓他吃驚的是，工地上的生產效率極高。原本計劃三個月的工程，照這個進度，兩個月就能完成。吳煥先說：“盧先生，這就是民心可用。老百姓知道這是在為自己幹活，勁兒使不完。”
離開聊城前夜，盧潤東在工棚裡和幾個老農聊天。一個白鬍子老漢說：“盧先生，俺活了七十歲，經過光緒年的大旱，經過民國初年的亂，沒見過這樣的。當官的跟老百姓一塊兒幹活，讀書的跟泥腿子一個鍋裡吃飯。”
另一箇中年漢子接話：“俺爹餓死那年，官府也在賑災，可粥稀得能照見人影，還得給衙役塞錢才能領到。現在，幹部把飯送到手上，還問你夠不夠。”
盧潤東問：“要是現在讓你們去打仗，你們去嗎？”
漢子們愣了愣。白鬍子老漢先開口：“要是打洋鬼子，俺這老骨頭也上！為啥？因為聚村救了俺全家，因為俺孫子在聚村學堂唸書，因為俺家的地明年就能澆上水——這些好東西，不能讓那些吸人血的洋鬼子給禍害了！”
其他漢子紛紛點頭。
那一刻，盧潤東心中豁然開朗。他一路上的疑惑有了答案：為甚麼潘戴遇刺後，聚村工作反而更好了？因為犧牲讓抽象的理想變得具體，讓遙遠的信仰變得可觸可感。人們看到了，真的有人願意為百姓死；人們明白了，這個組織是玩真的。
從聊城到安陽，再到鄭州，盧潤東看到的都是類似的景象。打井的、修路的、蓋房的、植樹的、修水渠的……整個華北大地，彷彿從沉睡中甦醒，迸發出驚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