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需要給地方一定的自主權。”盧潤東順勢說道，“國府制定大政方針，把握方向；地方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執行。就像西北，如果我們完全按照國府的統一政策，很多工作就沒辦法開展。因為我們面對的問題，和江南沿海完全不同。”
這又回到了國府與地方的關係這個核心問題。常的表情變得嚴肅起來：“盧先生，你這是在為地方割據辯護嗎？”
“不，我是在為國家利益考慮。”盧潤東毫不退縮，“您說中國要大一統，這我完全贊同。但統一不是一刀切，不是把全國各地都變成一個樣子。真正的統一，是在共同的目標下，發揮各地的優勢，形成互補共贏的局面。”
他頓了頓，繼續說道：“比如西北，我們的優勢是資源豐富，土地廣闊，但劣勢是基礎薄弱，人才匱乏。江南的優勢是經濟貿易發達，人才集中，但劣勢是資源有限，空間狹小。如果國府能夠統籌協調，讓西北和江南優勢互補，那中國的整體實力就會大大增強。但如果國府強行推行統一的政策，不顧地方實際情況，那結果可能就是江南發展受限，西北發展停滯，兩敗俱傷。”
這番話很有說服力。常沉默了一會兒，似乎在思考。
“你說得有道理。”他終於開口，“但這裡有一個問題：如何保證地方在有了自主權之後，不會離心離德，不會形成事實上的割據？”
“這就要靠制度。”盧潤東說，“國府和地方的關係，不能只靠個人信任，要靠制度保障。要明確國府和地方的權責邊界，要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要保證資訊的暢通透明。同時，還要有共同的目標和利益，讓地方意識到，只有和國府合作，才能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
“制度......”常嘴裡重複著這個詞，語氣有些複雜，“國內的政治，從來都是人治大於法治。要建立你所說的制度，談何容易。”
“正因為不容易，才要去做。”盧潤東的目光很堅定，“您常說要建設文明國度。但文明需要底層支撐。沒有教育、沒有經濟、沒有工業怎麼能形成由下而上的文明？”
這話說得很尖銳，幾乎是在批評當前的政治體制。但常罕見的沒有生氣，反而露出了深思的表情。
“盧先生，你對政治制度有沒有具體的想法？”
盧潤東猶豫了一下。他知道這個話題很敏感，但既然常問了，他也不能迴避。
“我對政治了解甚少，法治倒是略知一二。然而，無論是法治還是政治，都必須從基層構建。可我們的國情，自古以來形成的鄉村鄉紳自治，恰恰是與法治和政治背道而馳的。各地能夠分而治之，也是因為背後的鄉紳自治。但是，要解決這個數千年來形成的問題，最大限度地釋放民間力量，我們需要時間。可週邊的列強會給我們時間嗎？”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常不自覺地問道。
“我之所以願意在西北、晉地、華北等地收購土地進行賑災和聚村，就是想把這些災民和難民聚集起來，在他們身上進行相關試點。”
“效果如何？”
“還在探索中，但初步效果不錯。”盧潤東說，“決策更加科學了，執行更加順暢了，百姓的滿意度也提高了。”
常沒有說話，只是慢慢地喝著茶。房間裡再次陷入沉默，只有牆上掛鐘的滴答聲在迴盪。
過了很久，常忽然換了個話題：“盧先生，我聽說你在北方推行‘聚村’政策，把分散的農戶集中起來居住，集中耕種，集中管理。這是為甚麼？”
盧潤東心中一凜。常連這個都知道，說明他對西北的情況瞭解比自己想象的更加深入。
“最初時是因為甘省古浪地震，為了賑濟災民才想到將他們引到陝省來定居。”他回答道，“但後來因為土匪劫掠，我們才開始修建大型萬人聚村點，修建城牆和護城河，為了人多力量大可以抵禦土匪劫掠。再後來我們發現陝省的罌粟煙土種植，請馮帥清掃土匪和罌粟種植，帥府開始派兵清繳土匪和煙土販賣，我們也幫著運糧煮飯配合西北軍做事。至於效果，第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西北地廣人稀，農戶分散居住，耕地也分散，不利於規模化經營。把農戶集中起來，耕地連成片，可以使用機械，提高效率。
“第二，改善農民生活。分散居住時，基礎設施很難覆蓋，農民吃水難、用電難、看病難、上學難。集中居住後，可以統一建設水電路網，統一提供醫療教育服務，農民的生活質量會大大提高。
“第三，便於管理。西北民族眾多，情況複雜，分散管理難度大。集中居住後，便於政策傳達和執行，也便於維護社會穩定。”
常點點頭：“聽起來很有道理。但農民願意嗎？他們祖祖輩輩都住在自己的房子裡，有自己的土地，突然要搬出來，集中居住，不會有牴觸情緒嗎？”
“牴觸？”盧潤東一臉肅然地說道，“我們起初主要接納的是災民，也就是那些即將餓死的人，您認為他們會有異議？後來，隨著聚村規模的擴大和好處的增多，周圍那些吃不飽飯的百姓也越來越多，他們自然更不會有意見；至於地主和富戶，我們都以高價購買他們的土地，他們自然都樂意。當然，也有一些頑固分子，誓死不賣，甚至勾結土匪襲擊聚村，但都被我們聚村的村民齊心協力擊退，所以他們也都落荒而逃了。”
“效果如何？”
“試點村的效果非常好。”盧潤東說道，“我們所有的聚村，都對衛生條件有著極高的要求，其次對全體村民的學習氛圍和學習強度也有著很高的要求；農閒時進廠做工，農忙時回村種田收割；如此一來，農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得到了改善，孩子的教育問題也解決了，生病時也能及時就醫。現在，很多村莊的農民都主動要求加入‘聚村’計劃。”
常若有所思：“這個模式，是否可以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我為此耗費近三十億美金，且是在北方地震、乾旱、蝗災的艱難處境下。”盧潤東言及此處，看了他一眼，稍作停頓，方才沉凝道，“故而需因地制宜，因勢而動。南方人口稠密，山多水廣，耕地稀缺，致使地皮價格高昂。故而每個地域皆有其獨特之處，不可一概而論。”他又一次著重強調了“因地制宜”，此乃他的核心觀點之一。
常點點頭，又換了個話題：“盧先生，我注意到西北的教育搞得不錯。今天參觀時，看到很多工人都在上夜校，學習文化和技術。你對教育有甚麼看法？”
“我認為教育是根本。”盧潤東說，“沒有教育，就沒有人才；沒有人才，就沒有發展。西北之所以落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教育落後，人才匱乏。所以我們把教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除了正規的學校教育，還大力開展成人教育、職業教育、技術培訓。目標是讓每個人都有學習的機會，都有提高的可能。”
“投入很大吧？”
“很大，但值得。”盧潤東堅定地說，“十年育樹，百年育人。教育本來就是長線投資，沒有三四代人更迭，根本看不到效益。但長期來看，是回報最高的投資。一個受過教育的工人，生產效率可能提高几倍；一個受過教育的農民，可能掌握科學的種植方法；一個受過教育的管理者，可能做出更科學的決策。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母親，也能培養出來更好的接班人。這些都會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常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盧先生，你的這些想法，很超前，也很有遠見。但你要知道，在中國，做事情不僅要看對不對，還要看能不能。你的這些做法，需要大量的資金、人才和時間。西北能做到，是因為規模小，阻力小。如果要推廣到全國，面對的阻力會大得多。”
“我明白。”盧潤東點頭，“所以我說，要在西北做試點，探索經驗。如果不是華北遇到了百年罕見的旱災和蝗災，我也不會讓人這麼快向華北推廣的。”
“你考慮得很周全。”常凱申說，“但問題是，時間不等人。日本人在東北虎視眈眈，隨時可能擴大侵略；南方、西南都不穩定，隱隱有威脅國府政權穩定。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給你。”
這話說到了要害。盧潤東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