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最後一場雪落下來時，周凱正蹲在家屬院的角落裡，手裡攥著把鐵鍬，往凍得硬邦邦的地裡刨。鋼渣廠的汽笛聲剛響過，帶著跨年的沉悶，他抬頭望了眼灰濛濛的天，心裡那點隱憂像雪片似的，越積越厚。
“姐夫，這土凍得跟鐵塊似的，歇會兒吧。”秦京茹端著碗熱水走過來，十五歲的姑娘已經能幫上不少忙，手裡還拎著個麻袋，裡面裝著剛從糧站領的玉米麵，“鋼蛋鐵蛋在家鬧著要吃烤紅薯，姐讓我問問你，地窖挖到啥時候能完？”
周凱接過熱水，哈了口白氣，鐵鍬往地上一拄：“得趁這幾天下完雪凍實前挖好，不然開春化凍，窖裡該潮了。”他往院裡掃了眼，秦懷茹正站在廊下，把曬好的紅薯幹往布袋裡裝，動作麻利得很——這兩年紡織廠的勞保倉庫早就沒了多餘的布料，她卻把省下來的糧票、布票一點點攢著，全都換成了能填肚子的東西。
地窖的位置選在院子最靠裡的角落，挨著院牆，不顯眼。周凱打算挖得深些，能容下兩三個大缸，到時候把玉米、紅薯幹、南瓜幹全藏進去，再存點醃好的鹹菜和過冬的煤塊，足夠一家人扛過最難的時候。
“你說，這日子咋就越來越緊了呢？”秦京茹蹲在旁邊，看著鐵鍬剷起的凍土塊，“前陣子去糧站，聽人說南邊的麥子減產了，連帶著咱這兒的口糧都降了三成。”
周凱沒說話，手裡的鐵鍬卻掄得更有勁了。他比誰都清楚，這不是簡單的“減產”。前世在歷史書上看過的“三年困難時期”，那些關於飢餓、關於糧食的字眼，此刻像鋼渣廠的鐵水，在他心裡翻騰著灼人的熱。他沒法跟秦懷茹她們說這些，只能用最笨的法子——挖地窖，囤糧食，把能想到的都準備好。
傍晚收工回來的鄰居路過，看見院裡的土堆，笑著打招呼：“周科長這是要藏啥寶貝？”
“沒啥，”周凱直起腰，拍了拍身上的土，“冬天存點白菜蘿蔔，免得凍壞了。”
鄰居笑著走開，秦懷茹卻湊過來，壓低聲音：“別讓人看出啥來，省得惹麻煩。”她比誰都懂周凱的心思，這兩年他總說“手裡有糧，心裡不慌”，從夏天就開始往家搬紅薯、曬南瓜幹，連鋼蛋鐵蛋的零食都換成了能頂餓的炒麵。
夜裡，等孩子們睡熟了，周凱和秦懷茹、秦京茹圍坐在燈下，開始清點存糧。一口大缸裡裝滿了玉米和高粱，牆角堆著十幾個南瓜，秦京茹的針線筐裡，甚至藏著用油紙包好的兩斤紅糖——那是她偷偷把周凱給的零花錢攢下來，託人從黑市換的，說“萬一孩子餓極了，衝點糖水能頂一陣子”。
“我託運輸隊的老李，從鄉下換了點土豆種，”周凱從床底下拖出個木箱，裡面是沉甸甸的土豆，帶著泥土的潮氣，“開春就在院裡開塊地，自己種點，總比等著糧站發強。”
秦懷茹摸著土豆粗糙的表皮，忽然想起95號四合院的那些老鄰居。離開三年多，偶爾從鋼渣廠的工友嘴裡聽到些訊息：易中海還是車間裡的老師傅，只是腰更彎了；傻柱在食堂當廚師，據說總偷偷往家帶剩飯；張賈氏的兒子賈東旭在鄉下插隊，過年都沒回來……
“你說，他們現在夠吃嗎？”秦懷茹輕聲問。
周凱愣了下，隨即搖搖頭：“各有各的活法。”他不是不同情，只是自顧不暇。易中海當年總想著算計，傻柱被當槍使，張賈氏尖酸刻薄，那些人的日子，早就被自己的心思纏成了亂麻，他插手不得，也沒必要插手。
“咱顧好自己就行。”周凱把最後一麻袋紅薯幹搬進剛挖好的地窖，蓋好木板，又在上面堆了些柴火，“等過了年，糧食怕是更金貴，京茹你去紡織廠，多留意些能吃的野菜，廠裡後面的荒地說不定有。”
秦京茹用力點頭，手裡還在縫補鋼蛋磨破的褲子，針腳密得像要把日子縫得緊實些。
跨年夜的鐘聲敲響時，周凱站在院子裡，望著黑漆漆的地窖入口，心裡踏實了不少。北風捲著雪沫子打在臉上，他卻不覺得冷——地窖裡的糧食是暖的，屋裡妻兒的呼吸是暖的，連這寒夜裡藏著的盼頭，也是暖的。
他不知道未來會難到甚麼地步，但他知道，只要這地窖裡的糧食還在，只要一家人攥著勁往一塊兒扛，就一定能等到開春。到時候，院裡的土豆該發芽了，鋼蛋鐵蛋又能在門口追著鐵環跑，秦懷茹或許能從紡織廠領到新的布票，秦京茹的辮子又長長了些……
這些細碎的念想，像地窖裡的微光，足夠照亮接下來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