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鐵蹄便從未停歇。在佔領中國東北全境後，日軍又相繼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變、攻佔熱河全省、進犯長城各口，迫使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協定》，將冀東劃為“非武裝區”。至此，華北門戶洞開。
1935年，日本政府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陰謀，企圖將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從中國版圖中分裂出去，建立第二個“滿洲國”。這一企圖在遭到中國人民強烈抵制後，日本轉而加緊軍事部署，以武力奪取華北的野心昭然若揭。
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國國防方針》及《用兵綱領》，公然宣稱要實現控制東亞大陸和西太平洋、最終稱霸世界的野心。同年8月，日本首相、外相、藏相、陸相、海相召開五相會議，透過了《國策基準》，具體規定了侵略中國、進犯蘇聯、待機南進的戰略方案。這份檔案將日本的擴張路線圖清晰地勾勒出來——先吞併中國，再北進或南進，最終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從1936年5月起，日本開始向華北持續增兵。中國駐屯軍的兵力由最初的1771人驟增至5700餘人，駐防範圍從《辛丑條約》規定的北平至山海關鐵路沿線，向北平西南的豐臺、通縣等地延伸。與此同時，關東軍向察哈爾的多倫、熱河的圍場等地屯兵至5000餘人，整編偽蒙軍達4萬餘人，擴編盤踞在冀東的偽保安隊1.7萬餘人。日軍從東、西、北三個方向，對北平形成了包圍態勢。
進入1937年，華北的局勢愈發緊張。日本駐豐臺的部隊頻繁進行軍事演習，有時在北平城近郊，有時在盧溝橋附近，有時甚至在夜間進行實彈射擊。6月以後，這種演習愈加頻繁，幾乎每日不斷。日軍的意圖十分明確：一方面是向中國軍隊示威施壓，另一方面是讓士兵熟悉地形，伺機挑起事端。對北平的進攻，已是箭在弦上，引弓待發。
此時的華北，實際上已無完整的國家主權可言。自《何梅協定》簽訂後，國民政府的中央軍和黨部被迫撤出河北，華北出現了三股勢力並存的複雜局面：
其一，是宋哲元領導的第二十九軍及冀察政務委員會。這支從西北軍分化出來的部隊，名義上隸屬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擁有相當的獨立性。宋哲元在夾縫中艱難周旋，一方面要應付日本人的步步緊逼，另一方面又要維持與南京方面的微妙關係。他的政務委員會控制著河北、察哈爾的大部分地區，但處處受到日軍的掣肘。
其二，是漢奸殷汝耕成立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這個偽政權盤踞在冀東二十二縣，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手扶植的傀儡，實際上成為日軍控制華北的重要工具。
其三，是實力最強的日本“中國駐屯軍”。經過多年經營，日軍已滲入華北的經貿、政治、外交、財政等各個方面。他們在天津設有駐屯軍司令部，在北平、豐臺、通縣等地駐有重兵，擁有鐵路沿線的駐兵權，實際上成為華北地區的有力“統治者”。
在地理態勢上，北平的處境已十分危急。東面，是殷汝耕的偽冀東政權和日軍控制的通縣；北面，是日軍重兵集結的熱河；南面，是被日軍佔領的豐臺。三面均已被日軍和偽軍控制，唯有西南面的宛平城還控制在第二十九軍手中。一旦宛平失守，北平將被完全包圍切割，成為一座孤城。
宛平城，這座始建於明末的軍事要塞，專為拱衛京師而建。城牆堅固，四門錯落，與普通的縣城格局迥異。它背靠永定河，扼守著通往北平的咽喉要道。而在宛平城西門外，橫跨永定河上的，便是那座舉世聞名的盧溝橋。
盧溝橋，不僅是進出北平的門戶，更是連線華北與華中的交通樞紐。從北平南下的公路、鐵路均由此經過。時人深知此地的戰略價值：“盧溝橋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北平之得失，華北之存亡系之；而西北，隴海線乃至長江流域，亦莫不受其威脅也。”這座橋，就是北平城的最後一道命門。
在盧溝橋與豐臺之間，有一座歷史悠久的龍王廟。1937年7月7日，正是這個普通的夏日夜晚，改變了中國的歷史程序。
當晚7時30分，駐豐臺的日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由中隊長清水節郎率領，荷槍實彈地開往龍王廟一帶，聲稱要進行夜間軍事演習。時值盛夏，夜色深沉。10時40分左右，日軍演習方向突然傳來一陣槍響。槍聲劃破夜空，也拉開了全面侵華戰爭的序幕。
午夜時分，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給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打來電話，聲稱有日軍陸軍一箇中隊在盧溝橋附近夜間演習時，“彷彿聽見”宛平城內發出槍聲，致使演習部隊一時混亂，丟失士兵一名，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
這個藉口拙劣得令人髮指。丟失士兵？日軍演習結束後清點人數，所謂“失蹤”計程車兵其實只是暫時離隊，20分鐘後便已歸隊。但日本人需要的只是一個藉口，而不是真相。
第二十九軍軍部嚴詞拒絕了日軍的無理要求。答覆函義正辭嚴：“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未經事先同意在此演習，已違背國際公法，妨害中國主權。至於士兵走失，與我方無關，我方不能負責。如貴方要搜查，可在演習區域內自行搜尋，絕不能進入宛平城。”
7月8日凌晨2時，日方再次發出威脅：如不允許進城搜查，將以武力保衛前進。而後，日軍一木清直大隊長下達了作戰命令。凌晨5時許，日軍開始向盧溝橋一帶的中國守軍發起攻擊，並炮轟宛平縣城。
守衛在盧溝橋和宛平城的，是第二十九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團長吉星文。這位年僅29歲的青年軍官，立即率部奮起抵抗。日軍的第一個攻擊目標是龍王廟和附近的鐵路橋。守衛橋頭的第219團官兵僅有兩個排，60餘人。面對日軍一個大隊數百人的猛攻，他們毫無懼色，依託橋頭工事頑強抵抗，子彈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拼彎了就肉搏。終因寡不敵眾，60多名官兵全部壯烈犧牲。龍王廟和鐵路橋一度陷於敵手。
訊息傳到宛平城內，吉星文怒髮衝冠。他立即組織反擊，命令部隊挑選精幹戰士組成敢死隊。凌晨時分，敢死隊員用繩梯悄悄爬出宛平城，在夜色掩護下摸向鐵路橋。他們出其不意地將日軍一箇中隊包圍在鐵路橋上，槍聲、手榴彈爆炸聲、喊殺聲響成一片。日軍措手不及，一箇中隊被全殲在橋上。敢死隊重新奪回了龍王廟和鐵路橋，將日軍的囂張氣焰狠狠打了下去。
第110旅旅長何基灃親臨前線指揮，在一個營部裡發出誓死“與橋共存亡”的命令，激勵著每一個守軍將士。此後數日，雙方在盧溝橋和宛平城一帶反覆爭奪，槍炮聲不絕於耳。
事變之初，局勢呈現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複雜局面。第二十九軍與冀察當局的領導者被日軍施放的“和平”煙幕所迷惑。7月9日晨，第29軍副軍長秦德純與日本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達成三項口頭協議：雙方立即停止射擊；日軍撤退到豐臺，第29軍撤向盧溝橋以西；宛平城內防務由保安隊接防，人數限制在300人之內。
此後數日，和談在零星衝突中時斷時續。宋哲元等人認為日軍的行動只是“地方事件”，幻想用和平方式解決。他雖於7月16日下達了確保北平的作戰預備命令，卻無具體部署和戰備行動。更有甚者，為向日軍表示“和平誠意”，他竟下令將北平城內各要口準備巷戰的防禦工事、沙包等一律撤除，將關閉數日的城門完全開啟。當孫連仲等部奉命北上支援時，他竟發電予以抵制，稱“平津地區局勢可控，無需增援”。
然而，日本人的“和談”不過是緩兵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