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新形勢。中共中央有必要對整個形勢作出分析，制定出適合新情況的完整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西安定縣(今子長)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即瓦窯堡會議)。
會議著重討論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並相應地調整了各項具體政策。
會議中分析了各階級對抗日的態度，明確提出民族資產階級在亡國滅種的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
提出：我們要從關門主義中解放出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決議首先指出，當前政治形勢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併吞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在這種形勢下，一切不願當亡國奴、不願當漢奸的中國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展開神聖的民族戰爭”。
決議認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落後階層；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和知識分子已轉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也有對革命採取同情中立的態度以至有參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戰線是擴大了”。黨應該採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去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
決議明確指出，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間，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黨也應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以利於抗日民族解放鬥爭。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與其他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也應採取這樣的策略。
決議指出，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僅應當是下層的，而且應當是包括上層的。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決議重申，統一戰線的最高組織形式是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
為了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議和報告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指出關門主義的由來主要在於不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到中國的特殊的具體的環境中去，強調黨不能空談抽象的共產主義原則，而必須大膽地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策略，去組織和團聚千千萬萬民眾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軍，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領導權。
決議和報告在著重批評關門主義傾向的同時，及時提醒全黨記取歷史上發生過的實行統一戰線政策時的右傾錯誤的教訓。在目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產黨和紅軍不但要充當發起人，而且應當成為堅強的臺柱子，從而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所使用的拆臺政策，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決議認為，共產黨在抗日統一戰線內部，既要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堅決不動搖地同一切動搖、妥協、投降和叛變的傾向作鬥爭。共產黨必須以自己徹底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和行動去取得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決議強調指出，必須更深刻地瞭解革命領導權的問題。“黨的領導權的取得，單靠在工人階級中的活動是不夠的(這是要緊的)，共產黨員必須在農村中，兵士中，貧民中，小資產階級與智識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進行自己的活動，為這些群眾的切身利益而鬥爭，使他們相信共產黨不但是工人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
為了適應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要求，決議規定將“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同時改變不適應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決議指出人民共和國是以工農為主體的，同時又容納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階級。人民共和國首先保護工農群眾的利益，同時又保護民族工商業的存在和發展。
關於改變對富農的政策問題，決議在1935年12月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關於改變對付富農策略的決定》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指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改變對待富農的政策。富農的財產不沒收，富農的土地，除封建剝削之部分外，不問自耕的與僱人耕的，均不沒收。鄉村中實行平分一切土地時，富農有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之權。”也就是說，對於富農的土地和財產，除封建剝削部分外，採取保護政策。
關於對工商業政策的規定，決議指出：要“用比較過去寬大的政策對待民族工商業資本家。在雙方有利的條件下，歡迎他們到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領土內投資，開設工廠與商店，保護他們生命財產之安全，儘可能的減低租稅條件，以發展中國的經濟。在紅軍佔領的地方，保護一切對反日反賣國賊運動有利益的工商業”。
在幹部問題上，決議指出：偉大斗爭時期，黨的幹部堅固地團結於黨的領導機關周圍，是有決定意義的。黨必須大量培養幹部，使成千上萬的幹部到各方面的戰線上去，在實際鬥爭中學習和鍛鍊，這樣，才能適應新的大革命的需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下旬，陝北瓦窯堡。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剛結束不久，那份著名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墨跡已幹。決議明確了紅軍軍事戰略的基本原則：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對日作戰；擴大紅軍。紅軍的軍事部署和作戰行動，應確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線”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個基點上。
具體步驟清晰指向東方和北方：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抗日反蔣、渡河東征”的口號，已在高層形成共識。
但共識之下，仍有憂慮。
十二月二十六日，瓦窯堡一處較大的窯院裡，軍事會議召開。窯洞內煙氣繚繞，粗木條凳上坐著紅一方面軍主要指揮員。牆上掛著手繪的陝甘晉地區簡圖，黃河如一條黃褐色的帶子，將陝西與山西分隔開來。
主持會議的領導人開門見山：“政治局定了方向，今天請諸位來，是具體議一議東征怎麼打。大家放開談，有甚麼顧慮、甚麼想法，都擺到桌面上。”
紅一方面軍首長第一個發言。他披著件舊軍大衣，手指在地圖上黃河段重重一點：“東征，我贊成。但有兩個實際問題，必須想清楚。”
他抬起眼，目光掃過眾人：“第一，閻錫山的晉綏軍不是軟柿子。他在黃河東岸經營多年，碉堡林立，防線嚴密。我們要渡河，船從哪兒來？渡河點怎麼選？怎麼保證第一波部隊過去後，能站住腳？”
“第二，”他手指從黃河東岸向西回劃，“更關鍵的是後路。紅軍主力一旦渡過黃河，萬一後路被切斷，黃河渡口丟了，我們撤不回來怎麼辦？山西是閻錫山的老巢，我們人生地不熟，要是被纏住，後果不堪設想。”
首長頓了頓，說出自己的意見：“我的想法是，先不急著過河。我們可以在陝北做出大舉東進的態勢，擺出要渡河的架勢，把閻錫山伸進陝北的部隊——比如那個正蠢蠢欲動的孫楚部——嚇回去，讓他收縮防線。我們趁這個機會，鞏固、擴大陝北根據地。等我們腳跟更穩了，再圖東進。”
這番話務實而謹慎，引起不少點頭。確實，陝北蘇區剛站穩，貿然深入山西，風險太大。
但紅一軍團軍團長有不同看法。他身材瘦削，說話聲音不高，卻條理清晰：“首長顧慮的，我都同意。但我補充一點：陝北太貧瘠了。”
他走到地圖前，手指劃過陝北的溝壑梁峁：“這裡地廣人稀，土地貧瘠，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飽。我們要擴大紅軍，兵員從哪兒來？糧食從哪兒來？靠陝北，撐不起一支大軍。”
他目光轉向南方：“我建議，主力南下，向陝南發展。秦嶺山區地形複雜，敵人統治薄弱，群眾基礎好。我們可以像在南方那樣，打游擊，建根據地。那裡人口稠密，物產也相對豐富，是擴大紅軍的好地方。”
說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我已經初步擬了個名單，哪些部隊、哪些幹部適合去陝南打游擊，都列出來了。如果中央同意，我願帶隊南下。”
窯洞裡響起低聲議論。南下陝南，這確實是條路子，但意味著與東征的戰略方向背道而馳。
又有指揮員提出向西：“陝北往西，是寧夏、甘肅，再往西就是新疆。我們可以走河西走廊，打通與北邊（蘇聯）的聯絡。如果能從北邊獲得武器彈藥支援，紅軍的戰鬥力能上一個臺階。”
向東？向南？向西？
意見紛呈，各有道理。
主持會議的領導人靜靜聽著，等大家說得差不多了，才緩緩開口：“同志們的顧慮，都有道理。”
他站起身，走到地圖前，手指重重按在山西的位置：“閻錫山在山西搞獨立王國，對日本曖昧，對紅軍兇狠。不打疼他，他伸進陝北的手就不會收回去。我們東征，一為抗日，二為討逆，三為擴紅——山西人口兩千萬，是陝北的十倍。只有打出去，紅軍才能壯大，抗日才有力量。”
“當然，”他轉向一方面軍首長，“渡河的困難、後路的安危，必須周密籌劃。這不是蠻幹，是要打巧仗。”
這時，他的目光落在一直沉默聆聽的秋成身上：“秋成同志，你是軍委委員，也說說你的看法。”
窯洞內安靜下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秋成。
秋成站起身，走到地圖前。
他頓了頓，話鋒一轉：“我支援中央決定的東征方針，認為是當前最正確、最緊迫的選擇。”
“我們紅軍的口號是‘抗日救國’。如果這時候不向抗日前線挺進，反而南下、西進，政治上就失了先手，道義上就矮了一截。老百姓會問：紅軍的抗日是真是假？”
他轉向山西方向：“閻錫山在山西經營幾十年，把山西搞成獨立王國，對日本態度曖昧，對紅軍嚴防死守。不打疼他，他不僅不會收斂，還可能變本加厲擠壓陝北蘇區。只有東征，打到山西去，才能迫使閻錫山收縮，才能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才能從山西獲得兵員、物資補充。”
“至於渡河和後路問題，”秋成看向領導，“我相信，只要籌劃周密，準備充分，辦法總比困難多。我們紅軍從江西走到陝北，甚麼難關沒闖過？湘江、金沙江、大渡河，哪一條不兇險？”
他最後總結：“我完全擁護中央東征的決定。紅八軍團堅決服從命令，做好一切準備。”
秋成的發言清晰有力，堅定支援了東征方針。窯洞內的氣氛明顯鬆動。
會議又進行了詳細討論，最終統一了思想：東征山西，勢在必行。具體作戰計劃，由軍委詳細擬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