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丙鶴側過頭，對身邊的年輕後生道：“阿榮，去門口看著。有人靠近就咳嗽一聲。”
年輕後生點點頭，快步走了出去。
李長安也對常飛點點頭。
常飛會意，也是朝門口走去。
倉庫裡只剩下他們兩個人。
遠處的海面上傳來一聲汽笛，低沉而悠長，在暮色裡飄散。
海浪輕輕拍打著岸邊的石壁，發出有節奏的聲響。
天色又暗了一些，天窗透進來的光從灰白變成了暗藍。
兩人面對面站著，誰也沒有急著開口。
六年了。
李長安想起1949年的舊金山。
那一年，司徒大佬決定回國。
臨走之前，他把李長安叫到跟前，說，長安，致公堂交給你了。
那時候他雖然已經很有錢，但輩分低，堂裡那些老人誰也不服他。
有人當面說，他一個混血兒，憑甚麼？司徒大佬拍著桌子說，憑我看人準。
憑他這些年捐的錢，比你們加起來都多。
那些話，是後來別人告訴他的。他當時不在場。
他只記得司徒大佬臨走那天，握著他的手說，長安，致公黨就交給你了。
然後就走了。
六年了。
司徒丙鶴先開了口。
“這一趟來，不容易。”她說，語氣平淡，像是在說今天天氣不錯，“從香港到舊金山，轉了三趟船，繞了大半個太平洋。”
李長安點點頭：“我知道。辛苦了。”
司徒丙鶴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動了一下。
“你倒是不問問我為甚麼來。”
李長安笑了笑，沒說話。
司徒丙鶴也不再繞彎子。她抬起手，解開風衣的扣子，從內袋裡取出一樣東西。
那是一個牛皮紙信封，邊角已經有些磨損，但封口完好。她把信封遞過來。
“司徒大佬讓我帶給你的。”她說。
李長安接過信封，沒有急著開啟。他看了一眼封皮，上面沒有字，只有一道模糊的水漬，像是過了很久。
“他……”
“走了。”司徒丙鶴的聲音低了下去，“沒受甚麼苦。八十七歲。”
李長安沉默了。
司徒大佬。
他想起第一次見那個人，得知自己有渠道搞到磺胺，司徒大佬破例將讓自己加入安良堂。
然後司徒大佬為了籌款，四處奔走。
後來大佬要回國了。臨走之前，把他叫到跟前，說，長安，致公堂交給你了。
他看著那雙渾濁卻依然有神的眼睛，不知道該說甚麼。司徒大佬拍了拍他的肩膀，說，別怕，我信你。
他那時候不知道，這五個字有多重。
“他走的時候，”司徒丙鶴的聲音繼續響起，“我在旁邊。他拉著我的手說，丙鶴，你替我去一趟美國，找長安。把這個交給他。”
她頓了頓，看著李長安手裡的信封。
“這是他親筆寫的。”
李長安看著手裡的信封，沉默了幾秒。然後他撕開封口，取出裡面的信紙。
信紙有兩頁，泛黃的宣紙，毛筆小楷，字跡有些抖，但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
“長安吾侄：見字如面。”
李長安的目光停在這五個字上，停了幾秒。
吾侄。
他見過這個人很多次，但這個人從來沒有當面叫過他甚麼。
只是在信裡，叫他吾侄。
他繼續往下看。
“我今年八十有七，自知時日無多。有些話，想說與你聽。
你我相識十七年，我看著你從一個毛頭小子，長成今天的樣子。你在唐人街長大，吃過苦，受過氣，知道這世道的不易。後來你闖出來了，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別人一輩子都夠不著的東西。但你心裡還裝著那些事——你母親是台山人，你37年回去過，你給那邊送過東西。這些年，你捐的錢，做的事，我都知道。
長安，我這一輩子，走過很多路。年輕時在舊金山刷過盤子，修過鐵路，捱過打，受過窮。後來致公堂立起來了，有了一點名堂。再後來，孫先生來米國，我幫他籌過款。抗戰了，我發動大家捐錢捐物。那些年，我以為自己做的，就是該做的事。
但49年，我接到偉人的親筆信，請我回去參加政協會議。我八十歲了，本來可以不回去的。但我看了那封信，看了很久。我想起自己這一輩子，想起那些年在海外漂泊的日子，想起那些死在鐵路上的弟兄。我想，也許該回去看看了。
我回去了。
長安，你不知道那是甚麼感覺。踏上那片土地的時候，我哭了。六十多年了，我終於又踩在自己的土地上。北京的城牆還在，老百姓的日子還苦，但那股勁兒，不一樣了。我見到偉人，見到總理，見到那些從槍林彈雨裡走過來的人。他們跟我說，司徒老先生，歡迎回來。
我那時候想，我這輩子，值了。
長安，我不勸你回來。你的路要你自己走。但我有一個心願——我希望你，有朝一日，也能回去看看。不是以米國資本家的身份，不是以威爾遜家族繼承人的身份，是以李長安的身份，以一個華人的身份，去看看那個新國家。
那是咱們的根。
你母親是台山人，你應該知道，台山的春天是甚麼味道。騎樓下的石板路，村落裡的碉樓，潭江上的船笛。那些東西，不是錢能買來的。
我寫這封信的時候，身體已經不行了。但我想著，你讀到這些字的時候，應該還年輕。你還有機會。
長安，別忘了自己是誰。
不管你在那邊走多遠，心裡得有一根繩子，拴著。不能斷。
司徒
一九五五年四月”
李長安站在那裡，看著手裡的信，很久沒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