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莫斯科的冬天來得格外早。
李衛民是在十一月抵達這座城市的。
飛機降落的時候，窗外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路燈在暮色中亮起來，橘黃色的光落在雪地上，像碎了一地的金子。
在眾人的簇擁下，他把大衣領子豎起來，走出機場，冷風迎面撲來，帶著北方特有的乾燥和凜冽。
他深吸了一口氣，那味道讓他想起了七年前的東北邊境，想起了那個揹著一杆步槍、眼睛像貝加爾湖冰面的女人。
這次來莫斯科，名義上是為了一部合拍片。華光國際跟莫斯科電影製片廠談了大半年的專案終於敲定了，二戰題材，大場面，需要毛熊國方面提供場地、裝置和軍事顧問。
作為公司的掌舵人，他本可以派別人來，可他還是親自來了。
他跟自己說這是對專案的重視，可心裡明白，那不過是個藉口。他真正想見的，是那個七年前在風雪中與他並肩御狼的女人。
他甚至在出發前特意翻了翻空間，那把小巧的手槍還在，被他保養得閃閃發亮。
想要在人海茫茫之中找到她，他知道希望渺茫。
毛熊國這麼大，莫斯科這麼遠，葉卡捷琳娜在遠東軍區服役，不一定在這裡。
就算她在，茫茫人海，怎麼遇？就算遇見了，七年過去了，她還會記得他嗎？他不敢想太多，怕想多了失望更大。
合拍片的會談持續了三天。莫斯科電影製片廠的廠長伊萬諾夫是個熱情的胖子，每次開會都準備一大桌子茶點，黑麵包、魚子醬、伏特加，一樣不少。
李衛民用熟練的俄語跟他交談，這讓伊萬諾夫覺得很驚訝。
第三天下午，合同簽了。
伊萬諾夫拉著他的手說晚上要請他吃飯，好好慶祝。
李衛民有些疲憊，推說想回酒店休息。
伊萬諾夫也不勉強，拍著他的肩膀說改天再約。
李衛民回到酒店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酒店在莫斯科市中心，名叫“國家酒店”，是那種老派的、帶著蘇聯式厚重感的建築，大理石地面，黃銅扶手，走廊裡鋪著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沒有聲音。
他的房間在四樓，窗戶正對著紅場，能看見聖瓦西里大教堂五彩斑斕的尖頂在暮色中若隱若現。
他脫下大衣掛在衣架上，坐在床邊，揉了揉太陽穴。
三天的高強度會談讓他有些疲憊，腦子裡亂哄哄的，合同的條款、翻譯的措辭、伊萬諾夫的熱情——都亂成一團。
他從大衣口袋裡摸出那把馬卡洛夫PM手槍握在手心裡。
鐵質的器材被他的體溫捂熱了，他盯著這把手槍看了很久，然後把它放在床頭櫃上，躺下來，閉上眼睛。
有人在敲門。
李衛民睜開眼睛，看了一眼牆上的掛鐘，下午五點四十分。
他以為是酒店的服務生，說了聲“進來”，可沒人應。敲門聲又響了，這回比剛才重了一些。他站起來，走過去，拉開門。
走廊裡站著一個小男孩。
他大概五六歲的樣子，穿著一件灰色的棉外套，帽子歪戴在頭上，露出一撮黑色的頭髮。
他的臉被凍得紅撲撲的，鼻尖掛著一點清涕，可那雙眼睛很亮，黑得像兩顆剛洗過的葡萄。
他仰著頭看著李衛民，目光裡有好奇，有緊張，還有一種說不清的親近感。
李衛民愣了一下。這個小男孩的面孔讓他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說不上來是甚麼，像是在哪裡見過，又不像。他用俄語問了一句：“你找誰？”
小男孩沒有回答。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條，舉起來，踮著腳尖遞給他。
李衛民接過來，展開。
紙條上的字跡娟秀，一筆一劃寫得很認真，像是練過書法，可那字裡行間帶著一種生澀，顯然寫字的人不是中國人。內容是中文，只有短短几行——
“還記得遠東邊境的那一夜嗎？明天中午十二點，阿爾巴特街的普希金廣場，我在那裡等你。如果你還記得那個給你馬卡洛夫手槍的人，就來。”
李衛民的手指微微發抖。他的心跳忽然快了起來，快得像要從胸腔裡蹦出來。他蹲下來，儘量讓自己的聲音平穩：“小朋友，這紙條是誰給你的？”
小男孩用俄語說：“一個阿姨。”
“她長甚麼樣？”
“高高的，很漂亮，眼睛是藍色的。”小男孩想了想，又補充了一句，“她給我買了糖果。”
李衛民笑了，那笑容裡有驚喜，有不可置信，還有一種被壓抑了七年、此刻忽然破土而出的滾燙的東西。
他伸出手，摸了摸小男孩的頭髮，他的頭髮很軟，很黑，溫熱的，帶著一股奶香味。“謝謝你。”他說。
“你等會兒。”李衛民轉身從房間內拿出幾塊巧克力糖果給小男孩。
小男孩害羞的接過後，咧嘴笑了笑，露出兩顆缺了的門牙，然後轉身跑了。走廊裡傳來他的腳步聲，噠噠噠，漸漸遠了。
李衛民站在門口，手裡攥著那張紙條，很久沒有動。
他的手指摩挲著紙條上的字跡，除了葉卡捷琳娜，沒有人會對他這麼說了。
那場雪，那個邊境線上的夜晚，那一整夜的相互依靠和御狼療傷，還有她臨別時交給他的手槍。那是隻屬於他們兩個人的記憶。
他把紙條貼在胸口，閉上眼睛，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她在這裡，她在莫斯科。
晚上，他幾乎一夜沒睡。
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把紙條拿出來看了十幾遍，每一遍都覺得不是真的，又看，又確認。
他想起七年前，在東北邊境線上的那個夜晚。
他們並肩坐在火堆前，她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跟他說話，講她在遠東軍區的故事，講她喜歡騎馬勝過開車，講她為甚麼會一個人出現在邊境線上。
她的聲音低沉，帶著一點沙啞，像大提琴的低音弦被緩緩拉動。
而他，也和她分享了他的一些生活。
兩個人就這樣，不知道甚麼時候，他們依偎在了一起，也不知道是誰先主動的。
沒有人說話，只有火堆裡木柴燃燒的噼啪聲，和遠處偶爾傳來的狼嚎。
他們的呼吸交織在一起，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夜裡凝結成白霧，又散開。
她的身體很熱，很軟，像一團燃燒的火。
她的手指抓著他的後背，抓得很緊，指甲陷進他的面板裡，留下深深的印記。
他把臉埋在她的頸窩裡，聞見她身上的味道，混著雪花和硝煙，還有一點點血腥味——是她的傷口滲出來的。
他沒有問她為甚麼，她也沒有解釋。在那個風雪交加的邊境線夜晚，他們像兩個迷路的孩子，在人世間的荒原上偶然相遇，用彼此的體溫取暖。
天亮的時候，她已經穿好了軍裝，站在晨光裡，頭髮被風吹得凌亂。
他把長命鎖遞給她，她也回贈了手槍給他。
他接過手槍，她的手指碰到他的手背，冰涼。他想說點甚麼，她已經頭也不回地走了。
腳步踩在雪地上，濺起一片雪霧，她的背影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白茫茫的天地間。他站在那裡，手裡攥著手槍，站了很久。
第二天，天氣晴好。
莫斯科難得出了太陽，陽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白光。李衛民提前一個小時就到了阿爾巴特街。
普希金廣場不算大，廣場中央豎著一尊普希金的銅像，詩人微微低著頭，像是在沉思，又像是在凝視著某個人。
銅像上落了一層薄雪，風吹過來，雪沫從詩人的肩頭飄落。
廣場周圍是商店、咖啡館、書店，人來人往，有人在買東西，有人在聊天，有小孩在追鴿子，有一對情侶坐在長椅上分享一盤冰淇淋。
李衛民站在銅像旁邊，大衣領子豎起來，兩手插在口袋裡。
他的手心裡攥著那個定情信物，攥得很緊，指節泛白。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尋每一張面孔，從東邊看到西邊，從南邊看到北邊，一遍又一遍。每一個高挑的女人走過，他都會多看兩眼，確認是不是她。可都不是。
時間過得很快。十一點，十一點半，十二點，十二點半。
人群中來來往往，沒有葉卡捷琳娜。
他告訴自己不要急，也許她路上耽擱了。他不走了，就在銅像旁邊站著，像一尊雕像，目不轉睛地盯著廣場的入口。
下午一點，一點半，兩點。太陽從東邊移到了西邊，他的影子從短變長，又從長變短。他站得腿有些酸了，走到旁邊的長椅上坐下，仍然盯著廣場的入口。他怕自己坐下了就看不見了，又站起來，走回銅像旁邊。
下午三點，廣場上的人少了一些。他看見一個身材高挑的女人從對面走過來，穿著灰色大衣，圍著一條紅圍巾，頭髮是棕色的，不是黑色。
走近了，是一個陌生的面孔，衝他笑了笑，大概是覺得這個站在雪地裡一動不動的東方人很奇怪。他的希望升起又落下，像坐過山車。
下午四點，太陽已經開始西斜了，橘紅色的光落在雪地上，把整個廣場染成了一片溫暖的橙黃。
他想起紙條上寫的“明天中午十二點”，現在已經過了四個小時。
他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來錯了地方，或者記錯了時間，又或者——她根本就沒打算來。
也許她只是路過莫斯科，臨時起意寫了那張紙條，後來又因為甚麼原因不能來了。也許她是在試探他，看他會不會來。也許她就是不想來了。
他坐在長椅上，彎下腰，雙手撐著膝蓋，低著頭。
風吹過來，把他的頭髮吹得凌亂。他從口袋裡掏出那張紙條，看了又看，紙條已經被他折出了深深的摺痕，字跡有些模糊了。東北邊境的雪，那個夜晚——這些記憶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她一定是想來的，一定是有原因的。他告訴自己再等等，等到天黑。
五點，五點一刻，五點三十分。
廣場上的燈一盞一盞亮起來，橘黃色的光落在雪地上，跟晚霞的餘暉交織在一起，像一幅油畫。
行人漸漸稀少了，鴿子也飛走了，只有那尊普希金銅像還站在那裡，默默地凝視著遠方。
李衛民站起來，活動了一下僵硬的雙腿。他在雪地裡站了將近六個小時，腿已經麻了。
他看了看手錶，五點四十五分。天馬上就要黑了。他深吸一口氣，決定再等最後十五分鐘。
廣場邊上，有一個戴頭套的人。
李衛民之前就注意到了，他穿著一件黑色的羽絨服，戴著一個熊的頭套，那種遊樂場裡常見的、搞笑的、毛茸茸的頭套。
他在發傳單，大概是某個商家請的活廣告。
李衛民正看著那個人，那個人忽然扔下手裡的傳單，朝他走過來。李衛民往後站了站，警惕地盯著那個人。那個人走到他面前，站定，然後伸出雙手，慢慢摘下頭套。
一頭金色的長髮散落下來，在路燈下泛著栗色的光澤。
她的臉很小，顴骨高，鼻樑挺，嘴唇薄，眉骨英氣逼人。她的面板比七年前白了一些，眼底有淡淡的陰影，像是睡眠不足，可那雙眼睛沒變——藍灰色的，像貝加爾湖的冰面，又冷又亮。
她穿著一件黑色的羽絨服，圍著一條灰色圍巾，整個人裹得嚴嚴實實，可他還是一眼就認出了她。他一眼就認出了她。
“是你。”他聽見自己的聲音發澀。
葉卡捷琳娜站在那裡，手裡攥著頭套，手指微微發抖。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用帶著濃重口音的中文說了一句：“是我。”
李衛民看著她，心裡忽然湧起一股排山倒海的情緒。是驚喜、是委屈、是憤怒、是心疼——這些情緒攪在一起，像一團燒開的水，咕嘟咕嘟往外冒。
他伸出手，一把把她拉進懷裡，抱得很緊，緊得她幾乎喘不過氣。
“你怎麼現在才來？”他的聲音悶悶的，埋在她的頭髮裡，“我等了你一天。”
葉卡捷琳娜沒有回答。她靠在他懷裡，閉上眼睛，睫毛顫了顫。她的身子很涼，像是站在外面很久了，可他的胸口很熱，隔著厚厚的羽絨服都能感覺到。
“不是一天。”她忽然說，“是七年。”
李衛民的手收緊了一些，把她箍得更緊。
“你為甚麼戴著頭套？”他問，“你怕被認出來？”
葉卡捷琳娜從他懷裡抬起頭，看著他。她的眼眶紅紅的，但沒有哭。她的表情很複雜，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著甚麼，嘴角抽了一下。
“我來之前，在那邊站了很久。”她朝廣場的另一邊看了一眼，“從你等你的第一個小時開始，我就來了。”
李衛民愣住了。
“我戴著這個頭套，你看不見我，我能看見你。
你站在那裡，看著走過來的人，每次都滿懷希望，每次都失望。
你坐下來，又站起來，又坐下。
你掏出那張紙條，看了好幾遍。
你在雪地裡跺腳，你把手插在口袋裡，你整理自己的領子。
你一直等，從中午等到現在。”
她的聲音很平，像是在彙報工作，可說到最後，聲音有了裂痕，“我想過很多種可能。也許你會來，也許你不會來。也許你來了一會兒就走了，也許你根本不會來。你沒有，你一直在。”
李衛民看著她，忽然甚麼都明白了。她不是來晚了，她是在試探他，看他是不是真的會來，給不給她一個滿意的答案。
“為甚麼？”他問。他不需要問那麼多，但他需要一個理由。
葉卡捷琳娜低下頭，看著自己手裡的頭套。毛茸茸的熊臉在路燈下咧著嘴，像是在笑她。
“因為我不敢。”她的聲音很輕，像是怕被風吹散，“我怕你變了，怕你不記得了，怕你來了看見我現在這樣，轉身就走。那樣的話，我寧願不來。不來，我心裡還有個念想。來了，念想就碎了。”
她抬起頭，看著他的眼睛。“這些年，我看了你所有的電影。《太極張三丰》《少林寺》《黃飛鴻》《陳真》，每一部都看了好多遍。我甚至去了莫斯科的電影院，看了中文原版帶俄文字幕的。我把你的海報貼在家裡，貼了很多張。”她頓了頓，“謝爾蓋問我，媽媽，這個叔叔是誰？我說是一個朋友。他又問我，媽媽是不是很喜歡他？我沒有回答。他每次看見你的海報，都會叫你的名字——李衛民。他叫得很好聽。”
李衛民的手指在她肩上收緊了。“謝爾蓋是誰？”
葉卡捷琳娜看著他，沉默了。風從廣場上吹過來，把她的頭髮吹到臉上。她沒有撥開，就那麼被他擁在懷裡，兩個人對視著。
“我們的兒子。”她一字一句說。
李衛民的大腦一片空白。他聽見自己的心跳聲，咚咚咚，像有人在擂鼓。周圍的一切都模糊了，只有她的臉，只有她那雙藍灰色的眼睛，只有她說的那四個字——我們的兒子。
“你……你說甚麼？”他艱難地從喉嚨裡擠出這幾個字。
葉卡捷琳娜沒有說話。她轉過身，朝廣場邊上招了招手。李衛民順著她的方向看過去，那裡站著一個人——不，不是一個人，是一個小男孩。
他穿著一件灰色的小棉襖，帽子上有兩個毛茸茸的耳朵，圍巾把半張臉都遮住了，只露出一雙眼睛。那雙眼睛黑亮黑亮的，在路燈下閃著光。
李衛民一眼看出，這個小男孩正是昨天給他送信的那個小男孩。
小男孩跑過來，跑得很慢，因為地上有雪。他跑到葉卡捷琳娜身邊，抱住她的腿，然後仰著頭，看向李衛民。那雙眼睛、那張臉——李衛民蹲下來，跟小男孩平視。
“你叫甚麼名字？”他用俄語問。
小男孩怯生生地說：“謝爾蓋。”
“今年幾歲了？”
“六歲。”
李衛民慢慢伸出手，輕輕觸控小男孩的臉蛋。
那張臉是圓圓的，有點嬰兒肥，面板很白，透著一點粉色。但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張臉的輪廓，那雙眼睛的形狀，那對眉毛的走向——那是他的臉，是他小時候的樣子。
他想起七年前的東北邊境，想起那個風雪交加的夜晚，想起葉卡捷琳娜靠在他肩上沉沉睡去，想起天亮後她在晨光裡穿好軍裝，頭也不回地騎馬跑了。
他沒有意識到的是，一夜之間，一顆種子在她體內紮下了根。她回到莫斯科後，發現懷孕了。她選擇生下來，獨自撫養。
“謝爾蓋，”小男孩忽然開口了，用俄語，“你是中國人嗎？”
李衛民點了點頭。
小男孩歪著頭看著他：“你會打拳嗎？媽媽說你很厲害，會飛。”
李衛民笑了，那笑容裡有淚光，有苦澀，有太多不知道該從何說起的情緒。
他伸出手，把兒子抱起來。小男孩很輕，很軟，像摟著一團雪。他把臉埋在兒子的棉襖裡，聞見一股奶香味和洗衣粉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的氣味，他覺得自己等了七年，就是在等這一刻。
葉卡捷琳娜站在旁邊，看著他們父子倆，眼淚終於無聲地滑了下來。她轉過身去，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再轉回來，蹲下來，把手搭在小男孩的肩膀上。
“謝爾蓋，他不是普通的中國人。”葉卡捷琳娜說，“他叫李衛民，他是你的爸爸。”
小男孩扭頭看向李衛民，眼睛裡充滿了驚訝，好像在說“真的嗎？”。李衛民看著他，心臟跳得很快。他突然很想哭，但他忍住了。
謝爾蓋看看媽媽，又看看李衛民，忽然咧嘴笑了，露出兩顆缺了的門牙。那笑容是天真的，是不設防的，是一個六歲的孩子對這個世界最本能的信任和親近。李衛民的眼淚終於沒能忍住，無聲地滑了下來，落在雪地上，融出一個小小的坑。
原來在這裡，也有一個流著他的血脈的孩子，也有一個思念他的女人。
他抱著兒子，她靠在他身邊，三個人在莫斯科的雪夜裡站了很久很久。他們都沒有說話。風還在吹，雪還在下，可他們都不覺得冷。
廣場上的鐘聲響了，六下。普希金銅像靜靜地矗立在夜色中，詩人低著頭，像是在為他們寫一首新的詩。李衛民深吸一口氣，把兒子放下來，拉起葉卡捷琳娜的手。
“走吧，找個暖和的地方，慢慢說。”他說。
葉卡捷琳娜點了點頭。她牽起謝爾蓋的另一隻手，三個人並肩走在莫斯科的雪夜裡。路燈把他們的影子拉得很長，投在雪地上，兩個大人的影子中間夾著一個小小的影子。
他們朝著燈火通明的前方走去，那裡有熱茶，有故事，有他們失去的七年——還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