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訊室的鐵門在王勇身後“哐當”一聲關上，將那瀰漫著煙味、疾病和冰冷供述的空氣隔絕在內。走廊裡相對清新的空氣湧入肺葉，卻沒能帶來絲毫輕鬆，反而像沉重的鉛塊，壓在胸口。
馮建國，或者說“病人”，已經被另外兩名同事押往臨時羈押室。他走得很平靜，甚至在被帶離時，還對著王勇和李振微微點了點頭，像是告別，又像是某種心照不宣的確認。那份剛剛由他親筆簽名、按上紅色指印的審訊筆錄，此刻正被王勇緊緊攥在手裡，薄薄的幾頁紙，卻重逾千斤。
上面的每一個字，都沾染著血腥和瘋狂。
王勇靠在冰涼的牆壁上，感覺全身的力氣都被抽空了。他從事刑警工作二十多年，自認見識過足夠多的人性陰暗面，但像馮建國這樣的，是頭一遭。
那不是純粹的惡，也不是復仇的狂熱，而是一種混合了絕望、病痛、自我實現的詭異平靜，一種建立在自身生命倒計時基礎上的、對他人命運的肆意審判。這種冷靜的瘋狂，比任何衝動犯罪都更令人心悸。
他幾乎是憑著肌肉記憶，從皺巴巴的煙盒裡摸出兩支菸，一支叼在自己嘴上，另一支遞給了旁邊臉色煞白、眼神還有些發直的徒弟李振。
李振機械地接過煙，手指尖冰涼，甚至有些不易察覺的顫抖。他試圖將煙塞進嘴裡，試了兩次才成功。王勇“啪”地按動打火機，橘黃色的火苗跳躍著，先給李振點上，然後才點燃自己的。
兩人靠在牆上，誰也沒有說話，只是貪婪地、深深地吸著香菸。尼古丁湧入肺部，帶來一絲短暫的麻痺和慰藉，卻無法驅散心頭那濃得化不開的陰霾。煙霧在走廊頂燈下繚繞，將兩人疲憊而沉重的面容籠罩在一片朦朧之中。
走廊盡頭傳來其他同事隱約的說話聲、電話鈴聲，那是警局日常的喧囂，此刻聽來卻顯得格外遙遠和不真實。他們所在的這一角，彷彿被馮建國帶來的死亡陰影單獨隔絕開來。
終於，李振狠狠吸了最後一口，將菸蒂扔在地上，用腳尖用力碾滅，彷彿碾滅的是某種令人煩躁的情緒。他抬起頭，看向身旁煙霧繚繞、眉頭緊鎖的師父，聲音帶著一種經歷巨大沖擊後的沙啞和迷茫：
“師父……這個案子，到最後……會怎麼辦？”
王勇沒有立刻回答。他緩緩吐出一個濃密的菸圈，看著它悠悠盪盪地上升、變形、最終消散在空氣裡，如同馮建國那即將走到盡頭的生命。他又吸了一口，才用一種混合著極度疲憊和看透世事的淡漠語氣，開口說道：
“怎麼辦？”他嗤笑一聲，笑聲裡沒有半分暖意，“不了了之唄。”
“不了了之？！”李振像是被針紮了一下，聲音陡然拔高，帶著難以置信的憤怒和不解，“怎麼會這樣？！他殺了人！傷了人！證據確鑿，他自己也全都承認了！白紙黑字，簽字畫押！怎麼能不了了之？！”
他年輕的胸膛劇烈起伏著，法治的信念和剛才親歷的罪惡發生了劇烈的衝突。如果這樣的罪行都能不了了之，那他們這些警察拼死拼活、追查證據，意義何在？
王勇轉過頭，看著徒弟那雙因為激動而佈滿血絲的眼睛，眼神裡帶著一絲憐憫。他知道李振在想甚麼，他年輕時也曾這樣堅信過法律的鐵拳能粉碎一切罪惡。
“不然呢？”王勇的聲音依舊平靜，卻像冰冷的錐子，一點點鑿碎李振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只剩下一個月的生命了，醫生開的診斷證明，他剛才也說了，胃癌三期。而且，他現在還喝了那麼多酒，有沒有一個月，都他媽難說。”
他頓了頓，讓這個殘酷的事實沉澱一下。
“司法程式，不是過家家。逮捕，審訊，指認現場，證據固定，檢察院稽核，提起公訴，法院排期開庭……這一套流程走下來，就算一切順利，沒有任何波折，幾個月都擋不住。你覺得，他等得到開庭那一天嗎？”
李振張了張嘴，想反駁，卻發現無話可說。時間是最大的障礙，對一個生命按天計算的人來說，司法程式顯得如此冗長和奢侈。
“而且，”王勇繼續用他那冷靜到近乎殘酷的語氣分析著，“就他現在這個身體狀況，胃癌晚期，還伴有大量飲酒後的身體損傷，看守所那邊，百分之百不會接收。誰也不敢擔這個責任。大機率，直接給他辦理保外就醫，讓他死在醫院裡。”
“可是……他承認了！他是兇手！”李振不甘心地強調著那份筆錄。
“承認了有甚麼用？”王勇反問道，“只要一天沒有經過法院的審理判決，沒有那一紙蓋著法院紅章的判決書，他在法律上，就永遠只是‘犯罪嫌疑人’，而不是‘罪犯’。他的供述，只是證據鏈的一部分，但不是定罪的最終依據。”
他看著李振，一字一句地說道，像是在給他上最後一課：
“一個死人，又怎麼可能被定罪呢？”
“死人……定罪……”李振喃喃地重複著這兩個詞，一股深深的無力感席捲全身。他明白了師父的意思。法律程式是為活人設定的，它的威嚴和懲戒，無法施加於一具冰冷的屍體。馮建國正是利用了自己將死這一點，完成了他所謂的“最後一件大事”，然後，他將從容地、或者說，是法律程式被迫允許他，逃脫人間的審判。
“那……有沒有可能，他是在說謊？”李振幾乎是帶著最後一絲希望，問出了這個他自己都覺得荒謬的問題，“他的癌症，他的那些供述……有沒有可能是編造的？”
王勇看了李振一眼，那眼神複雜，有理解，也有一種“你該長大了”的意味。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淡淡地反問道：
“你覺得……像嗎？”
像嗎？
李振的腦海裡瞬間閃過審訊室裡的畫面——馮建國那病態蒼白的臉色，提到癌症和酒時那種認命般的平靜，描述殺人細節時邏輯清晰、細節詳實，甚至帶著一種古怪的“嚴謹”和“審慎”。那種深入骨髓的冷靜，那種對自身命運和他人生死的漠然，根本不是能演出來的。
他頹然地搖了搖頭，最後一絲僥倖也破滅了。不像，一點都不像。馮建國說的，極大機率就是冰冷的事實。
王勇將手裡早已燃盡的菸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用力碾滅，彷彿要將所有的煩躁和無奈都碾進這水泥地裡。
“走吧，”他深吸一口氣，挺直了因為長時間審訊而有些佝僂的脊背，語氣重新變得務實甚至帶著一絲急切，“別愣著了，快點幹活去！”
他一邊說著，一邊已經邁開步子，朝著燈火通明的辦公室區域小步快跑起來。
“我們最好祈禱，”他的聲音隨著跑動傳來，清晰地鑽進李振的耳朵裡，“那個導員李靜，還有張倩，命夠硬，能挺過來！”
李振愣了一下，隨即明白了師父的意思。馮建國供述的罪行裡，孫婷婷已死，這是命案。如果李靜因為拔舌導致失血過多或其他併發症死亡，如果張倩重傷不治……那就是三起命案！三起手段殘忍、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的命案！而主犯，卻可能因為死亡而無法被定罪結案……
“不然，發生了三起，不，可能是三起無頭命案，”王勇的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焦慮，他已經跑到了走廊轉角，“我們局裡今年的考核……怕是要墊底了！”
考核墊底。這聽起來有些荒謬，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擔憂，此刻卻顯得如此真實和迫切。在巨大的、無法用法律徹底懲戒的罪惡面前，基層民警有時不得不先面對這些更具體、更現實的壓力。
李振站在原地，看著師父略顯倉促的背影消失在轉角，耳邊還回響著“考核墊底”的話。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荒謬和撕裂。一邊是駭人聽聞的罪行和即將逍遙法外的兇手，另一邊是警局考核、破案率這些冰冷的數字和指標。
他猛地打了個寒顫，彷彿走廊裡的穿堂風瞬間吹透了他的警服。他不敢再深想下去，用力甩了甩頭，像是要把那些混亂的思緒甩出去。然後，他邁開還有些發軟的腿，朝著師父消失的方向，也小跑著跟了上去。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核實馮建國的供述，定位李靜和何審判長的位置，組織救援（如果還來得及），勘查現場，固定證據……無論最終的司法結局如何，此刻，他們必須按照程式，把這一切做完。
只是，那份深深的無力感和籠罩在心頭關於程式與正義的陰雲，恐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無法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