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冬，北京醫院。
走廊裡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
何雨柱站在病房門口，看著那扇半掩的門。
他見過胡公很多次。
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一月，陳主任帶他去的。
那會兒他十四歲，站在門外等，手心全是汗，只是盯著牆角的那棵海棠樹。
陳主任出來，衝他招手。
他進去，胡公坐在那裡，看著他說：“陳主任跟我講了你的事。年紀不大，膽子不小。”
他站著，不知道說甚麼。
胡公笑了，說：“別緊張。往後好好幹，有甚麼事，找陳主任。”
就這幾句話，他記了一輩子。
後來見過幾次。有時在陳主任辦公室，有時在別的地方。
都是辦事，說完就走。胡公話不多，他也話不多。
結婚的時候，他送來了他的囑託，他的祝福，胡公一直把他當作孩子。
再牛的特工，即使強如何雨柱，也比不上胡公一根手指頭。
最難忘的是六二年那次。核桃剛幾個月大，他帶著劉藝菲和孩子去的。
胡公和鄧大姐都在，還有陳主任。在花廳裡，照了一張相。
那張相片，現在還在堂屋牆上掛著。
那是他這輩子最體面的一天。
六七年胡公看形勢不對，把他送去檔案館避險，那裡只有故紙堆，最安全。
鄧大姐從病房裡出來，看見他，點點頭。
“來了。”
何雨柱點點頭。
鄧大姐說：“進去吧，他等你。”
何雨柱推開門，走進去。
病房裡還有一個人，五十多歲，穿便裝，站得筆直。
何雨柱認識——調查部的最高領導，姓汪。
胡公躺在床上，瘦得脫了相。
他走過去，站在床邊。
胡公睜開眼睛，看見他，嘴角動了動。
“柱子來了。”
何雨柱嗯了一聲。
胡公看著他，忽然說：“小汪，你先出去。”
汪同志點點頭，退出去，帶上門。
病房裡只剩下三個人。
胡公看著鄧大姐，說：“小超，這個人，我交給你了。”
鄧大姐點點頭。
胡公說：“他九歲跟的李克農。抗美援朝，西北那邊，他都幹過。還有一批東西，文物，他從海外帶回來的。”
鄧大姐看著何雨柱。
胡公說：“東西放哪兒，我不知道。他從來不說。但我知道有。”
何雨柱站在那裡，一動不動。
胡公看著他，忽然笑了。
“四九年第一次見你，你十四歲，站得筆直。”
何雨柱喉嚨發緊。
胡公說：“那會兒我就想，這孩子，話少，心裡有數。”
他頓了頓，喘了口氣。
“後來見了那麼多次，你話還是少。但事辦得漂亮。”
何雨柱低下頭。
胡公說：“六二年那次，你帶媳婦孩子來，核桃才幾個月。那會兒我就想，這孩子有家了，穩了。”
何雨柱抬起頭，看著他。
胡公說：“你做的那些事，不能讓人知道。但有人記得。”
何雨柱站在那裡，眼淚開始往下流。
他沒有聲音，就那麼站著，眼淚順著臉往下淌。
胡公看著他，輕聲說：“柱子，你哭吧。”
這句話像把鑰匙，像是開啟了幾十年的鎖，讓他終於崩潰了。
本質上，他跟袁，那些大西北的人，沒甚麼區別，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
多年的隱藏，讓他漸漸變得不再是他，外表包裹著厚厚的一層殼。
何雨柱站在那兒，肩膀開始抖。
胡公躺在那裡，看著他，沒有說話。
鄧大姐走過來，握住他的手。
過了一會兒，胡公說：“哭完了？”
何雨柱點點頭。
胡公說：“哭完了，我還有話說。”
何雨柱擦了一把臉，站直了。
胡公說：“以後有事，找小超。”
何雨柱點點頭。
胡公說：“你的事，小汪接手。他知道該怎麼做。”
何雨柱又點點頭。
胡公看著他，忽然抬起手。
何雨柱走過去，握住那隻手。瘦得只剩骨頭，但還有力氣。
胡公說：“好好過日子。”
何雨柱說不出話，只是點頭。
胡公鬆開手，閉上眼睛，歇了一會兒。
過了一會兒，他睜開眼，看著何雨柱。
“去吧。家裡還有人在等你。”
何雨柱退後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後他轉身，走出病房。
走廊裡，汪同志站在那兒。
何雨柱走過去，在他面前站住。
汪同志說：“何雨柱同志，你的事，我接著。”
何雨柱點點頭。
汪同志說：“胡公的話，記住了？”
何雨柱說：“記住了。”
汪同志拍拍他肩膀，沒再說話。
何雨柱沿著走廊往前走。走到盡頭，推開那扇門。
外頭是冬天的北京，灰濛濛的天，冷風往臉上撲。
他站在門口，看著那片灰濛濛的天，站了很久。
回到家，天已經黑了。
劉藝菲在門口等他，看見他回來，沒問，只是把熱好的飯菜端上來。
何雨柱坐下，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阿滿跑過來，往他腿上一趴。
“爸，你幹嘛去了？”
何雨柱說：“看個人。”
阿滿說：“看誰？”
何雨柱說：“一個老朋友。”
阿滿點點頭，趴在他腿上，沒再問。
粟粟從屋裡出來，看了他一眼，也沒說話。
核桃放下手裡的書，說：“爸，吃飯吧。”
何雨柱嗯了一聲。
他吃著吃著，忽然說：“今天有人跟我說，好好過日子。”
阿滿抬頭：“誰說的？”
何雨柱說：“一個老朋友。”
阿滿說：“他說得對。”
何雨柱愣了一下，然後笑了。
劉藝菲看著他，沒說話，但眼睛裡有話。
窗外，月亮很亮。
屋裡，燈光暖黃黃的。
他坐在那兒，看著這一家人。
好好過日子。
他記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