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站在福康堂二樓窗簾後的陰影裡，從這個角度剛好可以看清街對面的一切。
他的右手食指輕輕勾開一道窄縫，目光越過午後慵懶的陽光，落在那兩輛緩緩停靠在茶餐廳門口的黑色轎車上。
車門開啟，下來六個人。
為首的約莫五十歲出頭，灰白的捲髮整齊地向後梳攏，深陷的眼窩裡嵌著一對灰藍色的眸子，像冬日的海水。
他穿著一件剪裁考究的深灰三件套西裝，手裡拄著一根烏木手杖，但走路的姿態穩健，手杖更像是裝飾而非輔助。
他身後跟著五個年輕人，同樣的捲髮、高鼻樑，同樣的沉默肅然。
六個人在榮記門口站定，為首者抬頭看了看茶餐廳褪色的招牌，低聲說了句甚麼——不是英語，不是王強聽過的任何一種歐洲語言。
然後他轉過頭，目光越過車流不算密集的街道，準確落在福康堂二樓這扇只拉開一道窄縫的窗戶上。
王強沒有躲。
隔著三十米的距離，隔著車流人聲，隔著正午刺眼的陽光，那人的目光像兩支冰涼的箭，不偏不倚地射過來。
他微微頷首。
王強沒有回應，只是放下了窗簾。
“白玲。”他的聲音很輕，“後門能走嗎？”
白玲從檔案堆裡抬起頭，見他臉色異樣，立刻放下筆：“怎麼了？”
“來了不速之客。”
白玲沒有多問。她迅速把桌上散落的材料收進暗格，又從衣櫃底層取出一件王強的舊夾克。這套動作她演練過無數次——三個月前福康安保解散那天晚上，王強就對她說：如果有人直接找到福康堂來，不是雷洛，就是比雷洛更麻煩的人。
她不知道此刻來的是誰，但她知道，能讓王強說出“不速之客”這四個字的人，絕不簡單。
“從後巷走。”她把夾克遞過去，“巷口有輛送貨的三輪車，老馬白天停在那兒的，鑰匙在車座底下。”
王強接過夾克，沒急著穿。
“我不走。”他說，“你走。”
白玲愣住了。
“王強……”
“他們是來找我的。”王強按住她的肩膀，聲音平靜得像在說一件再尋常不過的事，“來之前先看我窗戶的位置，來之後六個人站成兩列，主事者居中——這是軍人的習慣。不是港島警察，不是英國人，也不是雷洛能請得動的江湖打手。”
他看著白玲的眼睛。
“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他們不會空手來。你留下來，我會分心。”
白玲的眼眶瞬間紅了。
她想說我不走。想說你每次遇到危險都讓我先走，好像我是件易碎品。想說我也是福康安保的一員，我也能幫你做很多事，不只是躲在後方整理檔案。
可她甚麼都說不出來。
因為她知道，王強說得對。
她留下來，他確實會分心。
“我在老馬那兒等你。”她深吸一口氣，“天黑之前你沒來，我就報警。”
王強笑了一下。
“去吧。”
白玲轉身，腳步很輕，很快。她沒有回頭。
王強聽著她的腳步聲消失在樓梯盡頭，聽著後門輕輕開合的聲音，才慢慢把那件夾克穿上。
他沒有從後門走。
他下了樓，開啟福康堂的正門，把半掩的捲簾門完全拉起來。正午的陽光毫無遮攔地湧進來，照得店內那些排列整齊的藥櫃鍍上一層暖金色。
他站在門檻內，看著街對面那六個人穿過車流，向福康堂走來。
為首的老者在門口停住腳步，灰藍色的眸子從上到下打量了一遍王強，又越過他看向店內——那排藥櫃、那張方桌、櫃檯後白玲常坐的那把椅子。
“王建國先生。”老者開口，是帶著濃重口音的英語，每個音節都像被砂紙打磨過，“冒昧來訪，請原諒。”
王強沒有說“請進”，也沒有讓開門口。
“您是哪位？”
老者微微頷首，像是對他的警惕表示讚賞。
“我姓羅斯柴爾德。”他說，“你可以叫我老羅斯柴爾德。”
這個名字像一顆石子投入深潭，沒有濺起太大的水花——因為港島沒幾個人知道這個名字的分量。但王強知道。
巴黎、倫敦、紐約、維也納。銀行業、礦業、鐵路、蘇伊士運河。兩百年的財富積累，五大家族的權力網路，兩次世界大戰中都能立於不敗之地的古老姓氏。
他們從不做沒有目的的拜訪。
“羅斯柴爾德先生。”王強讓開半個身位，“請進。”
老者點點頭，獨自跨進門檻。那五個年輕人沒有跟進來，分兩列守在福康堂門口，站姿筆挺，目光警惕。
王強關上捲簾門，把正午的陽光和街對面茶餐廳老闆娘好奇的視線一併隔絕在外。
“茶，還是咖啡？”他問。
“茶。”老者把手杖靠在一旁，在方桌邊坐下，“我在上海住過七年。龍井、普洱、大紅袍，都喝過。”
王強從櫃檯後取出那罐白玲常喝的大紅袍，燙杯、洗茶、沖泡。熱氣嫋嫋升起，茶香在兩人之間瀰漫開來。
老者接過茶杯，沒有立刻喝，只是端在掌心，看著杯中浮沉的茶葉。
“王先生，”他忽然開口，“你知道猶太人為甚麼在全世界都不受歡迎嗎？”
王強沒有回答。他知道這不是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土地。”老者說，“兩千年了，我們散落在世界各地，經商、放貸、做醫生、做律師。我們善於在任何陌生的土地上紮根、生長、積累財富。可是每過幾十年、幾百年，總有人跳出來說：你們該走了。”
他頓了頓。
“然後我們就得走。帶著幾代人的家業，帶著孩子和老人，重新尋找下一個可以紮根的地方。”
王強靜靜聽著。
“我父親是1938年離開維也納的。”老者看著杯中茶水的漣漪，“那年我十三歲。納粹佔領奧地利的第一週，我們家在維也納市郊的別墅被沒收，銀行賬戶被凍結。我們一家七口擠在一輛福特轎車裡，從維也納開到巴黎，開了兩天一夜。”
他抬起頭，灰藍色的眸子裡沒有悲傷，只有陳述事實的平靜。
“那輛車是我們家唯一沒有被沒收的財產，因為它在三天前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