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豬肉呢？”何雨樹問，“公社不是有一批豬肉要送到北京嗎？”
那男人抬起頭，看了他一眼，那目光裡有同情，也有一種說不清的嘲諷。他指了指遠處的一片空地，說：“豬？哪還有豬？你看看，這方圓幾十裡，還有豬嗎？人都沒吃的了，還養豬？”
何雨樹站起身，順著那男人指的方向看去。遠處是一片一片的荒草地，以前那裡是養豬場、養雞場，現在甚麼都沒有了。風吹過荒草，發出沙沙的響聲，像是甚麼東西在低聲哭泣。
他沒有再問。他回到車上，發動引擎，在鎮子裡轉了一圈。供銷社的門關著，門上貼著一張封條，已經褪色了。糧站的門也關著，門口堆著一些碎瓦礫。學校的門開著，可裡面空蕩蕩的，操場上長滿了草，旗杆歪倒在一邊。
他把車停在路邊，下了車，走進學校。教室裡沒有課桌，沒有椅子，黑板上寫著幾個大字，已經模糊不清了。他走到最後一排，看見牆角有一個破舊的布書包，上面繡著一朵小紅花，已經髒得看不出顏色了。他蹲下來，撿起那個書包，看了看，又放下了。
他出了學校，在街上又碰見了一個老太太。老太太佝僂著背，手裡拄著一根棍子，正在慢慢地走著。何雨樹走過去，問：“大娘，這鎮上的人都去哪兒了？”
老太太停下腳步，抬起頭，看了他一眼。她的眼睛渾濁，可裡面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悲傷，不是憤怒，只是一種深深的、無力的疲憊。
“走的走，散的散。”她的聲音很輕，像是在自言自語，“年輕人進城了，能跑的都跑了。剩下的，都是我們這些老不死的。”
“那地呢？地還種嗎？”
老太太搖搖頭，苦笑了一下：“種？種了給誰吃？上面要徵糧，徵了又不給錢。種了一年，到頭來甚麼都沒有。誰還種？”
何雨樹沉默了很久。他看著老太太那張佈滿皺紋的臉，看著她那件打著補丁的衣裳，看著她那雙乾枯的、像樹皮一樣的手，心裡忽然湧起一陣說不清的酸楚。
“大娘，”他從口袋裡掏出幾張糧票，塞到老太太手裡，“您拿著。”
老太太低頭看了看手裡的糧票，又抬頭看了看他，嘴唇哆嗦著，想說甚麼，可又說不出來。她的眼眶紅了，可眼淚沒有掉下來。她只是用力握了握何雨樹的手，然後轉身，慢慢走了。
何雨樹站在街上，看著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盡頭，站了很久。
他回到車上，發動引擎，掉頭往回開。車廂是空的，甚麼都沒有。他來的時候拉了半車貨，回去的時候空車。這不是他第一次空車回去，可這一次，他心裡特別沉。
一路上，他開得很慢。不是因為路不好，是因為他在想事情。想那個蹲在牆根的男人，想那個拄著棍子的老太太，想那間空蕩蕩的教室，想那個破舊的書包。他想不明白，為甚麼會變成這樣。地不種了，豬不養了，人走了，村子空了。那以後呢？以後吃甚麼？喝甚麼？
他搖了搖頭，把這些念頭壓下去。他不能想太多，想太多會出問題。他現在要做的，是平安地回去，交差，然後回家。
回到肉聯廠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夕陽將整個廠區染成一片暗紅，高聳的煙囪冒著滾滾白煙，在暮色裡像一根巨大的蠟燭。何雨樹把車停在車棚裡，熄了火，在駕駛座上坐了一會兒。他看著空蕩蕩的車廂，看著後視鏡裡自己那張疲憊的臉，然後推開車門，跳了下去。
他拿著單子，往辦公室走。走廊裡的燈已經亮了，昏黃的光暈在白色的牆壁上散開，將他的影子拉得很長。他走到周正的辦公室門口，敲了敲門。
“進來。”
他推門進去。周正正坐在辦公桌後面，手裡拿著鋼筆，面前攤著一堆檔案。他抬起頭，看見是何雨樹，放下鋼筆，靠在椅背上，臉上沒甚麼表情。
“回來了？貨呢？”
何雨樹把單子放在桌上，聲音平穩：“沒拉到。柳河公社那邊沒有豬肉。公社的人說，下面已經不養豬了，連地都不種了。”
周正的臉色沉了下來。他拿起單子看了一眼，又放下，站起身，走到窗邊，背對著何雨樹。陽光從窗戶照進來，將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又長又黑。他沉默了幾秒，然後轉過身，看著何雨樹，目光很冷。
“何雨樹，你說沒拉到就沒拉到？你去了沒有？你認真找了沒有？”
何雨樹看著他，聲音依舊平穩：“我去了。柳河公社，跑了三個多小時。鎮上一個人都沒有，公社的辦公室都空了。我問了幾個老鄉，都說沒有豬，沒有糧。”
周正哼了一聲，走回辦公桌後面坐下，拿起鋼筆在桌上敲了敲，發出“篤篤”的聲響。他盯著何雨樹，目光裡有不滿，有懷疑，還有一種說不清的惱怒。
“何雨樹，你跟我說這些沒用。廠裡要的是豬肉，不是你的理由。你跑了一趟，空車回來，這叫甚麼事？別人都能拉到，就你拉不到？是你能力不行，還是你根本就不想幹？”
何雨樹沒有說話。他知道周正是甚麼意思——不是他能力不行，是周正想找茬。這個人，自從當上隊長以後，就一直在找機會整他。上次讓他一個人帶兩個實習生去天津，這次讓他一個人去偏遠公社拉貨，都是故意的。他要的不是貨，是何雨樹犯錯。
周正繼續說，聲音越來越高：“何雨樹，你在車隊也幹了這麼久了，技術是有的，可你的態度呢？你認真對待過廠裡的任務嗎？上次去東北，你拉了一部分回來，說是那邊鬧事。這次去柳河，你又空車回來，說是沒有豬。你到底有沒有能力完成任務？你要是沒能力，就別留在車隊了。廠裡不養閒人，更不養吃白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