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裝備聯合接收委員會在一種表面客氣、內裡緊繃的氣氛中開始了工作。倉庫區裡，坦克、火炮被逐一清點，技術資料在多方代表注視下影印封裝。林曉指派的技術代表們穿著整潔的軍便服，用專業而剋制的語言解答著各方提問，儘量將話題限定在公開資料範圍內。這一過程雖然瑣碎，卻有效地向重慶和延安展示了“東方旅”在技術管理上的規範性和“坦誠”態度，為更核心的談判積累了微弱的信任。
與此同時，在公眾視線之外，林曉和他的核心小組正在全力推動另一項更為關鍵、也更為敏感的計劃——“國家軍事技術與工業發展研究所”的籌建，在林曉的堅持下，內部更多地稱其為“未來科技研究所”，以淡化其初始階段的軍事色彩，突出其面向長遠發展的定位。
籌建會議在一處遠離主營區、原為高階軍官臨時宿舍的小樓內舉行。與會者除了林曉、趙剛，還有原“東方旅”研發中心的幾名核心技術人員，以及透過查理渠道秘密聯絡到的兩位在國內工程界有聲望、且政治傾向相對中立的學者。
林曉開門見山：“諸位，技術移交是按部就班的工作，但那只是‘過去時’。我們真正的未來，在於能否建立一個能夠持續吸收、消化、乃至創造新知識的機構。研究所就是這個構想的核心。今天請大家來，就是要敲定研究所成立的初步方案，並立刻開始實質性的籌備工作。”
他首先看向原研發中心主任，一位姓吳的留德工程師。“吳主任，你先說說，以我們現有的研發班底和裝置，能撐起一個甚麼樣規模的研究所？”
吳主任推了推眼鏡，開啟筆記本：“旅座，趙副旅長。我們研發中心現有固定技術人員二十七人，其中八人有歐美留學或工作背景，其餘是國內相關專業畢業生或在實踐中成長起來的。裝置方面，主要是從歐洲帶回和後期購置的一些機械加工裝置、簡易理化實驗儀器、無線電測試裝置和一個小型風洞模型。總體來說，具備機械設計、材料初步測試、無線電技術應用研究和部分兵器仿製改進的能力。但要稱得上‘國家級’研究所，無論是人員規模、裝置水平還是學科覆蓋面，都遠遠不夠。”
林曉點頭：“起步艱難，我知道。所以我們的定位要清晰。第一階段，不追求大而全，而是要‘精而特’。研究所初期下設三個方向：第一，機械與動力工程部，以消化和改進現有內燃機、傳動系統為重點，兼顧工程機械原理研究。第二，材料與化工部，依託我們已有的部分特種合金和化工資料，進行原理驗證和小規模試驗。第三，電子與通訊部，主要研究無線電技術的穩定性、抗干擾和小型化。這些都是我們有一定基礎，且對工業重建和國防現代化都至關重要的領域。”
一位受邀的土木工程教授提問：“林將軍，恕我直言。研究所的定位很好，但有幾個現實問題。第一，所址選在哪裡？南京目前局勢複雜，並非長久安定之所。第二，經費從哪裡來？研究是燒錢的事。第三，也是最關鍵的，這樣一個機構，由誰領導？聽誰指揮？如果無法擺脫黨派紛爭，很難安心做研究。”
這些問題直指核心。趙剛接過話頭：“這正是我們需要在方案中明確，並透過談判爭取的。所址問題，我們傾向於留在南京，這裡有相對較好的工業基礎和交通，也是各方關注的焦點，反而可能形成一種微妙的平衡制約。但需要爭取到研究所區域的高度自治權和安全保衛權。”
林曉補充：“經費來源，我們設想幾個渠道。第一部分，作為我們‘東方旅’整體轉型的一部分，從我們上交裝備所置換的‘國家重建資金’中，劃出一部分作為研究所的啟動和初期運營經費。第二部分，尋求國內外基金會、企業的資助或合作專案，查理先生正在協助聯絡。第三部分，研究所自身透過承接一些針對性的技術研發、諮詢服務或小規模生產來獲取收入，以研養研。”
“至於領導和歸屬，”林曉的聲音變得格外鄭重，“這正是研究所能否成功的關鍵。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超越黨派的國家級綜合科研機構’。在名義上，它可以隸屬於即將籌備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可能產生的聯合政府下的某個部委，或者直接對這樣一個高階別的聯合機構負責。但在實質上，研究所必須擁有高度的學術自主和管理自主權。所長人選，應由學術界推薦、各方協商認可的技術權威擔任，而不是政治任命。研究方向和內部管理，由所內學術委員會決定。”
另一位受邀的物理學家沉吟道：“理想很豐滿，但現實恐怕……重慶方面會甘心放棄控制？延安方面難道不想施加影響？”
“他們當然都想。”林曉坦然道，“所以我們需要設計一個制衡機制。例如，研究所的理事會或監督委員會，可以由重慶、延安、社會賢達以及我們‘東方旅’轉型代表共同組成，任何重大決策需理事會多數透過。同時，研究所的核心研究部門，必須由真正懂技術、有理想的人來主持，抵制外行指揮內行。我們‘東方旅’留下的技術團隊，將是維護研究所學術獨立性和技術方向的重要基石。”
會議圍繞這些核心問題展開了激烈而細緻的討論。如何界定“學術自主”的範圍？理事會各方比例如何設定才能既體現代表性又不至於陷入僵局？啟動經費的具體數額和撥付方式？安保力量如何組成而不被某一方控制？一個個問題被提出，反覆推敲，記錄在案。
幾天後，一份詳盡的《關於籌建國家未來科技研究所（暫定名）的方案建議書》悄然送達重慶和延安方面的談判代表手中。這份建議書比起之前的建設兵團方案更加具體，也更具衝擊力。它不僅規劃了研究所的架構、方向和運作模式，還附上了一份令人矚目的潛在研究課題清單——其中一些課題，如“輕型高功率柴油機的適應性改進”、“特種鋼材的冶煉工藝探索”、“半導體材料在無線電領域的應用前景初探”，其前瞻性讓雙方懂行的技術幕僚都為之震動。
反應是迅速的，也是分裂的。重慶方面的第一反應是警惕和懷疑，認為這是“東方旅”借殼上市，保留其軍事技術核心的計謀，尤其對林曉堅持研究所高度自治和學術主導強烈不滿。延安方面則表現出更大的興趣，認為這可能是打破技術壟斷、培養自主科研力量的重要契機，但對研究所能否真正擺脫國民黨控制持謹慎觀望態度。
新一輪更復雜、更專業的談判就此展開。林曉親自參與了關鍵場次。面對重慶代表的詰問，他反覆強調研究所的“國家屬性”和“和平用途”，指出先進技術對戰後工業重建的普遍價值，並暗示如果國內無法提供良好環境，部分頂尖研究人員和珍貴資料可能會選擇與國際學術機構合作。面對延安代表的疑慮，他則具體闡述學術委員會的運作設想和保障研究人員思想自由、工作安全的措施。
談判異常艱苦，常常因為一個理事席位的人選或一項經費的審批許可權爭執不下。但在林曉的堅持和巧妙周旋下，在研究所本身展現出的巨大潛在價值誘惑下，在國內外呼籲和平建國的輿論壓力下，一個勉強成型的妥協方案逐漸浮出水面。
研究所最終定名為“國家聯合科技研究院”（對外簡稱“聯科院”），所址暫定南京紫金山下一處相對獨立的舊址。研究院設立理事會，理事包括國民政府代表、中共代表、社會知名學者代表以及“東方旅”轉型代表（林曉本人）。院長由理事會推選資深科學家擔任，首任院長經過激烈博弈，選定了一位曾在歐美留學、回國後致力於工程教育、政治上相對超然的力學專家。研究院初期設立三個研究所，大致對應原先規劃的方向，主要研究人員以原“東方旅”技術骨幹為基礎，面向全國招聘。經費由聯合政府（籌備中）撥款、國內外捐助和自營收入三部分組成。安保工作由理事會共同指派一支小型混合衛隊負責。
當協議草案最終在深夜的談判室裡，由三方代表勉強草簽時，林曉走出房間，感到一陣深深的疲憊，但更多的是如釋重負。藍圖上的一個關鍵支柱，終於艱難地立了起來。
趙剛跟在他身後，低聲道：“框架搭起來了，但裡面是空的。院長人選雖然定了，但他能否頂住壓力？各方派進來的人會不會扯皮？我們的技術骨幹能不能真正發揮作用？還有，您腦子裡那些更關鍵的‘種子’……甚麼時候，以甚麼方式，才能在這個研究院裡發芽？”
林曉望著南京城稀疏的燈火，緩緩道：“是啊，研究所成立了，但真正的挑戰，現在才開始。它就像一顆剛剛埋下的種子，能否長成參天大樹，不僅要看土壤和協議，更要看我們如何澆水、施肥，以及……如何抵禦狂風暴雨。通知我們的人，準備進駐，但眼睛要亮，心裡要穩。未來科技的路，從來都不好走。”
聯科院的成立，在波瀾雲詭的時局中，只是一個不起眼的註腳。但它所承載的希望與暗藏的博弈，卻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悄然影響這個古老國度重新站起來的速度和姿態。懸念，已從是否成立，轉向了它將如何生存，以及最終，能否真正點亮一絲未來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