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領命，立刻分頭忙碌起來。凌風知道，這是一場爭奪人心和話語權的較量。馬有才想用瑣碎的算計和模糊的承諾來分化、誘惑；他就要用清晰的遠景、公開的規則和實實在在的參與感，來凝聚、鞏固。
接下來的幾天，青山鎮彷彿一臺上了發條的機器，高速而有序地運轉起來。李院長召集的核算小組，在公社的一間大會議室裡擺開了陣勢，算盤珠子打得噼啪響，各種資料、票據攤了一桌子，爭論聲、解釋聲不斷，但目標一致：要把這筆關乎全鎮未來的大賬算清、算透。
韓大夫帶著蘇青，還有劉老栓等幾個老把式，整天泡在基地和實驗室裡。他們拿著尺子、卡鉗，測量不同藤蔓的莖粗、節間長度；仔細分辨葉片的顏色、厚度、光澤；湊近了聞不同部位的氣味差異；還嘗試用最土的辦法——比如嘗藤蔓切口的味道（極微量）、觀察汁液顏色等，來輔助判斷品質。一份雖然粗糙但頗有實用價值的《護腦藤原料外觀分級標準（試行）》草案，很快有了雛形，裡面還配了手繪的示意圖。
凌風和小徐更是忙得腳不沾地。他們白天走訪各大隊，晚上挑燈夜戰，撰寫章程草案。凌風深知，章程是協會的“根本大法”，必須既能保障社員權益，又能規範協會運作，還要有可操作性。他參考了能找到的少量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資料，結合護腦藤產業的特點，反覆琢磨。草案裡明確了協會的性質（種植戶自願聯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會員資格、權利（選舉權、被選舉權、知情權、監督權、收益分配權等）和義務（遵守章程、執行決議、按時交售、維護品牌等）。規定了協會的權力機構是會員代表大會，執行機構是理事會，監督機構是監事會，都需民主選舉產生。詳細規定了與收購方的價格協商機制、收益分配原則（按交易量返還為主，按股金分紅為輔）、風險基金提取和使用辦法等。
在走訪中，凌風也聽到了各種聲音。大部分種植戶對成立協會是支援和期待的，但也有些疑慮。有人擔心協會會不會變成“第二個衙門”，管頭管腳；有人擔心自己人微言輕，在協會里說不上話；也有人對馬有才說的“省裡來整頓”、“派專業人才”將信將疑，持觀望態度。
凌風耐心地一一解釋：協會是大家自己的組織，幹部大家選，事情大家定，賬目大家看，就是為了防止“衙門”作風。協會實行一人一票，無論種植面積大小，在會員大會上有同等的表決權，但理事會選舉可以考慮種植面積、貢獻等因素。至於上面的態度，凌風坦誠地說，只要我們把產業做好，讓群眾得實惠，讓地方有發展，任何合理的建議我們都歡迎，但前提是要符合我們青山鎮的實際，要有利於產業的長遠健康發展，而不是瞎指揮、摘桃子。
他的坦誠和清晰思路，打動了許多人。紅旗大隊的支書老王拍著胸脯說：“凌醫生，你放心，我們大隊堅決支援！這協會要是真能像你說的這麼辦，咱老百姓就有主心骨了！他馬有才就算說得天花亂墜，咱也得看看實實在在的章程！”
向陽大隊那個被馬有才“優質優價”說動心的種植能手老陳，在聽了凌風關於分級標準和協會統一談判的設想後，也改變了態度：“要是真能定出個公道標準，好貨有好價，而且由協會去談，肯定比咱單打獨鬥強！凌醫生，我信你！”
就在凌風他們緊鑼密鼓地推進各項工作時，馬有才也沒閒著。他很快察覺到了凌風的反制動作，發現自己的“調研”和流言效果正在被抵消。他有些焦躁，再次悄悄去了趟縣城，在招待所裡和邵文輝通了電話。
“邵總，情況不太妙啊。凌風那小子反應太快，搞甚麼核算小組、分級標準、種植戶協會，一套組合拳下來，又把人心攏過去了！我那些話，效果大不如前了。”馬有才壓低了聲音，語氣有些懊惱。
電話那頭，邵文輝的聲音依舊不慌不忙，帶著一絲冷意：“馬主任，稍安勿躁。凌風是個人才，反應快是正常的。他搞這些，無非是想把攤子護住，把水攪渾。不過，他忘了最重要的一點——時間。”
“時間？”
“對，時間。”邵文輝慢條斯理地說，“他搞這些，需要時間吧？核算、定標準、成立協會，哪一樣不得十天半個月？而且，就算搞成了，運作起來，協調各方利益，更是需要時間。可護腦藤的採收季節，不等人吧？我聽說，就在這幾天了。”
馬有才眼睛一亮：“您的意思是……”
“採收，是最容易出‘意外’的環節。”邵文輝意味深長地說，“上千畝的藤子，要收割，要運輸，要集中，要粗加工……任何一個環節，稍微出點岔子，比如，收割的人手突然不夠了？運輸的車子出問題了？集中的場地有糾紛了？或者，採收上來的藤子，突然發現大面積不符合‘標準’了？再或者，加工廠那邊，因為‘質量原因’拒絕收購，或者要大幅壓價了……只要有一個環節亂起來，他凌風之前搞的那些賬目、章程，就成了廢紙。群眾一看，哦，說得天花亂墜，到頭來連藤子都賣不出去，或者賣不上價，會怎麼想？到時候，怨氣一起，你再站出來，拿出我們康元公司‘保底收購、現款結算、專業管理’的方案，是不是就順理成章了？群眾會不會覺得，還是‘專業公司’靠得住？”
馬有才聽得心花怒放，彷彿已經看到了凌風焦頭爛額、群眾怨聲載道，自己則帶著康元公司“救世主”般降臨的場景。“高！邵總，實在是高！那……具體該怎麼做？從哪個環節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