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譚明的聲音冷了一分：“凌風同志，廳裡的考慮是從全域性出發，是為了專案好。你們基層同志，有時候視野和格局需要開啟。科銳公司有資金、有技術、有市場渠道，能彌補你們的短板。合作才能共贏嘛。”
“譚處長，我們理解並歡迎任何真正有利於專案科學發展、最終造福患者的合作。但我們堅持認為，任何合作都必須確保科研的獨立性和患者的最大利益。我們會將廳裡的意見，以及我們的看法，形成書面報告，正式呈報。”凌風不卑不亢，將對話拉回正式渠道。
“……好吧。你們儘快把報告報上來。”譚明似乎有些不悅，但也沒法再說甚麼，掛了電話。
放下電話，凌風長長地吐出一口濁氣。與譚明，或者說與譚明所代表的勢力的正面交鋒，看來是難以避免了。對方已經圖窮匕見，接下來恐怕會從審批、經費、合作渠道等各方面施加更大壓力。
但他並不畏懼。論文即將發表，學術界的認可是一道護身符。調查組的澄清結論是另一道護身符。有劉教授、孔研究員這樣真正的學者支援，有患者和家屬的信任，有醫院同事的團結，他相信，只要堅守初心，依法依規，穩步推進，就沒有甚麼力量能夠輕易奪走他們用汗水和心血澆灌出的成果。
懷著這份篤定，凌風沒再多想譚明那邊的暗流湧動，轉而全身心投入到專案收尾與後續規劃中——他知道，唯有儘快拿出實打實的成果，才能在即將到來的博弈中站穩腳跟。而這份“成果”，並沒有讓他等太久。時隔不過半月，醫院收發室的大爺便敲開了他辦公室的門，遞來一個沉甸甸的掛號信封，信封一角印著《神經醫學雜誌》編輯部的鮮紅印章，正是劉副教授之前提過的樣刊郵件。
《神經醫學雜誌》那一期帶著淡綠色封面的期刊，是劉副教授用掛號信寄到青山醫院的。當凌風從那個厚實的大信封裡抽出還散發著油墨清香的樣刊，翻到目錄頁，找到那行熟悉的標題和作者署名——“凌風、劉建業、蘇青、周福根、趙曉燕等”——時，一種難以言喻的複雜情緒湧上心頭。是欣慰，是感慨，更有一種沉甸甸的確認。那些在深山尋覓的足跡，在實驗室不眠的夜晚，在病房守候的焦灼，在會議上略顯生澀但堅定的陳述，在匿名信風波中的憤懣與堅守……此刻，都化作了這白紙黑字、印在國家核心期刊上的鉛字。這是對他們過去所有努力最正式、最權威的一次蓋章。
論文的發表，如同一塊投入深潭的巨石，在特定的圈層內激起了遠比省城會議更大的波瀾。國內神經腫瘤學、中藥藥理學領域的不少專家，第一次透過正規學術渠道，看到了“護腦藤”這個名字，看到了那個從臨床困境出發、融合中西思路、在極端簡陋條件下取得初步紮實資料的研究。讚譽和質疑的聲音透過信件和偶爾的長途電話傳來。有前輩來信鼓勵，稱其“為中醫藥治療神經系統疑難病提供了寶貴思路和例項”；有同行來信探討技術細節，詢問薄層色譜-生物自顯影聯用的具體條件；自然也有質疑者，對病例數之少、非隨機對照的設計、機制闡述的模糊提出尖銳批評，要求提供更嚴謹的資料。
凌風對所有這些反饋都認真對待。讚譽讓他保持清醒，知道這只是漫長征程的第一步；批評則被他視為完善研究的寶貴鏡鑑。他與劉教授、蘇青等人一起，梳理這些意見，能回覆的耐心回覆，暫時無法解決的則記錄下來，作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論文發表帶來的直接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專案“合法性”和凌風個人學術聲譽的顯著提升。地區衛生局專門發文祝賀，並將論文作為本地區醫療衛生系統的“重要科研成果”上報。省衛生廳那邊，雖然譚明副處長沒有直接表態，但廳裡的內部通訊上也轉載了論文摘要和簡訊。其次，來自更高層次科研合作的可能性增大了。中醫藥管理局下屬某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員來信，表示對他們的研究“很感興趣”，詢問是否有意向申請自然基金或攻關課題。甚至有一所南方重點醫科大學的中藥學院院長，來信邀請凌風“如果有意向深造，可以考慮報考他們的博士研究生”。
這些機遇令人心動，但凌風與李院長、蘇青仔細商議後，決定還是以穩為主。“當前的核心任務，是藉助論文發表的東風，把我們手頭的工作做深做實。申請國家級課題是方向，但需要更充分的準備和更有競爭力的方案。考博是長遠考慮，眼下醫院和專案都離不開。”凌風分析道，“我們應該趁熱打鐵，兩件事：一是根據論文發表後同行提出的問題和建議，進一步完善我們的研究，特別是補充一些力所能及的機制探索實驗，比如護腦藤提取物對腫瘤細胞凋亡、週期的影響，對血腦屏障模型通透性的影響，這些劉教授那邊可以提供指導和部分實驗條件。二是啟動我們規劃中的‘二期探索性臨床研究’，在嚴格倫理和知情同意下，再慎重收治少量患者，驗證和最佳化治療方案，積累更多資料。”
“二期研究……省廳那邊，譚處長上次電話的意思，可是想把這個主導權拿過去，甚至讓科銳公司介入。”李院長不無擔憂。
“所以我們要快，要在他們正式出臺‘指導方案’前，把我們自己的方案做紮實，並啟動起來。”凌風目光堅定，“只要我們方案科學、倫理完備、程式規範，並且有前期論文和病例作為基礎，他們想強行插手也不容易。我們可以把二期方案，作為對省廳‘加強指導’建議的正式回應和具體落實方案報上去，化被動為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