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興安嶺，層林盡染，正是最美的季節。松樹的綠、白樺的黃、楓葉的紅交織在一起，像一塊巨大的調色盤鋪在山巒之間。清晨的霧氣在山谷裡流淌，陽光穿過林間的縫隙，投下一道道金色的光柱。偶爾有鹿群從林間穿過，驚起一片飛鳥。
但對於合作社來說，這個季節最重要的不是景色，而是一個特殊的攝製組——黑龍江省電視臺《龍江風采》欄目組，要來拍攝一部關於興安嶺獵人的紀錄片。
攝製組是郭春海託關係請來的。他有個想法：合作社做了這麼多年，從打獵到養殖，從運輸到娛樂，有很多故事，也有很多經驗。如果能拍成紀錄片，不僅是對合作社的宣傳，也是對興安嶺文化的記錄。
但攝製組的導演老趙一開始並不看好這個題材。
“郭隊長，不是我不願意拍。”在合作社的會議室裡，老趙推了推眼鏡，“現在社會上對打獵有爭議，環保組織說破壞生態，動物保護者說殘忍。我們拍這種片子，容易捱罵。”
郭春海理解他的顧慮：“趙導，我們不是要拍那種血腥的打獵場面。我們要拍的是獵人的生活，是狩獵文化，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和諧？打獵怎麼能和諧？”
“您先看看我們的養殖場，看看我們的狩獵方式，再下結論。”
攝製組在合作社待了三天，參觀了養殖場、加工廠、運輸公司，還跟著獵人們進了一次山。看到合作社的獵人不是濫殺，而是有選擇、有節制地狩獵；看到合作社的養殖場在保護野生種群的同時，提供市場需求；看到獵人們不僅打獵，還植樹造林，保護水源。
老趙的態度變了。
“有意思。”他搓著手，“這個角度好——從傳統獵人向現代保護者的轉變。可以拍，而且有深度。”
紀錄片定名為《興安嶺的守護者》，計劃拍六集，每集三十分鐘。第一集講獵人的傳統生活，第二集講合作社的誕生和發展，第三集講養殖與保護的平衡，第四集講獵人的家庭和情感，第五集講國際合作和交流，第六集講未來和傳承。
拍攝開始了。第一站是狍子屯的老獵人託羅布家。
託羅布老爺子坐在自家的炕上，背後牆上掛著幾張獸皮和幾把獵刀。攝像機對著他，老爺子有點緊張，不停地抽著菸袋鍋。
“老爺子，您從多大開始打獵？”老趙問。
“十六歲。”老爺子吐出一口煙，“跟我爹進的山。第一隻獵物是隻兔子，用弓箭射的。”
“那時候打獵為了甚麼？”
“為了活命。”老爺子說得很實在，“那時候窮，沒糧食，不打獵就得餓死。一隻兔子夠全家吃兩天，一隻狍子夠吃一個禮拜。”
“現在呢？現在還打獵嗎？”
“打，但不一樣了。”老爺子說，“現在合作社有養殖場，有加工廠，不缺吃的。打獵更多是為了傳統，為了技藝不丟。而且現在有規矩，甚麼時候打，打甚麼，打多少，都有規定。不能亂來。”
“甚麼規矩？”
“春天不打懷崽的母獸，夏天不打幼崽，秋天打公不打母，冬天才能適當多打點。還有，遇到珍稀動物，不能打，要保護。”
老爺子講得很詳細，攝像機忠實地記錄著。這些規矩，是幾代獵人傳下來的，不是寫在紙上的法律，而是刻在心裡的道德。
接下來拍攝獵人們進山。攝製組跟著郭春海、格帕欠、二愣子他們，進老黑山拍狩獵過程。
這次的目標是一隻年老的黑熊。這頭熊已經十五歲了，牙齒磨損嚴重，行動遲緩，在野外很難生存。而且它最近經常到屯子附近找吃的，威脅到人和牲畜的安全。林業部門批准了狩獵。
攝製組很緊張，特別是女主持人小周，一直躲在攝影師後面。
“別怕。”郭春海安慰她，“我們有準備，很安全。”
狩獵過程很平靜。獵人們沒有用槍，用的是麻醉槍。找到熊的洞穴後，用麻醉針打中它，等它昏迷後，用特製的籠子運回合作社的養殖場。
“為甚麼不殺了它？”小周問。
“它老了，但還能活幾年。”郭春海說，“養在養殖場，可以供人參觀，可以用於科學研究。殺了，就甚麼都沒了。”
小周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熊被運回養殖場，有專門的獸醫給它檢查身體，治療牙病，安排合適的食物和住處。鏡頭記錄下了這一切。
第二集拍合作社的發展。從最早的十幾戶獵人，到現在幾百人的企業；從單純打獵賣貨，到養殖、加工、運輸、娛樂多元化經營。攝製組拍了合作社的董事會，拍了財務室烏娜吉的工作，拍了運輸公司的排程中心，拍了夜總會和遊戲廳的經營。
老趙很感慨：“郭隊長，你們這不是合作社，是個小社會了。”
“就是一個大家庭。”郭春海說，“大家都是股東，都是主人。賺了錢大家一起分，有困難大家一起扛。”
第三集拍養殖與保護的平衡。這是最有爭議，也最有深度的一集。
攝製組採訪了哈爾濱大學的動物學教授，採訪了林業局的官員，採訪了環保組織的代表，也採訪了合作社的獵人和養殖場的技術員。
教授說：“興安合作社的模式很有借鑑意義。透過人工養殖滿足市場需求，減少對野生種群的捕獵壓力。同時，養殖的收益可以反哺保護事業，形成良性迴圈。”
林業局的官員說：“我們支援這種模式。既保護了生態，又發展了經濟，還傳承了文化。”
環保組織的代表一開始有疑慮，但參觀了養殖場後，態度緩和了：“比我們想象的要好。至少他們在嘗試，在探索。”
獵人們說得更實在：“山是咱們的根，把根刨了，咱們也沒飯吃。所以得保護，得有分寸。”
這集拍完後，老趙很興奮：“這集播出去，肯定能引起討論。有爭議不怕，有討論才有進步。”
第四集拍獵人的家庭和情感。這集很溫馨，也讓人感動。
攝製組拍了託羅布老爺子和孫子的互動。老爺子教孫子認動物腳印，教他用彈弓，給他講山林裡的故事。孫子聽得很認真，眼睛裡閃著光。
“爺爺，我長大了也要當獵人。”
“好，但得讀書，得有文化。現在的獵人，不光要會打槍，還得懂科學，懂管理。”
拍了烏娜吉和郭春海的夫妻生活。兩人一起做飯，一起輔導孩子作業，一起討論合作社的事。鏡頭裡，他們就像普通的夫妻，但又有不普通的故事。
拍了二愣子的轉變。從混混到經理，從只想著自己到擔起責任。二愣子對著鏡頭有點不好意思：“以前不懂事，給合作社添了不少麻煩。現在懂了，人活著不能光為自己，得為別人，為集體。”
還拍了一些普通社員家庭。他們住上了新蓋的磚瓦房，有了電視、洗衣機，孩子上了好學校，老人有了醫療保障。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第五集拍國際合作。攝製組跟著合作社的跨境運輸隊，去了俄國、蒙古、朝鮮。拍了與俄國商人伊萬大叔的合作，拍了在蒙古草原上的狩獵，拍了在朝鮮挖人參的經歷。
這些鏡頭很珍貴。在八十年代末，普通人很少有機會看到國外的真實情況。合作社的跨境貿易，開啟了一扇窗。
第六集拍未來和傳承。這集是展望，也是反思。
郭春海站在合作社新建的培訓中心前，對著鏡頭說：“合作社走到今天，靠的是大家的努力。但未來怎麼辦？傳給誰？怎麼傳？”
他講了合作社的人才培養計劃：送年輕人出去學習，請專家進來培訓；建立師徒制度，老帶新；鼓勵創新，寬容失敗。
“我們這一代人，可能還會打獵。但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許就不打了。但狩獵文化不能丟，保護自然的理念不能丟。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這種文化，這種理念，傳下去。”
六集拍完，用了三個月。攝製組和合作社的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臨走時，老趙握著郭春海的手：“郭隊長，謝謝你們。這部片子，會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有意義的作品。”
“是我們謝謝您。”郭春海說，“是您幫我們記錄，幫我們傳播。”
紀錄片製作了半年。第二年春天，在黑龍江電視臺黃金時段播出。
播出前，合作社所有人都很緊張。不知道觀眾會怎麼看，社會會怎麼評價。
第一集播出那天晚上，合作社的大會議室裡擠滿了人。大家圍著那臺二十四寸的彩色電視機，屏息靜氣地看。
片頭是興安嶺的航拍鏡頭，雲霧繚繞，林海茫茫。然後是託羅布老爺子滄桑的臉，他說：“我是獵人，我靠山吃飯，我也要護山養山……”
鏡頭切換，是合作社的養殖場，是獵人們進山，是財務室裡的算盤聲，是運輸車隊的滾滾車輪……
每一集播出，都引起熱烈的討論。觀眾來信像雪片一樣飛到電視臺，有讚揚的，有批評的，有提建議的。
讚揚的說：“這才是真正的獵人，有擔當，有智慧。”“合作社的模式好，值得推廣。”“片子拍得真實，有溫度。”
批評的說：“打獵就是殘忍，再怎麼美化也是殘忍。”“養殖動物也是虐待。”“這是在為狩獵洗白。”
提建議的說：“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建立野生動物保護區。”“可以發展生態旅遊，替代狩獵。”“應該加強法律監督。”
討論很熱烈，但總體是正面的。很多人透過這部紀錄片，第一次瞭解了獵人的生活，瞭解了合作社的模式，瞭解了保護與發展可以兼顧。
紀錄片的影響力超出了預期。不僅在黑龍江，在全國其他省市也引起了關注。中央電視臺看到了，要求重播。一些外國媒體也感興趣，來聯絡購買版權。
合作社的名聲更響了。來找合作的人更多了，訂單更多了，生意更好了。
但郭春海很清醒。他知道，名聲是把雙刃劍，可以帶來利益，也可以帶來壓力。
果然，問題來了。
紀錄片播出後，一些動物保護組織找上門來，要求合作社停止所有狩獵活動，關閉養殖場，轉型做純粹的生態保護。
“郭隊長，你們的紀錄片我們看了，很感動。”一個動物保護組織的代表說，“但你們還是在利用動物，還是在剝奪動物的自由。真正的保護，應該是讓動物生活在野外，不受人類干擾。”
郭春海很耐心地解釋：“我們理解你們的理念。但我們也要考慮現實。興安嶺有幾十萬人口，他們要吃飯，要生活。完全禁止狩獵，不現實。我們的模式，是在保護和利用之間找平衡。”
“那養殖場呢？那些動物被關在籠子裡，失去了自由。”
“我們正在改進。”郭春海說，“新建的養殖場，是半開放式的，動物有很大的活動空間。而且我們在研究放歸野外的可能性，條件成熟時，會放歸一部分。”
談話沒有結果，但雙方都保持了禮貌。郭春海知道，這種爭論會長期存在，重要的是對話，不是對抗。
更大的壓力來自政府。紀錄片播出後，林業局、環保局、工商局都來檢查，看合作社是不是真像片子裡說的那樣規範。
檢查很嚴格，但合作社經得起檢查。所有手續齊全，所有操作規範，所有記錄完整。檢查結束後，各部門都給了好評，還發了獎狀。
但郭春海知道，這還不夠。合作社要做行業的標杆，要做模式的引領者，就必須做得更好。
他做了幾件事：第一，成立“興安嶺生態保護基金會”，每年從利潤中拿出百分之五，用於植樹造林、野生動物救助、環保宣傳。第二，與哈爾濱大學合作，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研究中心”，開展科學研究。第三，開放合作社，接待社會各界參觀，接受監督。
這些舉措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動物保護組織雖然不完全贊同，但承認合作社在努力。政府也很支援，把合作社作為典型來推廣。
紀錄片的效應還在持續。很多地方來學習合作社的經驗，想複製合作社的模式。郭春海很大方，把經驗無償分享。但他提醒：“每個地方情況不同，不能照搬。要結合本地實際，走自己的路。”
合作社自己也從紀錄片中受益。透過拍攝，大家梳理了自己的發展歷程，總結了自己的經驗教訓，明確了未來的方向。
在年終總結會上，郭春海說：“紀錄片的拍攝和播出，對我們是一次大考。我們考得還不錯，但還有很多不足。我們要把壓力變動力，把關注變鞭策，把合作社辦得更好，不辜負大家的期望。”
掌聲很熱烈。每個人都充滿了信心和幹勁。
夜深了，合作社的燈還亮著。會議室裡，那臺電視機還開著，正在重播《興安嶺的守護者》。
鏡頭裡，託羅布老爺子在教孫子認草藥；烏娜吉在財務室算賬；二愣子在遊戲廳招呼客人；運輸車隊在公路上賓士；獵人們在山林裡穿行……
這些畫面，記錄了一個時代，記錄了一群人，記錄了一種精神。
而這一切，還在繼續。
合作社的故事，還在書寫。
興安嶺的守護者們，還在前行。
明天，太陽照常升起，山林依然翠綠，生活還在繼續。
而郭春海知道，他們要做的，就是守護這片山林，守護這份傳承，守護這個家園。
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