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八章 餞行
法肯豪森打電話來的時候，鄧楓正在收拾行李。皮箱攤在床上，衣服疊好了放進去，書和檔案塞在兩邊，拉鍊拉了一半。
“鄧，今天晚上來我家裡吃飯。給你餞行。”
“好。”
掛了電話，他把拉鍊拉好，把皮箱從床上搬到地上。趙永明在隔壁房間收拾完了，過來敲門，問晚上吃甚麼。鄧楓說去法肯豪森家吃，趙永明愣了一下，說他也去？鄧楓說去，多一個人多雙筷子。
傍晚的時候天又陰了。柏林十一月的天就是這樣，灰濛濛的，雲層低得像是壓在樓頂上。他們出了旅館，攔了一輛計程車。司機是個老頭，戴著鴨舌帽，嘴裡叼著一根菸，問去哪兒。鄧楓說了地址，老頭點了點頭，踩了油門。
車開了大約二十分鐘，穿過幾條大街，拐進一條安靜的住宅街。街兩邊是老房子，灰色的，三四層高，門口種著樹，葉子落光了。法肯豪森家的房子在這條街的盡頭，一棟獨立的二層小樓，院子裡有一棵老橡樹，樹幹粗得一個人抱不過來。
鄧楓付了車錢，帶著趙永明走到門口，按了門鈴。門很快就開了，法肯豪森穿著一件深色的羊毛衫，圍著一條圍巾，臉上帶著笑。
“進來進來，外面冷。”
客廳裡已經擺好了桌子。白色的桌布，銀色的燭臺，四副刀叉。法肯豪森的老婆從廚房裡端出一鍋湯，放在桌子中間。她是個瘦小的女人，頭髮花白，臉上的皺紋很深，但眼睛很亮。她看見趙永明，笑了笑，用德語說了一句“你好”。趙永明用德語回了一句，發音不太準，但她聽懂了，笑著點了點頭。
湯是土豆湯，稠稠的，上面飄著幾片香菜。鄧楓喝了一口，燙，但味道很好，比他以前在柏林喝過的任何土豆湯都好。法肯豪森坐在他對面，倒了一杯紅酒，舉起杯。
“鄧，祝你一路順風。”
“謝謝。”鄧楓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趙永明也端起來碰了一下，喝了一口，皺了皺眉，大概是不太習慣紅酒的味道。
法肯豪森的老婆又端出來幾道菜：烤香腸、酸菜、土豆泥、煎豬排。都是德國菜，分量很大，盤子堆得滿滿的。她坐在法肯豪森旁邊，不怎麼說話，只是時不時看看鄧楓，又看看趙永明，臉上帶著那種長輩看晚輩的笑容。
“鄧，”法肯豪森切了一塊豬排，放進嘴裡，嚼了嚼，“毛瑟那邊的事，施密特跟我說了。圖紙和鋼材配方都給了，膛線工藝沒給。你滿意嗎？”
“不滿意。但能接受。”
法肯豪森點了點頭。“施密特已經盡力了。董事會那幫人，比他想得保守。能拿到鋼材配方，已經不容易了。”
“我知道。”
“克虜伯那邊呢？瓦格納給你介紹的那三個人，簽了？”
“簽了。一個做槍管，一個做炮閂，一個做瞄準鏡。”
法肯豪森放下刀叉，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三個人，兩年。能教出多少人，看你們自己了。”
鄧楓沒說話。趙永明在旁邊聽著，插了一句：“法肯豪森將軍，您覺得兩年夠嗎？”
法肯豪森看了他一眼，想了想。“兩年，學手藝夠了。學懂手藝背後的道理，不夠。中國人不笨，但造槍不是學幾天就能會的。要時間，要耐心，還要錢。你們現在缺的是錢。”
趙永明點了點頭，沒再問。
吃完飯，法肯豪森的老婆收拾桌子，端上來一盤蘋果派和幾杯咖啡。鄧楓端著咖啡杯，靠在椅背上，看著客廳牆上那幅德軍總參謀部的合影。照片裡的人穿著老式軍裝，表情嚴肅，站得筆直。法肯豪森站在後排，年輕，瘦，頭髮還是黑的。
“那張照片，”法肯豪森順著他的目光看過去，“是1925年拍的。那時候我還在總參謀部當上校。現在那些人，死的死，退的退，沒幾個還在位了。”
“施泰因在照片裡嗎？”
“在。後排左邊第三個。那時候他還是少校。”
鄧楓看了看後排左邊第三個。那個人年輕，瘦，表情嚴肅，跟現在差不多，只是頭髮沒白。他看了幾秒，收回目光，喝了一口咖啡。
法肯豪森放下咖啡杯，忽然壓低聲音。“鄧，有件事，我覺得應該告訴你。”
“甚麼事？”
“陳伯韜。你上次跟我說了之後，我又查了一下。他在柏林這幾天，見了兩個人。一個是日本大使館的武官，一個是德國外交部的人。見了兩次，都是單獨見面，沒第三個人在場。”
鄧楓端著咖啡杯的手沒動。“他見誰，跟我沒關係。”
“跟你沒關係，但跟你的事有關係。”法肯豪森看著他，“你跟毛瑟談判的事，施密特回去之後，董事會本來要拖幾個星期。但第二天就開了會，第三天就給了答覆。為甚麼這麼快？因為有人催他們。”
“誰催的？”
“不知道。”法肯豪森搖了搖頭，“但陳伯韜見德國外交部的人，是那天上午。毛瑟董事會開會，是那天下午。也許有關係，也許沒有。我只是把這件事告訴你，你自己判斷。”
鄧楓沉默了一會兒。他在想一個問題：陳伯韜到底是幫了他，還是在害他？如果毛瑟董事會是被催著做的決定，那催的人是希望他拿到東西，還是不希望他拿到？陳伯韜見德國外交部的人，是替日本人說話，還是替中國人說話？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陳伯韜說的那句話是真的。“我不是你的敵人。”也許不是。但也不是朋友。
“多謝你，法肯豪森。”鄧楓放下咖啡杯，“這件事，我會記住。”
從法肯豪森家出來，天已經黑透了。街上很安靜，只有路燈亮著，黃黃的，照著一小片一小片的人行道。趙永明走在鄧楓旁邊，裹緊了大衣，縮著脖子。
“鄧次長，法肯豪森剛才說的那些話，您信嗎？”
“信。他是幫我。”
“那陳伯韜呢？他是幫誰？”
鄧楓沒回答。走到路口，他停下來，點了一根菸。火光在黑暗中閃了一下，照亮了他的臉。趙永明站在旁邊等著，搓了搓手。
“陳伯韜幫他自己。”鄧楓吐出一口煙，“他做的事，對他自己有好處。至於對誰有好處，那是順便的。”
趙永明想了想，又問：“那他對我們有好處嗎？”
“現在看，沒有壞處。”鄧楓把煙抽完，扔進垃圾桶，“以後有沒有壞處，以後再說。”
回到旅館，前臺那個胖女人跟他們打招呼，說有一封信，下午送來的，放在櫃檯上了。鄧楓接過來，是一個白色的信封，上面寫著他的名字，字跡很陌生。他上了樓，拆開信封，裡面是一張紙條，用鉛筆寫的，字跡潦草：“柏林的事辦完了，該回去了。路上小心。”
沒有署名。他把紙條看了兩遍，用打火機點著了，扔進菸灰缸裡。紙燒起來，捲曲，變黑，化成灰。他盯著那團火看了幾秒，然後站起來，走到窗前，拉開窗簾。街對面，路燈下站著一個人，穿灰色大衣，戴黑色毛呢帽。這次不是別人，是陳伯韜本人。他站在路燈下，雙手插在口袋裡，看著鄧楓的窗戶。
鄧楓看了他幾秒，拉上了窗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