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四章 克虜伯
毛瑟公司的人第二天就來了。
來的是一個叫施密特的技術總監，五十出頭，禿頂，戴一副金絲眼鏡，說話的時候喜歡用手指敲桌子。他在旅館的大堂裡等了半個鐘頭，鄧楓下樓的時候，他正翹著二郎腿坐在沙發上，翻一本汽車雜誌。
“施密特先生？”鄧楓用德語跟他打招呼。
施密特站起來，打量了他一眼，點了點頭。“毛瑟公司，技術總監。施泰因上校讓我來的。”
“上去談？”
“就在這裡談。”施密特從公文包裡取出一份檔案，“我下午還有別的事，簡單說幾句就行。”
鄧楓在他對面坐下。趙永明站在旁邊，手裡拿著筆記本，準備記。施密特看了他一眼，用德語問：“他會說德語嗎？”
“他在學。”鄧楓說。
施密特沒再說甚麼，翻開檔案。“生產線的事，施泰因上校跟我說了。我的意見是——不可能。”
鄧楓沒接話。施密特用手指敲了敲桌面，“不是我不願意，是公司沒這個打算。生產線不是槍，賣了就賣了。生產線是技術，是我們的飯碗。把飯碗給別人，我們吃甚麼？”
“毛瑟公司的主要客戶是德國國防軍。中國的訂單隻佔你們營業額很小一部分。”鄧楓說，“你們不會因為丟了中國的訂單就吃不上飯。”
施密特看了他一眼，大概沒想到他對毛瑟的業務這麼清楚。“就算這樣，我們也沒有轉讓生產線的先例。你們想要槍，我們賣槍。想要炮，我們賣炮。生產線，不賣。”
“如果中國自己建了生產線，以後就不需要從德國進口了。”鄧楓說，“這確實是你們的損失。但反過來想，如果中國軍隊都用毛瑟的槍，用的都是毛瑟的標準、毛瑟的圖紙、毛瑟的子彈，那以後不管過了多少年，中國的軍工體系裡都有毛瑟的烙印。這個價值，比賣幾條槍大得多。”
施密特的手指停了一下。他摘下眼鏡，擦了擦鏡片，重新戴上。“您這個說法，有點意思。”
“不是我的說法。是事實。”鄧楓看著他，“美國人的槍，英國人的槍，法國人的槍，中國人都在用。用誰的槍，就聽誰的話。這不是政治，是後勤。槍彈不通用，零件不互換，打起仗來就是災難。中國人需要一個統一的標準。這個標準，可以是毛瑟的，也可以是別的甚麼公司的。看誰先來。”
施密特沉默了很久。他把檔案合上，放在膝蓋上，雙手交叉放在檔案上面。“鄧將軍，您很會說話。”
“我只是說實話。”
“實話……”施密特唸叨了一遍這兩個字，站起身，“好吧。您的話，我會帶回去給董事會。但不要抱太大希望。董事會那些人，看的是今年的利潤，不是十年後的烙印。”
“我明白。”
施密特走了。趙永明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旅館門口，轉過頭來，臉上的表情有些複雜。
“鄧次長，他這是答應了還是沒答應？”
“沒答應。也沒拒絕。”鄧楓點了一根菸，“他願意把話帶回去，就是好事。怕的是連帶都不帶。”
趙永明想了想，又問：“您剛才說的那些話——用誰的槍就聽誰的話——是真的嗎？”
“半真半假。”鄧楓吐出一口煙，“後勤確實是打仗的關鍵。槍彈不通用，打起仗來確實麻煩。但用誰的槍就聽誰的話，這話是嚇他的。中國人不會因為用了毛瑟的槍就聽德國人的話。他信不信是他的事，我這麼說，是為了讓他覺得這件事對他有好處。”
趙永明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下午，克虜伯工廠的人來了。
來的是一個叫瓦格納的車間主任，四十來歲，穿著一件舊工裝，手上還有機油的黑印子。他比施密特實在得多，坐下來就掏出一張圖紙，鋪在茶几上，指著上面的生產線佈局圖，開始講他們的裝置有多先進、工藝有多複雜、工人有多熟練。講了十分鐘，才想起來問一句：“你們想要甚麼？”
鄧楓看著那張圖紙。克虜伯的生產線，他在柏林讀書的時候就研究過，那時候只能看公開的資料，這種內部的佈局圖還是第一次見到。他指著圖紙上的一臺機器，問：“這個是幹甚麼的？”
“膛線拉床。”瓦格納說，“做炮管的。全世界只有三臺，一臺在我們廠，一臺在萊茵金屬，還有一臺在蘇聯——那是我們戰敗的時候被他們拿走的。”
“這一臺，多少錢？”
瓦格納愣了一下，然後笑了。“您還真想買？這東西不賣。克虜伯的膛線拉床，從來不出廠。您出多少錢都不賣。”
“那你們能賣甚麼？”
瓦格納想了想，把圖紙收起來，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名片。“我能賣給您的是人。我們的退休技師，手藝好的，願意去中國工作的，我可以幫您介紹。裝置你們自己買，圖紙我們提供——當然不是最新的，是上一代的。但夠用了。中國人現在連步槍都造不齊，上一代的技術對你們來說也是新的。”
鄧楓接過名片，看了看。“技師有多少？”
“兩三個吧。退休的，閒不住的，願意出去掙點錢的。”瓦格納站起來，“多了沒有。克虜伯的技師，不是隨便往外送的。”
“多謝。”
瓦格納走了之後，趙永明把那張名片拿過去看了看，翻過來，背面還有一行手寫的字，是德文，他看不太懂，遞給鄧楓。鄧楓看了一眼，是一個地址，在柏林郊區，大概是甚麼人的住址。
“鄧次長，這個人跟施密特不一樣。他是真心想幫忙。”
“他不是想幫忙，是想掙錢。”鄧楓把名片收進口袋，“退休技師去中國工作，他能拿一筆介紹費。兩三個技師，夠他吃一年的。”
趙永明愣了一下。“那您還……”
“掙錢不丟人。他想掙錢，我們想要技術，各取所需。”鄧楓站起身，“比那些不想掙錢也不想幫忙的人強。”
從旅館出來，天已經暗了。柏林十一月的天黑得早，四點多鐘太陽就落了。街上的燈亮了，黃黃的，照著一小片一小片的人行道。鄧楓沿著街走了一段，趙永明跟在後面。走了一會兒，趙永明忽然說：“鄧次長，我今天好像看見一個人。”
“誰？”
“船上那個陳伯韜。今天下午在旅館門口，他站在街對面，看了這邊一眼就走了。”
鄧楓停下來，回頭看了看。街上人來人往，有下班回家的，有逛街的，有趕電車的，沒有陳伯韜的影子。
“看清楚了？”
“不太清楚。他走得快，一晃就沒了。”
鄧楓沉默了一下。“走吧。”
他繼續往前走，腳步沒變快，也沒變慢。趙永明跟在後面，走了幾步，又回頭看了一次。街上還是那些人，來來往往的，沒有人注意他們。他轉回頭，跟上了鄧楓。
回到旅館，鄧楓在前臺拿了一封信。信是法肯豪森寫來的，用的是普通的白信封，上面寫著他的名字。他上了樓，拆開信。信很短，只有幾行字：“施泰因幫你們約了毛瑟和克虜伯的事，我知道了。毛瑟那邊不好辦，他們跟軍方的合同簽得緊，做不了主。克虜伯的人倒是實在，能幫就幫。另外，你讓我打聽的那個人，我查了。陳伯韜，在巴黎註冊了一家貿易公司，做中德之間的生意。生意不大，但跟兩邊的人都有來往。跟日本人也有。你自己小心。”
鄧楓把信看了兩遍，用打火機點著了，扔進菸灰缸裡。紙燒起來，捲曲，變黑，化成灰。他看著那團火，想著陳伯韜這個人。從馬賽到柏林，一直跟著，說是做生意，但甚麼生意要跟到柏林來？跟日本人也有來往——法肯豪森這句話是提醒，也是警告。
他躺到床上，閉著眼睛。腦子裡在想下一步。毛瑟公司的施密特，回去跟董事會彙報，不知道要等多久。克虜伯的瓦格納，答應介紹技師，兩三個，夠了，不多，但比沒有強。施泰因那邊，人情還完了，下次就不一定了。還有陳伯韜，這個人到底是甚麼來路？是做生意的，還是日本人的線人，還是別的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