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三章 施泰因
德國國防部的大樓在柏林市中心，一條寬闊的大街旁邊，灰色的石頭牆面，方方正正的窗戶，門口站著兩個荷槍的衛兵。鄧楓站在大門外面，抬頭看了一眼樓頂的旗杆。旗杆上掛著萬字旗，風不大，旗子垂著，看不太清圖案。趙永明站在他旁邊，穿著一身新西裝——昨天在百貨公司買的，深藍色，肩膀有點緊，領子也不太合，但比他那件灰布棉襖強多了。
“證件。”門口的衛兵伸出手。鄧楓把護照遞過去，衛兵翻了兩頁，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他，還給他。趙永明也遞過去，衛兵看了半天，大概是沒見過中國護照，翻了又翻，最後才還給他。“三樓，走廊走到頭。”
他們上了樓梯。樓裡很安靜，地板是木頭的，走上去吱呀吱呀地響。牆上掛著幾幅油畫，畫的是德國曆史上的戰役，騎兵衝鋒、步兵列陣、炮火連天，顏色都暗了，大概是掛了很久。走廊裡一個人都沒有，只有他們的腳步聲，在空蕩蕩的樓道里迴響。
三樓盡頭是一扇深色的木門，門邊釘著一塊銅牌，刻著“裝備局，對外技術合作處”。鄧楓敲了敲門，裡面有人說“進來”。推開門，裡面是一間不大的辦公室，一張寫字檯，兩把椅子，一個書架，書架上的檔案擺得整整齊齊。寫字檯後面坐著一個五十來歲的男人，穿著一身灰色的軍裝，肩上是上校的軍銜。他的頭髮剃得很短，臉型方正，眉骨很高，眼睛是淺藍色的，看人的時候很專注。
“鄧將軍？”他用德語說，站起來，繞過寫字檯，伸出手。
鄧楓跟他握了握手。他的手很乾，很硬，像握著一塊木頭。“馮·施泰因上校。久仰。”
“請坐。”施泰因指了指寫字檯前面的椅子，又看了看趙永明，“這位是？”
“我的翻譯，趙。”
施泰因點了點頭，從寫字檯上拿起一份檔案，翻開，看了兩眼。“法肯豪森將軍跟我提過您。他說您在柏林讀過書，德語很好。那我們就不用翻譯了？”
“可以。”鄧楓說。趙永明站在旁邊，臉上有點掛不住，但沒說甚麼，退後一步，靠牆站著。
施泰因把檔案放下，靠在椅背上，雙手交叉放在胸前。“鄧將軍，您這次來柏林，想要甚麼？”
開門見山。德國人做事就是這樣，不繞彎子，不寒暄，上來就問你要甚麼。鄧楓在德國待了五年，早就習慣了。他坐直了身體，看著施泰因的眼睛。“生產線。步槍、機槍、迫擊炮，還有彈藥。我們需要德國幫我們建幾條生產線，培訓技術人員，提供圖紙和工藝標準。”
施泰因的表情沒甚麼變化。“生產線不是槍炮，賣了就賣了。生產線是技術，是Know-how。這個東西，我們一般不對外轉讓。尤其是對非盟國。”
“中國不是德國的敵人。”
“也不是盟國。”施泰因的語氣很平淡，“鄧將軍，您是明白人。我們現在跟日本簽了反共產國際協定。您在柏林讀過書，應該知道國際政治是怎麼回事。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敵人是敵人。日本是德國的朋友，日本跟中國在打仗，那中國……”
“中國沒有跟德國打仗。”鄧楓打斷他，“中國跟日本的關係，是東亞的事。德國在歐洲，不應該插手亞洲的事。”
施泰因看著他，淺藍色的眼睛裡看不出甚麼情緒。“您說得對。但國際政治不是講道理的地方，是講利益的地方。日本能給我們的，中國給不了。中國能給的，日本也能給。鎢礦、銻礦，日本也有，他們在滿洲就有。”
鄧楓沉默了一下。施泰因說的都是事實。德國現在跟日本走得近，這是大勢，不是他幾句話就能改變的。但他不能就這樣回去。他來柏林，不是來聽德國人說“不”的。
“上校，”他說，“您說的我都明白。但有一件事，您可能沒想過。”
“甚麼事？”
“中國有市場。”鄧楓看著他的眼睛，“德國賣給日本一百支槍，日本能用多久？中國如果自己會造槍，需要多少？上千萬人的軍隊，需要多少裝備？這個市場，日本給不了。他們沒有那麼多人。”
施泰因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沒有立刻接話。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對著鄧楓，看著窗外。窗外是國防部的大院，院子裡有幾棵樹，葉子落光了，幾隻烏鴉站在枝頭，黑乎乎的。他站了一會兒，轉過身來。
“您說得有道理。但道理是道理，政治是政治。現在的風向不在您那邊。”
“風向會變的。”
施泰因看著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像是一道閃電，亮了一下就沒了。“鄧將軍，您這個人，很有意思。法肯豪森說得對，您跟別的中國軍官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別的中國軍官來了，先送禮，先吃飯，先說一堆好話，然後才談正事。您上來就談，談不攏就講道理，道理講不通就說風向會變。”他頓了頓，“您很直接。像德國人。”
鄧楓沒接話。他不知道這是誇獎還是諷刺，大概兩者都有。
施泰因回到寫字檯後面，坐下來，重新翻開那份檔案。“生產線的事，我現在不能答應您。但我可以幫您安排幾個人見見。毛瑟公司的技術總監，克虜伯工廠的車間主任，還有幾個在國防部管技術轉讓的人。您自己跟他們談，能談成多少，看您自己的本事。”
“多謝。”
“不用謝我。我幫您，不是因為您說得有道理。”施泰因合上檔案，“是因為法肯豪森。他退休了，但他的面子還在。我欠他一個人情，這次算是還了。”
從國防部出來，天又陰了。雲層壓得很低，灰濛濛的，像是要下雪。趙永明跟在鄧楓後面，走了幾步，忍不住問：“鄧次長，剛才那個人，到底是幫我們還是不幫我們？”
“不幫。也不擋。”
“那他為甚麼還幫我們約人？”
“還人情。”鄧楓點了根菸，“法肯豪森以前幫過他，他現在還回來。還完了，下次就不一定了。”
趙永明想了想，又問：“那毛瑟公司和克虜伯工廠的人，會願意見我們嗎？”
“見是會見的。生意人，有錢賺的事不會往外推。但能談成甚麼樣，不好說。”鄧楓吐出一口煙，“德國政府現在跟日本走得近，官方渠道不好走，就走民間渠道。克虜伯是私人工廠，他們要賺錢，不是所有事都聽政府的。”
趙永明點了點頭，又問：“那施泰因說的那個風向，真的會變嗎？”
鄧楓看了他一眼。這個問題，趙永明從船上就開始問，到現在還在問。年輕人心裡有事，翻來覆去地想，想不通就反覆問。他以前也是這樣，在柏林的時候，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中國怎麼辦？軍隊怎麼辦？學了這些東西回去，用得上嗎？後來想得多了，就不想了。不是想通了，是想累了。
“會變的。”他說，“甚麼事都會變。等就是了。”
他們沿著街走了一段，經過一個報亭。鄧楓買了一份報紙，翻了翻，頭版是德國跟日本的最新貿易協定，字很大，佔了半個版面。他把報紙折起來，塞進口袋。走了幾步，又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街對面，一個穿灰色大衣的男人站在郵筒旁邊，手裡拿著一份報紙，低著頭在看。鄧楓看了兩秒，轉身繼續走。
回到旅館，天已經黑了。前臺那個胖女人跟他們打招呼，問今天去了哪裡，鄧楓隨便應付了兩句，上了樓。進了房間，他站在窗前，看著外面的街。街燈亮了，黃黃的，照著一小片一小片的人行道。對面那棟樓的窗戶亮著燈，有人在做飯，鍋鏟的聲音隱約傳來。他站了一會兒，拉上窗簾，躺到床上。腦子裡在想施泰因說的那些話。“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敵人是敵人。”這句話說得不對。國家之間沒有朋友，只有利益。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是敵人。今天的敵人，明天也可能是朋友。問題是，風向甚麼時候變，變了之後能不能抓住。他翻了個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窗外有電車的聲音，叮叮噹噹的，從遠到近，又從近到遠。他聽著那個聲音，慢慢閉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