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九章 海上
船行的第三天，趙永明開始暈船。
鄧楓早上起來的時候，看見他趴在上鋪，臉色發白，嘴唇沒有血色。被子裹得嚴嚴實實，只露出一個腦袋，眼睛閉著，眉頭皺在一起。
“趙連長？”
“嗯……”趙永明應了一聲，聲音悶悶的，像從被子裡傳出來的。
“暈船了？”
“有點。頭昏，想吐。”
鄧楓從上鋪把他的外套扯下來，扔在他身上。“起來。越躺著越暈。到甲板上走走，吹吹風就好了。”
趙永明猶豫了一下，慢慢坐起來，扶著床架下了鋪。站了兩秒，又坐回去了，手捂著嘴，臉色更白了。鄧楓看著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坐海船，也是這個樣子。從上海到馬賽，走了整整一個月，前一個星期他連飯都吃不下，瘦了十幾斤。後來船上的一個老水手告訴他，越躺著越暈，要動，要走，要逼自己吃東西。他試了，管用。
“走吧。”他把趙永明的外套遞過去，“甲板上有新鮮空氣，艙房裡悶。”
趙永明接過外套，慢慢穿上，扶著牆往外走。鄧楓跟在後面，沒扶他。甲板上風很大，太陽剛出來，光線還是斜的，照在甲板上，金黃金黃的。趙永明扶著欄杆站了一會兒，深吸了幾口氣，臉色好了一些。
“好點沒有？”
“好多了。”趙永明轉過身，背靠著欄杆，風吹得他的頭髮亂糟糟的，“鄧次長，您第一次坐船也暈嗎？”
“暈。暈了一個星期。”
“那您怎麼扛過來的？”
“硬扛。”鄧楓靠在欄杆上，點了一根菸，“船上的老水手告訴我，暈船不是病，是身體不習慣。習慣了就好。人也一樣，甚麼事都是習慣了就好。”
趙永明沒接話，看著海面發呆。海很平，沒甚麼浪，船開得不快，船尾拖出一條長長的白色水痕，慢慢擴散，慢慢消失。有幾隻海鷗跟著船飛，一會兒高，一會兒低，偶爾叫一聲，聲音尖尖的，被風吹得斷斷續續。
“鄧次長，”趙永明忽然說，“您說，德國人會不會因為跟日本人的關係，就不肯幫我們了？”
鄧楓看了他一眼。這個問題，趙永明在碼頭上就問過，在艙房裡也問過。年輕人心裡有事，翻來覆去地想，想不通，就反覆問。他以前也是這樣，在柏林的時候，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中國怎麼辦？軍隊怎麼辦？學了這些東西回去，用得上嗎？想得多了，慢慢就不想了。不是想通了，是想累了。
“幫不幫，不是看關係，是看利益。”鄧楓把菸灰彈進海里，“德國人需要我們的鎢礦、銻礦，這些東西他們自己地裡長不出來。日本人能給他們的，我們沒有。我們能給他們的，日本人也給不了。各取所需，跟交情沒關係。”
趙永明想了想。“那我們去談判，就是拿礦產換裝備？”
“差不多。但也不全是。”鄧楓把煙掐滅，“裝備是死的，技術是活的。買裝備，打完了就沒了。學技術，自己會造了，就不用求人。這次去，重點是技術，不是裝備。”
趙永明點了點頭，又問：“德國人肯教嗎？”
“肯不肯，去了才知道。”鄧楓轉過身，拍了拍他的肩膀，“別想那麼多。先去吃早飯，逼自己吃點東西。空著肚子更容易暈。”
趙永明跟著他往餐廳走。走到門口的時候，迎面碰上了一個人——昨天那個陳伯韜。他穿著一身睡袍，頭髮亂蓬蓬的，大概也是剛起來。看見鄧楓，連忙站住，笑了笑。
“鄧將軍，早啊。昨晚睡得好嗎？”
“還行。陳先生呢？”
“好，好。”陳伯韜搓了搓手，“這船穩當，比我上次坐的那艘好多了。上次那艘，晃了一路，我三天沒下床。”
鄧楓笑了笑，沒接話。陳伯韜往旁邊讓了讓，讓他們先進去。鄧楓走過他身邊的時候，聞到了一股髮油的味道，很濃，跟餐廳裡的咖啡味混在一起，有點嗆。
早飯是西式的，麵包、黃油、果醬、咖啡。趙永明要了一碗粥，服務生說沒有，他只好拿了兩片面包，抹了點果醬，慢慢嚼。嚼了兩口，停下來，看著窗外。鄧楓喝著自己的咖啡，沒催他。年輕人總要有個適應的過程。
吃到一半，陳伯韜端著盤子過來了。“鄧將軍，不介意我坐這兒吧？”
鄧楓抬了抬下巴，示意他坐。陳伯韜坐下來，把盤子裡的東西擺好——煎蛋、培根、烤麵包、一小碟果醬、一杯咖啡。擺得很整齊，刀叉放在盤子兩邊，餐巾鋪在膝蓋上。
“鄧將軍這次去德國，是跟軍方談事情吧？”
鄧楓看著他。這個問題問得很直接，直接到不像是在寒暄。陳伯韜大概也覺得自己問得太急了，笑了笑，補了一句：“我就是隨便問問。在巴黎待久了，國內的新聞看得少，想多瞭解瞭解。”
“公務。”鄧楓說，“具體的，不方便說。”
“那是那是。”陳伯韜連忙點頭，“我就是隨口一問，鄧將軍別見怪。”
他低下頭吃自己的煎蛋，吃得很斯文，一小口一小口的。鄧楓喝著咖啡，看著他。這個人，昨天在甲板上“認出了”他，今天又“碰巧”在餐廳門口遇上，現在又“隨便問問”他去德國的目的。是巧合，還是有意？在國民黨待了這麼多年，他已經不太相信巧合了。
“陳先生，”他放下咖啡杯，“你在巴黎做哪些生意？”
“主要是綢緞和茶葉。”陳伯韜擦了擦嘴，“偶爾也做點別的。瓷器、刺繡、漆器，反正國內有甚麼，我就賣甚麼。法國人喜歡中國的東西，價錢好商量。”
“跟德國那邊有生意往來嗎？”
陳伯韜愣了一下。“德國？不太多。德國人買東西比法國人摳門，價錢壓得低，沒意思。”
鄧楓點了點頭，沒有繼續問。趙永明在旁邊聽著，一直沒說話。等陳伯韜吃完走了，他才壓低聲音問：“鄧次長，您覺得這個人有問題？”
“不知道。”鄧楓端起咖啡杯，“但出門在外，多留個心眼沒壞處。他問甚麼，你別說。”
趙永明點了點頭。
下午，鄧楓一個人在甲板上走了走。太陽偏西了，光線斜斜地照在甲板上，把欄杆的影子拉得很長。海還是那個海，藍得發黑，看不到邊。他走了兩圈，在船尾的欄杆邊停下來，看著那條白色的水痕。水痕在船尾擴散開來，越來越寬，越來越淡，最後消失在海面上。後面的船跟上來，又劃出一條新的水痕。一條接一條，永遠不停。
他想起柏林。想起那條鋪著碎石的小路，想起路邊的椴樹，想起圖書館裡那些高到天花板的書架。那時候他二十歲，一個人在國外，甚麼都不怕。覺得學了本事回去，就能救國。後來才知道，救國不是一個人能做的事。一個人再有本事，扔進這個爛攤子裡，也就是一顆石子，激不起多大的浪。
他站了很久，直到太陽落進海里，天邊只剩下一抹暗紅。甲板上的燈亮了，黃黃的，照出一小片一小片的光。他轉身往回走，走到艙房門口，推開門。
趙永明趴在桌上睡著了，面前攤著那本德語書，口水把書頁洇溼了一小塊。鄧楓站在旁邊看了一會兒，沒叫醒他，把床上的毯子扯下來，蓋在他身上。然後他坐在下鋪，脫了鞋，躺下來。
船身輕輕晃著，像搖籃。他閉上眼睛，聽著海浪的聲音。一下，一下，很有節奏。他想起小時候在湘江邊坐渡船，船伕搖櫓，一晃一晃的。他趴在船舷上看水，被母親一把拽回來。母親說，“掉下去就餵魚了。”他不怕，還想伸手去摸水。母親笑了，那笑容很淡，像秋天下午的光。
那道光，他記了很多年。在柏林的時候想過，在黃埔的時候想過，在徐州城頭的時候也想過。有時候想得多了，就覺得母親還在，在某個地方看著他。他睜開眼睛，看著艙房的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有一條細細的裂縫，從燈座一直延伸到牆角。
他輕輕地說：“媽，我在海上。”
沒有人回答。只有海浪，一下，一下。
他閉上眼睛，慢慢睡著了。夢裡沒有海，沒有船，只有一條鋪著碎石的小路。路兩邊是椴樹，開滿了白花，香氣很濃。他走在那條路上，走得很慢，很輕。路的盡頭有一扇門，門開著，裡面有光。他走過去，沒進門，只是站在門口，看著那道光。那道光很亮，很暖，像母親的笑容。
他站在那裡，站了很久。然後轉身，往回走。走了幾步，回頭看了一眼，門還開著，光還亮著。他繼續走，走回那條鋪著碎石的小路，走回那些開滿白花的椴樹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