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七章 啟程
出發的日子定在週一，但準備工作從週五就開始了。
鄧楓花了兩天時間把手頭的事情交代清楚。德械師的事交給趙永明盯著，侍從室的檔案交給林蔚處理，特別調查組的工作暫時由副組長代理。每一件事他都交代得很細，細到哪份檔案放在哪個抽屜裡，都寫在紙上貼在了辦公桌邊上。林蔚接過那張紙的時候看了他一眼，大概是想說“您又不是不回來了”，但沒說出來，只是把紙摺好放進了口袋。
週六上午，趙永明到了南京。
他穿了一件灰布棉襖，拎著一箇舊皮箱，站在侍從室門口，被衛兵攔住了。鄧楓下樓的時候正好看見，讓衛兵放他進來。趙永明敬了個禮，臉上有些拘謹。
“鄧次長，我來報到了。”
“行李呢？”
“就這一個箱子。”
鄧楓看了一眼那個皮箱。皮箱的邊角磨得發白，鎖釦也鬆了，用一根布條綁著。他想起自己在柏林讀書的時候，用的也是這種箱子，裝幾件換洗衣服和幾本書，提起來輕飄飄的。
“先放我辦公室，下午帶你去住的地方。”
趙永明跟著他上了樓，把箱子放在門後面，然後站在辦公桌前，不知道是該坐還是該站著。鄧楓指了指沙發，他才坐下來，腰桿挺得筆直。
“德械師那邊，交代好了？”
“交代好了。”趙永明說，“技術軍士的事，我交給王德勝盯著了。他是第一批裡成績最好的，人也穩當，應該沒問題。”
鄧楓點了點頭。王德勝，他記得這個名字。考核的時候第一個進場，三處故障全找對了，組裝用了不到十分鐘。後來吳明德找技術軍士談話，別人都或多或少說了點甚麼，只有王德勝甚麼都沒說，回來之後還把吳明德問的問題一字不漏地記下來交給了趙永明。這種人，少見。
“這次去德國，你主要是當翻譯。你的德語怎麼樣？”
趙永明猶豫了一下。“讀書的時候學過，但沒怎麼用過。日常對話還行，專業的軍事術語怕是不行。”
“沒事。到了那邊，你先聽，聽不明白就問。德國人雖然傲氣，但只要你肯學，他們願意教。”
趙永明點了點頭，但表情還是有些緊張。鄧楓看著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德國的時候，也是這種表情——又興奮又害怕，怕自己德語不夠好，怕聽不懂課，怕被別人瞧不起。後來他用了半年時間把德語練到跟當地人一樣流利，靠的不是天賦，是每天半夜躲在宿舍裡背單詞。那段日子，他誰都沒告訴。
“下午帶你去領事館辦手續。護照、簽證，這些東西不能出差錯。”
“是。”
中午，鄧楓帶趙永明在軍委會食堂吃了一頓飯。食堂里人多，鬧哄哄的，他們找了個角落坐下。趙永明端著碗，吃得很慢，眼睛不停地四處看。鄧楓知道他在看甚麼——那些肩章上帶著將星的人，那些在國民黨軍界呼風喚雨的人，他在報紙上見過他們的名字，現在面對面坐在同一個食堂裡，難免要多看幾眼。
“趙連長，”鄧楓放下筷子，“你知道這次去德國，最重要的是甚麼嗎？”
趙永明把目光收回來，搖了搖頭。
“不是談判，不是買裝備。”鄧楓看著他，“是學。德國人的東西，我們學回來，用在自己的部隊裡。你這次去，不只是當翻譯，是去學東西的。生產線怎麼佈置，技術人員怎麼培訓，質量怎麼控制——這些東西，能記多少記多少。將來用得上。”
趙永明愣了一下，然後用力點了點頭。“鄧次長，我記住了。”
下午，他們去了領事館。辦手續的人不多，等了半個鐘頭就輪到了。視窗後面坐著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翻著鄧楓的護照，看了半天，又抬頭看了看他。
“鄧次長，您的簽證還在有效期。趙先生的簽證需要加急辦理，大概三天。”
“能不能再快一點？我們週一就要走。”
那人猶豫了一下，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低聲說了幾句，然後掛了。“明天下午可以來取。”
鄧楓點了點頭。“多謝。”
從領事館出來，天已經暗了。他們沿著馬路走了一段，經過一個賣糖葫蘆的小攤，鄧楓停下來，買了兩串，遞了一串給趙永明。趙永明接過去，有些不好意思。
“鄧次長，您也吃這個？”
“怎麼，我不能吃？”鄧楓咬了一口，山楂酸得他皺了皺眉，“在德國的時候，想吃這個都吃不到。那邊也有糖葫蘆，但用的是蘋果，不是山楂，味道不對。”
趙永明也咬了一口，嚼了兩下，笑了。“是酸。”
兩人站在路邊，吃著糖葫蘆，誰都沒說話。路燈亮了，把他們的影子拉得很長，投在青石板路上，一高一矮，像兩根歪歪扭扭的電線杆。路過的行人看了他們一眼，大概覺得一箇中將和一個少校站在路邊吃糖葫蘆有些滑稽，但沒人說甚麼，匆匆走過去了。
吃完之後，鄧楓把竹籤扔進垃圾桶，拍了拍手。“走，帶你去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在中山北路附近的一條巷子裡，一棟兩層的磚樓，是軍政部的招待所。房間不大，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窗戶對著巷子，能看到對面人家的晾衣繩。鄧楓站在門口看了看，覺得還行。
“趙連長，你就住這兒。明天收拾行李，後天一早出發。有甚麼需要，找樓下值班的。”
“是。鄧次長，您住哪兒？”
“我住中山北路，離這兒不遠。有甚麼事打我電話。”
趙永明點了點頭。鄧楓轉身要走，他又叫住了他。“鄧次長。”
“嗯？”
“這次去德國，您覺得能成嗎？”
鄧楓看著他。這個年輕人眼裡的那點火，跟他在廬山的時候一樣，沒滅。但火光是火光，現實是現實。德國人願不願意給生產線，日本人會不會在背後搗亂，國內的政治鬥爭會不會影響談判——這些東西，誰也說不準。
“能成。”他說，“去了才知道。”
他下了樓，走出巷子，上了車。車子緩緩駛出，他靠在座椅上，看著窗外的街景。天色完全暗了，路燈一盞一盞地亮著，把街道照得昏黃。他想起柏林，想起那些寬闊的街道、整齊的樓房、冰冷的空氣。柏林也有路燈，但柏林的燈光是白的，冷冰冰的，不像南京的燈光，黃黃的，暖融融的。
回到公寓，他洗了把臉，坐到床上。明天還要收拾行李，還要去領事館拿簽證，還要跟陳誠通個電話。事情不多，但雜，一件一件做，不能亂。
他從枕頭底下抽出那本《曾文正公家書》，翻到夾著書籤的那一頁。書籤是一張舊車票，南京到上海的，不知道甚麼時候夾進去的。他看著那張車票，想了半天也沒想起來是哪次出差留下的，乾脆沒想，把書合上，放回枕頭底下。
躺下來的時候，腦子裡還在想柏林的事。法肯豪森、施泰納、毛瑟公司、克虜伯工廠。這些人，這些地方，他都很熟。但熟歸熟，生意歸生意。德國人不會因為他是柏林大學畢業的就給他打折，日本人也不會因為他們跟德國簽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就放過中國。談判桌上，各為其國，誰都不會手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