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六章 調令
十一月的第一週，南京冷下來了。
鄧楓辦公室裡燒著炭盆，但熱氣只能暖到膝蓋，後背還是涼的。他批了一上午檔案，手凍得發僵，放下筆搓了搓，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經涼透了。他皺了皺眉，把茶杯擱回去，沒叫人換。
門被敲了兩下，林蔚推門進來，手裡拿著一份檔案，臉色有些不一樣。“鄧次長，委員長侍從室剛送來的。”
鄧楓接過來，拆開牛皮紙袋，抽出裡面的檔案。是一份調令，印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紅色抬頭，下面蓋著蔣的私章。內容不長，他看了兩遍，把檔案放在桌上。
“甚麼時候走？”
“調令上說，下週一。隨行人員名單已經附在後面了，您看看還需要添甚麼。”
鄧楓翻到第二頁。隨行人員列了五個人：一個副官，一個翻譯，一個機要秘書，兩個勤務兵。翻譯那一欄寫著“趙永明”三個字。他盯著那個名字看了兩秒，然後把檔案合上。
“就這些。告訴趙永明，讓他把手頭的工作交接好，週六之前到南京報到。”
“是。”林蔚頓了頓，“鄧次長，這次去德國，大概要多長時間？”
“調令上沒說。”鄧楓站起身，走到窗前，“看談判的情況。快則一個月，慢則兩三個月。”
林蔚沒有再問，轉身出去了。鄧楓站在窗前，看著外面的軍委會大院。十一月的南京，梧桐樹葉子掉得差不多了，光禿禿的枝幹伸向灰濛濛的天，像一把把倒插的掃帚。操場上有人在跑步，口號聲遠遠傳來，斷斷續續的，被風吹散了。
去德國。他在德國待了五年，回國後又去了兩次，每一次去的心情都不一樣。第一次是留學，二十歲，滿腦子都是“學成報國”。第二次是考察，跟著俞大維，任務是買槍買炮。這次是第三次，以國防部參謀本部次長的身份，帶一個五人小組，去談軍火採購和軍事技術合作。調令上寫的是“赴德洽商軍備建設事宜”，說白了，就是去要東西。
他轉過身，拿起桌上的調令又看了一遍。調令的末尾有一行手寫的字，是蔣介石的筆跡：“雲帆此去，務必爭取德方最大支援。中正。”
最大支援。四個字，輕飄飄的，但壓在他身上就是一座山。德國人不是傻子，不會因為他是柏林大學畢業的就白送他東西。談判桌上，每一杆槍、每一發子彈都是錢。而錢，是國民政府最缺的東西。
下午，他去了趟陳誠的辦公室。
陳誠正在看地圖，見他進來，招了招手。“調令看到了？”
“看到了。”
“委員長的意思，這次去德國，不只是買裝備。”陳誠在地圖上畫了一個圈，“他想讓德國人幫我們建幾條生產線。步槍、機槍、迫擊炮，能自己造的就不買。尤其是子彈，我們現在太依賴進口了。”
鄧楓點了點頭。“德國人不會輕易給生產線。這個東西，比槍炮敏感。”
“所以才讓你去。”陳誠放下筆，看著他，“你在德國有人脈，法肯豪森那邊的關係還在。能爭取多少是多少，實在不行，買圖紙也行。”
“我盡力。”
“不是盡力，是一定要辦成。”陳誠的語氣重了一些，“雲帆，這次去德國，不只是你一個人的事。整編方案、德械師、技術軍士——這些東西能不能推下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能不能從德國帶回來東西。何應欽那邊在盯著，你帶回來東西，他無話可說。你帶不回來，他就有話說。”
鄧楓沉默了一下。“我明白。”
從陳誠辦公室出來，天已經快黑了。他站在臺階上，點了一根菸——他不常抽，但今天想抽。煙霧在冷風裡散得很快，剛吐出來就沒了。他抽了兩口，掐滅了，把菸頭扔進垃圾桶。
出了軍委會大院，他沒有上車，沿著馬路走了一段。街上的行人裹著棉襖，縮著脖子，走得很急。賣烤紅薯的老頭在路邊蹲著，面前一個鐵皮桶，桶裡冒著熱氣。他走過去，買了一個，捧在手裡。紅薯燙得很，他左右手倒了兩下，撕開皮，咬了一口。很甜，燙得他嘶了一聲。
他站在路邊，吃著烤紅薯，看著來來往往的人。有趕著回家做飯的女人，有剛放學的學生，有推著板車的小販。沒有人認出他。在軍委會大院裡，他是鄧次長，是蔣介石的紅人，是陳誠的愛將。到了街上，他就是一個穿著軍裝吃烤紅薯的中年男人，誰都不會多看一眼。
他吃完紅薯，把皮扔進垃圾桶，攔了一輛黃包車。“中山北路。”
到了公寓樓下，他付了錢，上樓。走到三樓時，走廊裡的燈又壞了，黑漆漆的。他摸黑走到房門前，掏出鑰匙，開了門。進去之後沒有開燈，直接走到窗前，拉開窗簾。街對面，那個穿黑色夾克的人又換了一個——這回是個矮個子，戴著一頂鴨舌帽，站在路燈下，手裡夾著一根菸，菸頭一明一滅。
他看了兩秒，放下窗簾，坐到床上。從公文包裡取出那本《曾文正公家書》，翻到扉頁。那行小字還在。“長路漫漫，終有聚首之日。”他看了幾遍，合上書，放回公文包。
躺下來的時候，腦子裡還在想著去德國的事。法肯豪森，他在廬山見過，在柏林也見過。這個人是退役上將，在德軍高層還有關係，但已經不在位了。他能幫多少忙，說不準。還有施泰納，他現在還在中國當顧問，但他的關係在現役，能不能幫上忙也說不準。還有毛瑟公司、克虜伯工廠，那些商人，他們認的是錢，不是交情。
他翻了個身，面朝牆。牆上有道裂縫，從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床頭，像一條幹涸的河。他看著那道裂縫，想起柏林大學圖書館裡那些高到天花板書架。他在那裡坐了五年，看了無數本書，寫了無數篇論文。那時候他覺得，只要把德國人的東西學回去，中國就有救了。後來才知道，學回去的東西，不一定用得上。不是東西不好，是地不行。種子再好，撒在石頭縫裡也長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