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五章 舊書
那本《曾文正公家書》在枕頭底下壓了一夜，鄧楓翻來覆去沒睡著。
天快亮的時候他起來了一次，走到窗前，把那本書從枕頭底下抽出來，就著街對面路燈透進來的光，又看了一遍扉頁上的那行字。字確實小，小得像是有人故意不讓人看見。筆跡他不認識，不是妹妹的，也不是父親的字。墨色發灰，不像新寫的，但舊書攤上買來的書，誰也說不準那字是甚麼時候寫上去的。
他合上書，在手裡掂了掂。書很輕，紙頁發脆，翻的時候要小心，不然會碎。這本書至少是十年前印的，民國十八年購於長沙——如果扉頁上那行字是真的話。民國十八年，他還在德國，妹妹才十四歲。那一年父親在長沙商會當理事，母親已經走了三年。
他把書放回枕頭底下，躺下來。天花板上的光斑慢慢移動，從左邊移到右邊，月亮在走。他閉上眼睛，腦子裡亂七八糟的——徐恩曾的臉，秦淮河上的小船，舊書攤上那個笑得合不攏嘴的攤主。一本書，一句話，是有人故意放的，還是真的只是巧合？
天亮的時候他起來了。洗漱的時候照了照鏡子，眼睛下面青黑一片，臉色也不好。他用冷水拍了拍臉，換了軍裝，把那本書塞進公文包，出了門。
樓下，車已經在等了。林蔚站在車旁邊，看見他，微微愣了一下，大概是被他的臉色嚇了一跳，但沒問甚麼，只是拉開車門。
“鄧次長，先去侍從室還是先去德械師？”
“侍從室。”
車子駛出中山北路，匯入早高峰的車流。南京的早晨永遠是這樣——黃包車、腳踏車、行人在馬路上擠成一團，喇叭聲、鈴鐺聲、叫罵聲混在一起，嘈雜得讓人頭疼。鄧楓靠在座椅上，閉著眼睛，聽著窗外的聲音。忽然想起小時候在長沙，早晨也是這樣，街上到處都是賣早點的攤子，餛飩、油條、豆腐腦，熱氣騰騰的。父親有時候會帶他出去吃，坐在路邊的小板凳上，一人一碗餛飩。父親吃得很慢，他總是吃很快，吃完了就眼巴巴地看著父親的碗。
到了侍從室，他剛坐下，林蔚就端了一杯茶進來。茶是熱的，龍井，不是他平時喝的那種。他看了一眼林蔚。
“今天早上剛到的，明前龍井。”林蔚說，“陳長官讓人送來的，說給您嚐嚐。”
鄧楓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是好茶，入口清甜，跟昨天徐恩曾給他泡的那種差不多。他放下茶杯，拿起桌上的檔案開始批。德械師冬季換裝的報告，第三戰區請求增撥彈藥的呈文，軍政部關於整編進度的問詢函。他一份一份地看，該籤的籤，該退的退，該寫的意見寫上去。寫到第三份的時候，筆停了。
是軍統送來的密報。內容不長，說的是第三戰區最近的人事變動。名單裡沒有劉志遠的名字，但有一句話讓他多看了兩遍：“原第三戰區司令部參謀處長劉志遠，已調任後方勤務部，不再擔任原職。”
他盯著那行字看了幾秒，然後繼續往下看。密報的末尾，是軍統對這次人事調動的評估意見：“該員無共諜嫌疑，但不宜繼續留任前線。調離處理，較為妥當。”
他把密報放在一邊，靠在椅背上。軍統查了劉志遠幾個月，最後結論是“無共諜嫌疑”。但“無嫌疑”不等於“清白”，在軍統的字典裡，“無嫌疑”只是暫時沒有證據。所以把他調離前線，放到後方去，既不得罪人，也不留後患。這是他們最常用的辦法。
他拿起筆，在密報上批了“已閱”兩個字，放進檔案筐。然後開啟公文包，把那本《曾文正公家書》取出來，放在桌上。
書在燈光下顯得更舊了。封面磨得起毛，書脊上的字已經看不清了，翻開來有一股黴味，像是從哪個老房子的角落裡翻出來的。他翻開扉頁，又看了一遍那行小字。“民國十八年購於長沙”——如果這本書真的是民國十八年在長沙買的，那它到南京來，至少經過了七八年。七八年裡，它經過了多少人的手？扉頁上那行更小的字，是甚麼時候寫上去的？
他把書翻到第一頁。曾文正公的家書，從道光二十年寫到同治十年，三十一年的信，他以前讀過，在柏林的時候讀過，在黃埔的時候也讀過。那時候讀，覺得曾國藩這個人太囉嗦，甚麼事都要寫，寫信像寫日記。後來再讀，慢慢看懂了。那些囉嗦裡面，藏著一個人一輩子的掙扎。想做事，又怕做錯事；想當官，又怕當不好官；想回家種地，又不甘心。
他翻到其中一頁，停住了。那是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的信，曾國潘寫給九弟國荃的。信裡說：“弟此時以營務為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為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
他把這段話看了兩遍。曾國藩勸他弟弟不要一邊辦軍務一邊看書，說做事要專心。專心才能做得好。他把書合上，放在桌上，看著封面發了會兒呆。父親當年把這本家書推薦給他，說的是“學學做人”。後來他在黃埔的時候，周恩來也看過這本書，說曾國藩這個人，“知人曉事”，但“其於民族大義，終有虧欠”。
他把書收進抽屜，鎖好。不管那行字是誰寫的，這本書現在在他手裡，就不能讓它再流出去。放在抽屜裡，鎖著，比甚麼都安全。
下午，陳誠打電話來，讓他過去一趟。
他推門進去的時候，陳誠正站在窗前，手裡端著一杯茶。見他進來，轉過身，指了指沙發。
“坐。何應欽的報告，我處理好了。”
“多謝陳長官。”
“不用謝我。”陳誠坐下來，把一份檔案推到他面前，“這是委員長的批示。你看看。”
鄧楓接過來，翻開。是那份《德械師整編進度評估報告》的影印件，蔣介石在首頁的空白處用紅筆寫了幾個字：“此報告資料有誤，著軍政部重新核實。中正。”
他看了兩遍，把檔案合上，放在茶几上。蔣介石批了“資料有誤”，但沒有說哪些資料有誤。這個批法，既給了何應欽面子，也給了他臺階。資料可以重新核實，核實完了還可以再報。拖下去，拖到何應欽自己都不記得這回事。
“雲帆，”陳誠靠在椅背上，看著他，“何應欽那邊，暫時不會動了。但你要記住，他只是暫時不動。下次你露出破綻，他還是會撲上來。”
“我知道。”
“還有一件事。”陳誠從抽屜裡取出一份檔案，“委員長有個新的想法。他想在德械師的基礎上，再組建幾個德式裝備師。這件事，還是你來牽頭。”
鄧楓接過檔案，沒有立刻翻開。“陳長官，何部長那邊……”
“何部長那邊，我來處理。”陳誠的語氣很平淡，“你只管做事。”
“是。”
從陳誠辦公室出來，鄧楓在走廊裡站了一會兒。走廊很長，很安靜，盡頭是一扇窗戶，窗外是灰濛濛的天。他站在那裡，看著那扇窗戶，想著陳誠說的那句話——“你只管做事。”說得輕巧。在這個地方，做事從來都不是最難的部分。難的是做完事之後，怎麼讓別人不來找你的麻煩。
他回到辦公室，收拾東西準備走。把那本《曾文正公家書》從抽屜裡取出來，放進公文包。走到門口時，又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辦公桌。桌上攤著幾份沒批完的檔案，筆架上的毛筆還沒洗，茶杯裡的龍井已經涼了。他站了幾秒，轉身走了。
下樓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十月的南京，天黑得越來越早。他上了車，靠在座椅上，跟司機說了聲“回中山北路”，就閉上了眼睛。
車子開得很慢，大概是堵車了。他聽見窗外的喇叭聲、腳踏車的鈴聲、小販的叫賣聲，亂七八糟的，像一鍋粥。他閉著眼睛，腦子裡也在翻騰。何應欽的報告被壓下去了，但人還在。徐恩曾昨天請他喝茶，今天陳誠就告訴他何應欽暫時不會動了。這兩件事之間有沒有關係？還是他自己想多了？
車子到了中山北路。他下車，習慣性地朝街對面看了一眼——穿黑色夾克的人不在。路燈亮著，照著空蕩蕩的人行道，地上有幾片落葉，被風吹著，在燈下面打轉。
他上了樓，開啟房門，沒有開燈。走到窗前，把公文包放在桌上，從裡面取出那本《曾文正公家書》。月光從窗戶照進來，照在書的封面上，把那行模糊的字照得若隱若現。他坐在床上，翻開扉頁，又看了一遍那行小字。
“長路漫漫，終有聚首之日。”
這句話，妹妹在信裡寫過，老陳在三疊泉說過，現在又出現在一本舊書裡。他不知道這是不是有人在告訴他甚麼。也許是他想多了。在國民黨待了這麼多年，他已經習慣了從每一句話、每一張紙、每一個眼神裡讀出點甚麼。這種習慣救過他很多次，但也讓他變得疑神疑鬼。有時候，一本書就只是一本書，一行字就只是一行字。
他把書合上，放在枕頭底下，躺下來。窗外有風，吹得樹枝刮在玻璃上，吱呀吱呀的。他聽著那個聲音，想起小時候在長沙，老宅後面有一棵棗樹，颳風的時候樹枝也會刮窗戶。那時候他怕黑，晚上睡不著就跑到父母房間裡去。母親會摟著他，拍他的背，說“不怕，風而已”。後來母親不在了，他也不再怕黑了。只是有時候聽到樹枝刮窗戶的聲音，還是會想起那雙手。
他翻了個身，面朝牆。牆上甚麼也沒有，白白的，月光照上去，灰濛濛的一片。他看著那面牆，想著妹妹。妹妹在延安，不知道過得好不好。她從小就怕冷，延安的冬天比南京冷得多。她會不會也像他一樣，晚上睡不著的時候，想起小時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