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二章 暗流湧動
軍統的人是在一個下雨的午後找到劉福生的。
趙永明打電話來的時候，鄧楓正在批閱一份關於德械師冬季換裝的報告。電話鈴響了兩聲，他拿起話筒，聽見趙永明壓低了的聲音。
“鄧次長，劉福生被帶走了。就在半個小時前，來了兩個人，穿便衣，說是軍統的。他們把劉福生叫到營房外面，談了很久。現在人回來了，但臉色很不好。”
鄧楓放下筆。“談了甚麼？”
“劉福生不肯說。我問他，他只說‘沒甚麼，就是隨便聊聊’。但我看他手一直在抖。”
鄧楓沉默了一下。軍統第二次找劉福生，這一次不是問話，是警告。他們不會對一個小小的排長動手，但他們會讓他知道——如果不配合，後果很嚴重。而劉福生這個人，嘴碎，膽子小，經不起嚇。如果他扛不住壓力，把在徐州知道的那些事都抖出來……
“趙連長，”他說，“你找個機會，跟劉福生談談。不要逼他，就是聊聊。告訴他，不管軍統的人問了甚麼，說了甚麼，都不要怕。他沒有做錯事，誰都不能把他怎麼樣。”
“是。鄧次長，還有一件事——吳明德今天又來了。”
“來幹甚麼？”
“說是來檢查考核的後續工作。但他沒去辦公室，直接去了營房，找了好幾個技術軍士談話。問他們是怎麼選上的，跟您有沒有關係。”
鄧楓的手指微微收緊。吳明德不只是在挖他的老底，還在動搖那些技術軍士的信心。如果他讓那些人相信，他們能選上不是因為自己的能力，而是因為“鄧次長的人”，那技術軍士就真的成了他培植私人勢力的證據。
“趙連長，告訴那些技術軍士——誰問了甚麼，說了甚麼，都記下來。不要跟吳明德起衝突，但也不要讓他抓到把柄。”
“明白。”
掛了電話，鄧楓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窗外的雨聲很大，噼噼啪啪地打在玻璃上。他聽著雨聲，腦子裡在想著下一步。吳明德在明處，軍統在暗處，何應欽在背後，徐恩曾在更深的背後。這些人像一圈一圈的漣漪，正在向他逼近。他不能退，退一步就是萬丈深淵；他也不能進，進一步就是粉身碎骨。他只能站在原處，穩住，等風浪過去。
下午，雨停了。鄧楓站在窗前，看著窗外的軍委會大院。陽光從雲層裡透出來，把那些灰色建築照得發亮。遠處傳來汽車喇叭聲，有人在喊口令，有人在搬運檔案——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但他知道，在這平靜的水面下，暗流正在湧動。
電話響了。他拿起話筒，是林蔚的聲音。
“鄧次長，有一位先生要見您。他說他姓陳，是您在廬山認識的朋友。”
鄧楓的心跳快了一拍。姓陳，廬山認識的朋友——是老陳。“讓他進來。”
幾分鐘後，一個穿著灰色中山裝的中年人出現在門口。不是三疊泉那個老陳，是另一個——更年輕，更瘦，戴著一副圓框眼鏡，看起來像個教書先生。他進門後沒有寒暄，只是點了點頭，在鄧楓對面坐下。
“鄧次長，”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信封，“有人讓我把這個交給您。”
鄧楓接過信封，沒有立刻拆開。他看了看信封上的字——空白，甚麼都沒有。“誰讓你送的？”
“一個朋友。”那人站起身，“東西送到了，我走了。”
他轉身要走，鄧楓叫住他：“等等。你是誰？”
那人回過頭，笑了笑。“您叫我小林就行。以後有甚麼事，可以找我。”他頓了頓，“老陳回老家了，短時間內不會回來。”
鄧楓點了點頭。老陳走了，換了新人。這是組織的規矩——單線聯絡人會不定期更換，以防被敵人順藤摸瓜。他拆開信封，裡面是一張薄薄的信紙，上面只有一行字，是用鉛筆寫的，字跡很潦草：“劉已安全轉移。勿念。”
鄧楓把信紙湊近鼻子，聞了聞——沒有特殊的氣味，不是密寫。他把信紙摺好，放進口袋，然後拿起桌上的打火機，走到窗前，點燃了信紙。火焰在指尖跳躍，紙灰飄落在窗臺上，被風吹散了。
劉志遠走了。他不知道“安全轉移”是甚麼意思——是調離了第三戰區，還是離開了國民黨軍隊，還是去了別的地方。但他知道，劉志遠活下來了。在這個吃人的世道里，活下來，就是最大的勝利。
傍晚，鄧楓去了趟德械師駐地。
他沒有提前通知趙永明，到了之後直接去了營房。營房裡很安靜，大部分士兵都在操場上訓練，只有幾個傷病員在休息。他穿過走廊，走到三排的宿舍門口，推開門。
劉福生坐在床鋪上，面前攤著一封信，正在發呆。聽到門響，他抬起頭，看見鄧楓，嚇了一跳，連忙站起身。
“師……師座！”
鄧楓走進去，在他對面坐下。“坐。不用緊張，我就是來看看。”
劉福生坐下來，手不自覺地搓著膝蓋。他的臉色確實不好，灰白灰白的，眼窩深陷，像好幾天沒睡好覺。
“劉排長，”鄧楓說，“聽說軍統的人找你了？”
劉福生的身體微微顫了一下。“師座，我……我甚麼都沒說。”
“我知道。”鄧楓看著他，“但我想知道，他們問了你甚麼。”
劉福生沉默了很久。他的手一直在搓膝蓋，搓得褲子都起了毛。終於，他開口了：“他們問我，您在徐州的時候，晚上出去，是不是真的去巡視陣地。”
“你怎麼回答的？”
“我說是。我說師座每天晚上都去前沿陣地，這是全師都知道的事。”
“還有呢？”
“他們還問……”劉福生吞了一口口水，“還問您在徐州的時候，有沒有跟那邊的人接觸過。”
鄧楓的面色沒有任何變化。“你怎麼回答的？”
“我說沒有。我說師座每天都在指揮部裡，除了去陣地，哪兒都不去。”劉福生抬起頭，看著鄧楓，眼眶紅了，“師座，我說的都是實話。您在徐州的時候，確實每天都在指揮部裡，除了去陣地，哪兒都不去。那些晚上您去了哪裡，我真的不知道……”
鄧楓沉默了一下。劉福生說的是實話——他不知道。在徐州的時候，他每次出去接頭，都選在深夜，走的是沒有人知道的小路。劉福生只是一個排長，不可能知道他的行蹤。但軍統的人問劉福生這些問題，不是因為他知道甚麼，而是因為他是鄧楓的老部下。他們想透過他，挖出更多可以拿來做文章的東西。
“劉排長，”鄧楓說，“你甚麼都沒做錯。軍統的人找你，是因為他們在查別人，不是因為你。你只要記住一件事——不管誰問你，都說實話。你在徐州看到的、聽到的，都是事實。沒有人能因為你說了實話而把你怎麼樣。”
劉福生看著他，眼淚掉下來了。“師座，我怕……”
“怕甚麼？”
“怕他們把我抓走。我家裡還有老孃，還有媳婦，還有兩個孩子。如果我被抓走了，他們怎麼辦？”
鄧楓看著他，心裡湧起一股說不清的東西。這個嘴碎的排長，這個打仗很猛的漢子，在軍統的人面前手在抖，在夜裡睡不著覺，不是因為自己怕死，是因為家裡還有人在等他。他伸出手，拍了拍劉福生的肩膀。“不會的。沒有人會抓你。只要我在一天，就沒人能動你。”
劉福生抹了一把眼淚，點了點頭。
從駐地回來，天已經黑了。鄧楓坐在車裡，看著窗外的夜色，想著劉福生說的話——“那些晚上您去了哪裡，我真的不知道。”他不知道。但軍統的人想知道。他們會一直查下去，直到找到答案，或者直到有人叫停。而能叫停他們的人，只有蔣介石。
但委員長會叫停嗎？不會。因為他也需要知道答案。他信任鄧楓，但他的信任是有條件的——條件是鄧楓必須是“乾淨”的。如果有一絲一毫的證據表明鄧楓跟共產黨有聯絡，那份信任就會在一夜之間崩塌。他閉上眼睛，靠在座椅上。腦子裡在想著下一步——劉志遠走了，但劉福生還在。吳明德還在查，軍統還在盯，何應欽還在等。他不能停下來，停下來就是死。但他也不能跑，跑就是認罪。他只能站在原處，穩住，等。
車子在中山北路停下。他下車，習慣性地朝街對面看了一眼。那個穿風衣的人又換了一個——這次是個高個子，穿著一件黑色夾克，站在路燈下，雙手插在口袋裡，看著別處。但菸頭是一樣的，一明一滅，像一隻永遠不會閉上的眼睛。
他收回目光，推開門，走進公寓樓。樓梯很暗，他的腳步聲在空蕩蕩的樓道里迴響。走到三樓時，他停下來，站在黑暗中。走廊的盡頭，有一個人影。他眯起眼睛，看清了那個人——是錢學儒。
“錢上校？”他走過去，“你怎麼在這裡？”
錢學儒從陰影裡走出來，臉上的表情在昏暗的燈光下顯得有些緊張。“鄧次長，我……我有件事想跟您說。”
“進來。”
兩人進了屋。鄧楓開啟燈，給錢學儒倒了杯水。錢學儒接過水杯，沒有喝，只是捧在手心裡。
“鄧次長，”他壓低聲音，“何部長明天要在軍事會議上提出一份報告，關於德械師的。”
“甚麼報告？”
“是關於德械師整編進度的評估報告。我在軍務司看到了初稿，裡面……”錢學儒猶豫了一下，“裡面有很多對您不利的內容。”
鄧楓看著他。錢學儒來告訴他這些，是在冒很大的風險。如果被何應欽知道，他在軍務司就待不下去了。
“甚麼內容？”
“報告裡說，德械師的整編進度嚴重滯後，裝備到位率不足百分之六十，訓練大綱還沒有完全落實。還說技術軍士的選拔存在‘暗箱操作’，十六個人裡有一半以上跟您有舊部關係。”錢學儒頓了頓，“還有一件事——報告裡提到，您在徐州的時候，跟幾個‘有共黨嫌疑’的人有過接觸。雖然沒有直接指控您，但……”
他沒有說下去，但鄧楓明白了。何應欽的報告不會直接說“鄧楓是共產黨”，但他會用一連串的暗示和影射，讓讀報告的人自己去聯想——他為甚麼堅持要設技術軍士？為甚麼選的人都是他的舊部？為甚麼在徐州的時候跟可疑的人有接觸？這些問題，每一個都不致命，但加在一起，就成了一座山。
“錢上校，”鄧楓說，“謝謝你告訴我這些。”
錢學儒放下水杯，站起身。“鄧次長，我……我不是想背叛何部長。我只是覺得，您做的是對的事。技術軍士、德械師、整編方案——這些事，都是對中國軍隊有好處的。何部長因為私人恩怨去否定這些，我覺得……不公平。”
鄧楓看著他。這個年輕的軍官，讓他想起十年前的自己——老實、認真、相信公平。在這個世界上，公平是最稀缺的東西。但他不能告訴錢學儒這些，他只能點點頭。“錢上校，你回去之後，甚麼都不要做，甚麼都不要說。這份報告的事，我來處理。”
“是。”錢學儒敬了個禮，轉身要走。走到門口時，他忽然回過頭，“鄧次長，何部長在報告裡還提了一件事——他說德械師的軍官選拔存在‘地域偏向’，說您重用的都是湖南人。這個……”
“這個怎麼了？”
“這個不是事實。我幫您統計過，德械師的湖南籍軍官只佔百分之二十三，比例是正常的。”錢學儒的聲音很低，“但何部長把數字改成了百分之四十一。他把江西、湖北、四川的人都算成了湖南的。”
鄧楓沉默了很久。何應欽為了扳倒他，連資料都敢改。這個人，已經不是在做官，是在拼命。“我知道了。謝謝你，錢上校。”
門輕輕關上。鄧楓站在窗前，看著街對面那盞孤零零的路燈。燈下站著那個穿黑色夾克的人，菸頭一明一滅。他放下窗簾，回到床上，躺下來。黑暗中，他睜著眼，看著天花板。何應欽的報告、錢學儒的提醒、劉福生的眼淚、劉志遠的離開——這些東西像一圈一圈的漣漪，正在向他逼近。他不能退，退一步就是萬丈深淵。他也不能進，進一步就是粉身碎骨。他只能站在原處，穩住，等那陣風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