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格雷地區的武裝組織和政府軍之間的衝突在沉寂了幾年後再次爆發，但這次的規模和烈度和幾年前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上。上一次，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這個曾經在衣索比亞執政聯盟中佔據主導地位多年的政黨——在戰場上被打敗了，領導人逃進了山林，政府宣佈軍事行動“完成”了。但從一開始就沒有人相信這是真的結束。提格雷人有四千年的文字記載歷史，他們記得每一個征服者的名字，也記得每一個背叛者的面孔。他們在山裡的訓練營從未關閉過，他們的武器從未全部上繳過，他們的仇恨從未消解過。上一次戰爭結束後的所謂“和平協議”，在提格雷人看來就是一張廢紙，因為協議裡承諾的要讓他們返回西提格雷的領土——那些在戰前屬於他們的、現在被阿姆哈拉民兵佔據的肥沃農田——從來就沒有兌現過。所以當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的新任軍事指揮官們在衣索比亞北部的高原上召開秘密會議時，他們達成的共識簡單而堅定——這次，不要談判，不要停火，不要甚麼和平協議，直接把亞的斯亞貝巴拿下來，把所有的問題在辦公室裡解決，而不是在談判桌上。提格雷安全部隊在靠近阿姆哈拉邊境的西北部地區集結，他們動用了無人機、火炮及其他重型武器，在塞萊姆蒂和萊萊塞萊姆蒂地區向聯邦國防軍的陣地發起了猛烈的進攻。政府軍猝不及防，防線在第一天就出現了大規模的崩潰，一個旅的指揮官在無線電裡用阿姆哈拉語喊了一句話，這句後來被所有軍事院校當作反面教材的話是——“他們怎麼有這麼多重武器？”
答案是厄利垂亞。厄利垂亞這個在1993年從衣索比亞獨立出去的國家，在提格雷問題上的立場在過去的幾個月裡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上一次戰爭的時候，厄利垂亞軍隊是站在衣索比亞政府一邊的，他們和聯邦國防軍並肩作戰，共同打擊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因為在厄利垂亞人看來，提格雷人才是他們真正的宿敵——二十世紀末那場奪走了近十萬條生命的兩國邊境戰爭，就是在提格雷人主導的衣索比亞政府時期打起來的。但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衣索比亞總理阿比·艾哈邁德在近幾個月不斷釋放訊號，表示衣索比亞“需要”紅海出海口。這是一個外交辭令包裝下的戰爭宣言，因為在非洲之角，所謂“需要出海口”的潛臺詞只有一個——入侵厄利垂亞，奪回獨立時失去的馬薩瓦港和阿薩布港。厄利垂亞政府對此的回應是迅速而直接的：他們開始向提格雷地區秘密輸送武器、彈藥和軍事顧問，支援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和阿姆哈拉的民兵組織“法諾”結成軍事同盟，形成了一條從厄利垂亞邊境一直延伸到衣索比亞腹地的反政府弧形地帶。
戰火在衣索比亞的北部、中部和西部同時燃起，不是一條線，而是一個面。提格雷地區的戰事最激烈，政府軍從默克萊市撤退時留下了大量的武器彈藥，被提格雷安全部隊繳獲。阿姆哈拉地區的民兵組織“法諾”在聯邦政府計劃解散和吸收他們的時候突然調轉槍口，從昔日的盟友變成了最危險的敵人。奧羅米亞地區的奧羅莫解放軍趁著政府軍主力被牽制在北部，開始在西部和南部攻城略地，一路上不斷有政府軍計程車兵成建制地投降，不是因為打不過，而是因為他們已經連續四個月沒有領到全額的薪水了，他們的妻子在家裡餓著肚子等他們寄錢回去，他們的孩子因為交不起學費而輟學。當一個士兵不知道自己為甚麼而戰、為誰而戰時，他的步槍裡哪怕裝滿子彈，也比燒火棍好不了多少。奧羅莫解放軍的指揮官們顯然知道這一點，他們在佔領的每一個城鎮裡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建立軍事指揮部，而是開啟政府糧倉，向當地民眾分發糧食和食用油。這個簡單的舉動比任何宣傳攻勢都有效，因為飢餓的人不在乎誰對誰錯，他們只在乎誰給了他們吃的。
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在戰火蔓延到距離城市不到兩百公里的時候宣佈進入全國緊急狀態。總理阿比·艾哈邁德在電視講話中呼籲全國人民發起“人民戰爭”，抵抗叛軍的“侵略”。他說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話，引用了古代衣索比亞皇帝抵抗義大利殖民者的歷史，呼籲民眾拿起一切可以拿起的武器保衛家園。但他的聽眾們並不像他期望的那樣熱血沸騰。不是因為衣索比亞人不愛國，而是因為他們已經被過去幾年的戰爭耗盡了所有的愛國熱情。上一場戰爭奪走了幾十萬條生命，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經濟瀕臨崩潰，通貨膨脹率像坐火箭一樣飆升，而戰爭結束後的所謂“和平紅利”他們一分錢都沒有看到。現在又要打一場新的戰爭？這次又是為了甚麼？為了總理的“出海口夢”？還是為了讓某些將軍的軍火生意再火一把？民眾的冷漠是政府最大的敵人，比提格雷人的炮彈更可怕。
亞的斯亞貝巴的街頭，人們行色匆匆，店鋪早早關了門，銀行門口排著長隊，每個人都在試圖取出現金。不是因為他們相信世界要毀滅了，而是因為三天前銀行的自動取款機就不出錢了。一箇中年婦女從銀行櫃檯取出一沓薄薄的紙幣，數了三遍，然後把錢塞進內衣口袋裡。旁邊一個男人問她，“夠用多久？”她抬起頭，眼睛裡沒有憤怒，也沒有悲傷，只有一種被生活折磨到麻木的空洞，“兩天？三天？誰知道呢。反正物價每天都在漲，你拿到錢不趕緊花掉，明天就只能買一半的東西了。我現在去買麵粉，趁麵粉還沒有漲價。”男人苦笑了一下，“麵粉已經漲價了。我今天早上看到商店裡的價格標籤還是舊的，但老闆娘說那是昨天的價格，今天要加百分之三十。我說你把昨天的價格標籤撕掉啊，她說撕不撕有甚麼區別？反正你也買不起。”兩個人沒有繼續說話，一前一後走出了銀行，消失在亞的斯亞貝巴灰濛濛的暮色中。
在國際舞臺上，衣索比亞的內戰成了一個讓所有大國都感到棘手的問題。聯合國安理會在日內瓦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這個正在非洲之角蔓延的危機。安理會的會議大廳裡，氣氛凝重得像暴風雨來臨前的悶熱。各國代表的面前擺著厚厚的報告，報告裡寫滿了觸目驚心的數字——五十多萬人因戰爭流離失所，三百多萬人面臨嚴重的糧食不安全，超過兩千人在過去的一個月裡被殺害。但數字是冰冷的，它不會哭，不會流血，不會在鏡頭前抱著孩子的屍體嘶吼。所以在安理會的大螢幕上，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播放了一段影片——一個年輕的衣索比亞母親抱著一個已經沒有了呼吸的嬰兒，嬰兒的身體瘦得像一截乾枯的樹枝，面板皺巴巴地貼在骨頭上。母親的嘴唇在動，但影片裡沒有聲音，不知道她在說甚麼。也許她在罵政府，也許她在罵叛軍，也許她只是在罵這個世界。
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的發言是全場最受關注的。她是一個五十多歲的黑人女性，經驗豐富的外交官，語氣強硬而剋制。她站在講臺上，面前擺著厚厚一沓講稿，但她幾乎沒有翻動過。“主席先生，各位代表，美國政府對衣索比亞不斷惡化的人道主義和安全域性勢表示最嚴重的關切。我們呼籲衣索比亞各方立即停止敵對行動，允許人道主義救援物資不受阻礙地進入所有受影響的地區。我們對沖突中出現的侵犯人權行為的報道深感不安，包括針對平民的暴力、性暴力和族裔清洗的指控。那些對暴行負責的人，無論他們屬於哪一方，都必須被追究責任。”她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目光掃過安理會的半圓形會議廳，在俄羅斯代表的座位上停留了不到一秒鐘，然後繼續說，“美國正在研究所有可能的選項來應對這場危機，包括制裁、武器禁運、以及在必要時採取更強有力的行動。我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這最後一句話是故意說給所有人聽的，是試探，是威脅，也是一種無奈的坦白——因為除了這些外交辭令，美國其實沒有甚麼好的選項。軍事幹預？在南部非洲的泥潭裡剛剛損失了一千多條命，再在非洲之角開闢一個新戰場？國內的反戰情緒已經夠高了。不干預？看著衣索比亞這個非洲之角的關鍵國家滑向深淵，讓中國和俄羅斯的影響力趁機填補真空？那也是無法接受的。所以美國只能站在安理會的講臺上說一些“嚴重關切”“強烈譴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之類的廢話，而在地面上，提格雷人的炮彈正在一個接一個地落在政府軍的陣地上，政府軍的潰兵正在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地洗劫，平民正在成片成片地死去。
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的發言則完全是另一種風格。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白人男性，頭髮灰白，留著一撮修剪整齊的鬍子，說話的時候喜歡用手指敲桌子，像是在彈一架看不見的鋼琴。“主席先生，俄羅斯認為，衣索比亞的內部事務應由衣索比亞人民自己解決，外部勢力的干預只會使局勢更加複雜化。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制裁和軍事幹預，這些措施違反了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俄羅斯願意在尊重衣索比亞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為和平解決衝突提供必要的協助。”翻譯成大白話就是——美國你別插手，這是我們的地盤。衣索比亞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裡在聯合國關於烏克蘭問題的投票中多次站在俄羅斯一邊，沒有譴責俄羅斯的入侵行為。這種立場不會是沒有回報的，俄羅斯現在就是在兌現承諾。如果美國要干預，俄羅斯會在安理會動用否決權把它擋下來；如果美國不干預，俄羅斯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擴大在非洲之角的影響力，從衣索比亞政府那裡換取紅海港口的使用權、軍事基地的租賃權、礦產資源的開採權——所有美國不願意給或者給不了的東西。
東大代表的發言保持了一貫的中立和剋制，用的是那種讓所有人都挑不出毛病的標準外交辭令。“東大對衣索比亞的局勢表示高度關注，呼籲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剋制，透過政治對話和平解決分歧。東大支援非盟的斡旋努力，願意在國際社會的框架下為緩解人道主義危機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同時，東大認為，任何外部干預都應尊重衣索比亞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應使局勢進一步複雜化。”東大的算盤很精明。衣索比亞是東大在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尤其是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東大在衣索比亞投資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專案——鐵路、公路、電站、工業園。如果衣索比亞徹底陷入內戰，這些投資就會打水漂。但東大不會像西大那樣為了幾千公里外的一個國家去打仗，他們更願意做的是調停、斡旋、提供經濟援助和人道主義物資，在保持與政府關係的同時，也和反政府力量建立溝通渠道，確保無論誰贏，東大的利益都不會受損。
非盟的輪值主席在閉門磋商中提議由非盟牽頭組織衣索比亞政府與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之間的和平談判，但衣索比亞政府代表明確拒絕了。“這是我們的內部事務，不需要外部調解。”衣索比亞政府代表的語氣斬釘截鐵，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非盟主席試圖說服他，“兄弟，局勢已經失控了，再不打住，整個非洲之角都要著火。”衣索比亞政府代表沉默了很久，然後說了一句讓在場所有人都感到寒意的話，“如果我們輸了，整個非洲之角著火又怎樣？至少我們曾經是一個國家。”會議室裡沒有人說話。這句聽起來像是一句氣話，但在場的外交官們都知道，這不僅僅是一句氣話。在衣索比亞的民族主義敘事中，國家統一是不可談判的底線，哪怕代價是成千上萬人的生命。這種邏輯在理性上是荒謬的，但在情感上是真實的——當一個人把自己的全部身份認同都繫結在“國家”這個概念上時，國家的存續就比任何人的生命都重要了。
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在距離亞的斯亞貝巴幾百公里的一個地下指揮所裡召開了他們的內部會議。指揮所是由一個廢棄的採石場改造而成的，牆壁是堅硬的花崗岩，頂部覆蓋著幾米厚的碎石和泥土，從空中完全看不到。指揮所裡有發電機、通訊裝置、作戰地圖和一張用彈藥箱和木板拼成的長桌。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的高階軍事指揮官和政治領導人圍坐在長桌旁，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那種在戰爭中長期生存才會有的表情——眼睛深處的疲憊和嘴角的堅毅結合在一起，像一塊被反覆淬火的鋼鐵。軍事指揮官——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臉上的皺紋像刀刻的一樣深——指著牆上的地圖，用提格雷語說了一長段話，旁邊的翻譯把它翻譯成了日不落語。“政府軍在阿姆哈拉地區的防線已經崩潰了，他們計程車兵在逃跑，他們的軍官在逃跑，他們的將軍也在逃跑。我們的部隊距離孔博勒查只有不到五十公里，距離德西不到六十公里。拿下這兩個城市，通往亞的斯亞貝巴的大門就開啟了。”指揮官的手指在地圖上的兩個城市之間劃了一條線，然後重重地點了一下首都的位置。
政治領導人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戴著一副金絲眼鏡，看起來更像一個大學教授而不是一個武裝組織的頭目。他聽完軍事指揮官的彙報後，摘下眼鏡，用一塊絨布慢慢地擦拭著鏡片，動作很慢，很仔細，像在擦拭一件珍貴的傳家寶。“軍事上的勝利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他的聲音不大，但在花崗岩牆壁的反射下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共鳴，每一個字都聽得很清楚，“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讓提格雷人回到他們自己的土地上，讓他們在自己的房子裡安全地睡覺，讓他們的孩子在不需要擔心被炸彈炸死的情況下上學。如果阿比願意談判，願意把西提格雷還給我們，我們可以在國境線上停下來。但如果他不願意，我們就繼續往前走。亞的斯亞貝巴不是終點，只是路上的一個站點。”
一個年輕的指揮官插話道，“阿比不會談判的。他上次就沒有談判，他只是在拖延時間，等待他的軍隊重組，等待外國武器運進來。我們不能給他這個機會。我們應該一鼓作氣，直接拿下亞的斯亞貝巴，結束這場戰爭。戰爭結束了，和平自然就來了。”這句“戰爭結束了，和平自然就來了”在人類歷史上被無數次地說起過，每一次都像一個詛咒，而不是一個預言。從特洛伊到廣島，從斯大林格勒到西貢，從貝爾法斯特到喀布林，沒有一場戰爭是因為一方把另一方徹底消滅而帶來和平的。戰火熄滅後的廢墟里，仇恨像野草一樣瘋長，只需要一場雨就能再次燎原。但在地下指揮所裡，沒有人提到這些歷史教訓，因為歷史的教訓只有和平時期的人才有資格品味。戰爭時期的人只有一個教訓——要麼你死，要麼我亡。
在亞的斯亞貝巴的總統府裡，衣索比亞總理阿比·艾哈邁德坐在他那間寬敞的辦公室裡，面前的辦公桌上攤著一張巨大的軍事地圖，地圖上密密麻麻地標註著紅色和藍色的箭頭，藍色的代表政府軍的防線，紅色的代表叛軍的進攻方向。紅色的箭頭正在從北、西、東三個方向向亞的斯亞貝巴逼近，速度不快，但勢不可擋。阿比穿著一件深色的西裝，白襯衫，沒有打領帶，領口敞著兩顆釦子。他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但他的手在微微顫抖，不是害怕，而是憤怒。他拿起桌上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那是國防部長的私人加密線路。“你計程車兵都在幹甚麼？逃跑？扔下武器跑？我每個月花那麼多錢養軍隊，他們就給我這樣的回報？”電話那頭傳來國防部長的聲音，疲憊而無奈，“總理先生，士兵們已經三個月沒有領到全額薪水了。他們的家人在捱餓，他們的孩子在生病。你不能指望一個連自己家人都養不活的人去為國家打仗。”阿比深吸了一口氣，努力壓下自己的怒火。“你要多少？”“兩個月的全額薪水和獎金，這是我能夠穩住前線的底線。少於這個數，我無法保證士兵們不會繼續逃跑。”阿比沉默了很久。國庫裡已經沒有多餘的錢了。過去幾年，衣索比亞政府在戰爭上的開支已經吞噬了國家預算的大半，加上新冠疫情對經濟的衝擊、西方援助的削減、外國投資的撤離，國家財政早就入不敷出了。他咬了咬牙，“我會想辦法的。你現在立刻到前線去，親自指揮。不要再撤退了，我們沒有地方可以退了。”
阿比結束通話電話，靠在椅背上，用手揉了揉太陽穴。頭疼，從今天早上開始就一直疼。不是因為生病，而是因為壓力。他的腦子裡在飛速地轉著——如果提格雷人真的打到了亞的斯亞貝巴，他該怎麼辦？撤離？不，他不能撤離。他曾經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因為他在任職初期與厄利垂亞實現了和平。如果他拋棄首都、拋棄人民、拋棄國家跑了，歷史會怎麼記載他？不，他不是那種人。他寧可死在亞的斯亞貝巴，也不願意像一個流亡政客那樣在某個歐洲國家的五星級酒店裡開記者招待會，舉著一張寫滿廢話的紙，譴責這個、譴責那個，然後被世界遺忘。但如果他死在這裡，他的妻子怎麼辦？他的孩子們怎麼辦？他的手又不自覺地顫抖了起來。
在西大華府，白宮的戰情室裡也在進行著一場同樣重要的會議。與會者包括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中央情報局局長，以及幾位資深的國會參議員。會議的氣氛沉重而緊張，因為南部非洲的爛攤子還沒有收拾乾淨，非洲之角又著火了。西大總統在椅子上坐得筆直，雙手交叉放在桌面上，目光從左到右掃過每一個人的臉。這種坐姿和目光是他從上一任總統那裡學來的，效果很好——被他盯著看的人會不由自主地坐直身體，整理領帶，彷彿正在接受一場重要的面試。
國務卿首先開口，把衣索比亞的局勢做了一番概述，從他手中的平板電腦上唸了幾段中央情報局的分析報告。“目前，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及其盟友已經控制了衣索比亞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區，正在向首都亞的斯亞貝巴逼近。政府軍士氣低落，補給不足，防線正在快速崩潰。我們的情報顯示，如果不採取緊急措施，亞的斯亞貝巴可能在數週內陷落。總理阿比·艾哈邁德正在失去對軍隊和地方政府的控制，局勢已經惡化到了必須進行外部干預的程度。”
國防部長接著補充道，“我們在非洲之角的軍事存在目前非常有限。吉布提的萊蒙尼爾營地駐紮了大約四千名軍隊人員，主要是後勤和支援部隊。如果要進行大規模軍事幹預，我們需要至少兩週的時間來調動部隊和裝備。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南部非洲的航母戰鬥群還沒有撤回來。如果我們現在同時在兩個方向用兵，我們的兵力會非常吃緊。”他的話裡帶著一種小心翼翼的暗示，不是反對干預，而是提醒在座的人不要低估干預的難度。國防部長是一個五十多歲的退役軍人，在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中服役過，他知道戰爭的真實代價不是媒體上那些被模糊處理的數字，而是那些在軍醫院的病床上徹夜哀嚎的年輕人的身體。
中央情報局局長把幾份衛星照片推到桌面上，照片上顯示的是衣索比亞北部高原上的地形——縱橫交錯的幹河谷、突兀的火山錐、大片大片被侵蝕的荒坡。“這不是南部非洲的熱帶草原，這是海拔兩千米到三千米的高原。地形複雜，氣候惡劣，後勤補給極其困難。我們的特種部隊可以在這種環境下作戰，但大規模地面部隊進去，如果沒有充分的準備和充足的補給，會非常被動。”他頓了頓，“另外，毛熊和東大都在密切觀望。如果我們動手，他們會不會在安理會提出譴責決議？會不會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起投票？會不會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擴大在非洲的影響力？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提前考慮清楚的。”
海軍陸戰隊司令坐在角落，一直沒有說話。他參加過南部非洲的那場噩夢，他計程車兵在那裡全軍覆沒，一千三百條鮮活的生命變成了鋁製棺材裡的冰冷屍體。他不想再經歷一次那樣的噩夢，但他也清楚，衣索比亞的情況和南部非洲完全不同。南部非洲的對手是喪彪的部隊，是一群不知道哪來的老兵，是那些在叢林裡打了十幾年仗的硬漢。而衣索比亞的對手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他們的人數少得多，裝備差得多，訓練水平也不在一個檔次上。如果美國軍隊進入衣索比亞，他們有信心在短時間內粉碎提格雷人的抵抗。但他們沒有信心的是——提格雷人會投降嗎？還是會像他們幾千年來做的那樣，在山裡打游擊，拖上十年二十年，直到美國人像在越南、在伊拉克、在阿富汗那樣筋疲力盡地自己走掉？
一個參議員開口了，他的語氣不是質問，而是真誠的困惑，“我理解各位的擔憂。但是，如果不干預，衣索比亞就會變成一個失敗國家。一個擁有上億人口的失敗國家在非洲之角意味著甚麼？更多的難民，更多的恐怖主義，更多的疾病，更多的混亂。這些都會直接影響到我們在該地區的盟友和利益。吉布提的軍事基地怎麼辦？我們在非洲之角的反恐行動怎麼辦？那些投靠了我們的衣索比亞軍官怎麼辦？他們會成為提格雷人的俘虜，被處決，被羞辱，然後我們在非洲的朋友們就會開始懷疑——和西大結盟到底值不值得。你們考慮過這些嗎？”
戰情室裡安靜了幾秒鐘，然後有人輕聲說了一句，“我們能做的，也許不是幫助他們打贏這場戰爭，而是幫助他們找到一個可以接受的結局。阿比需要下臺，這是不可避免的了。但誰來接替他？我們需要一個願意與西大合作、願意接受國際監督、願意進行政治改革的人。如果我們能在阿比下臺後的政治過渡中發揮作用，我們也許能夠在不派遣大規模地面部隊的情況下達到我們的戰略目標。”有人點頭，有人搖頭。點頭的人覺得這是一個聰明的妥協方案，既避免了西大士兵的傷亡，又保持了西大在衣索比亞的影響力。搖頭的人覺得這是在自欺欺人，因為沒有軍事力量的支撐，任何政治過渡方案都只是寫在紙上的廢話。
會議進行了將近三個小時，沒有得出任何結論。西大總統在最後總結時說，“我們需要更多的資訊，更多的選項。繼續監控局勢，加強情報收集，同時與盟國協調立場。暫時不做任何決定，但要做好做決定的準備。”這話翻譯過來就是——拖，拖到不能再拖為止。這是西大政府在面對幾乎所有國際危機時的標準反應，因為在經歷了過去二十年在中東和非洲的失敗之後，西大人民對“干預主義”已經產生了深深的厭惡。沒有人願意再看到自己的孩子被裝在鋁製棺材裡運回來，沒有人願意再看到電視上那些悲傷的母親和被鮮血浸透的星條旗。但如果西大決定不干預，衣索比亞就會成為一個爛攤子，而這個爛攤子的後果——難民潮、恐怖主義、地區動盪——最終還是會以另一種方式影響到西大。這是一個沒有正確答案的問題，只有不同的錯誤答案，他們必須在其中選擇一個最不壞的。
在衣索比亞北部高原上，一個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的年輕指揮官正蹲在一輛被擊毀的政府軍坦克旁邊，用一把匕首從坦克的裝甲板上刮下一塊油漆，裝進口袋裡當紀念品。他身邊站著一個頭發花白的老兵，老兵的臉上有一道從太陽穴一直延伸到下頜的舊傷疤。老兵看著年輕指揮官的動作，笑了，笑容裡沒有任何溫暖，只有一種在死人堆裡摸爬滾打了太多年才會有的、粗糙的、帶著血腥味的悲憫。“你在做甚麼？”老兵用提格雷語問，聲音沙啞得像砂紙摩擦金屬。年輕指揮官抬起頭，臉上有一種天真的、近乎孩子氣的興奮，“留著紀念。這是我打下來的第一輛坦克。”老兵搖了搖頭，“別留這種東西。坦克不是你的戰利品，坦克是政府軍士兵的命。他們死了，你活著，這不值得紀念。這不是榮耀，這是悲劇。你不懂，因為你還沒死過。等你死過一次，你就明白了。”老兵轉身走了，留下年輕指揮官一個人蹲在被擊毀的坦克旁邊，手裡握著那塊被刮下來的油漆，不知道該扔還是該留。
遠處的炮聲還在轟隆轟隆地響著，像是遠方的雷聲，又像是大地的呻吟。提格雷的太陽快要落山了，把整片高原染成了鐵鏽的顏色，和腳下的紅土混在一起，分不清哪裡是土地，哪裡是天空，哪裡是那些正在衝鋒計程車兵的身影。他們跑著，喊著，倒下了，爬起來，繼續跑著。沒有人知道他們中的哪些人會活著看到明天的太陽。也許這就是戰爭最殘酷的地方——不是因為它會殺死你，而是因為它會讓你殺死你不想殺的人，讓你失去你不想失去的人，讓你變成一個你不想成為的人。而當一切結束的時候，你以為你會得到和平。但得到的，往往只是一個更安靜的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