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撒哈拉的大西洋海岸線在這個季節顯得格外荒涼。風從海面上吹來，裹挾著鹽粒和細沙，打在臉上像被無數根細針同時刺入。老鼠站在一處用麻袋和沙土壘成的觀察哨上，手裡舉著一部老舊的軍用望遠鏡，正在眺望遠處的海平線。他的面板比剛來的時候更黑了，但不是那種健康的古銅色，而是一種被烈日、海風和沙塵共同鍛造出來的、近乎焦炭般的黝黑。汗水從他的額頭上滾下來，在臉上衝出一道道淺色的溝壑，露出下面略淺一些的膚色，像乾涸的河床。
西撒哈拉，這片被世界遺忘的土地，正在以一種緩慢而堅定的方式改變著自己的顏色。一年前，這裡的居民是薩拉威人，面板是那種介於黑和白之間的、被撒哈拉的太陽烤出來的棕褐色，像陳年的陶器。他們的帳篷是駱駝毛織的，他們的駱駝是沙漠中移動的綠洲，他們的生活節奏和大自然的風沙一樣緩慢而恆定。現在，這片土地上出現了另一種人。他們的面板更黑，不是棕褐色，而是那種近乎墨色的、在陽光下反射著光澤的亮黑色，像剛打撈出水的黑珍珠。他們說的是林加拉語、斯瓦希里語、奇盧巴語，他們吃的是玉米糊和鹹魚，他們住的是用麻袋和沙土壘成的房屋，屋頂上鋪著鐵皮和乾草。他們是老鼠的生產建設兵團，以及他們的家屬。三十萬人，像一股從非洲中部湧來的黑色潮水，漫過了西撒哈拉和茅利塔尼亞的沿海地區，在那些無人居住的、被沙漠和大海夾在中間的狹長地帶紮下了根。
老鼠的定居點建設計劃從一開始就帶著一種近乎偏執的周密。他沒有像喪彪那樣用炮火開道，也沒有像狂龍那樣用黃金鋪路，他用的是最笨、最慢、但也最紮實的方法——先派人，再建房子，再種地，再修路，再建學校、診所、商店，一步一步來，不著急，不冒進。每一批新來的移民都被編入生產建設兵團的下屬生產隊，每個生產隊負責一片劃定的區域，區域內有詳細的規劃圖紙——住宅區在中間，農田在四周，水井和蒸餾裝置在靠近水源的位置，學校和診所靠近主幹道，民兵訓練場在區域的外圍，既能警戒又不會干擾正常生活。這種規劃不是老鼠一個人拍腦袋想出來的，而是東大的工程師老王帶著人實地勘測後，結合當地的地形、風向、日照和水源分佈，一點點畫出來的。圖紙上密密麻麻標註著尺寸、材料和施工步驟，每一個細節都經過了反覆推敲和實地驗證。
在西撒哈拉沿海的一個定居點裡，老王蹲在地上，手裡拿著一根木棍，在沙土地上畫著圖。他的身邊圍著一圈生產建設兵團的骨幹，都是這些年跟著他在非洲各地摸爬滾打的老手，每個人的臉上都被曬得黝黑，雙手佈滿老繭，指甲縫裡塞滿了洗不掉的泥垢。“這裡是海水淡化池，這裡是蓄水池，這裡是管道。”老王用木棍在地上畫著線條，“海水抽上來，經過沉澱池去掉泥沙，再進入蒸發池，上面蓋透明塑膠布，太陽曬著，水蒸氣凝結在塑膠布上流到集水槽裡。這個辦法效率不高，但不需要燃料，不需要電力，只要有太陽就能幹活。西撒哈拉最不缺的就是太陽。”一個生產隊長蹲在旁邊，用手在地上比劃著，“老王，這個池子要挖多深？”“半米就夠了，太深了水壓太大，塑膠布撐不住。太淺了蒸發面積不夠，產量太低。半米剛剛好。”老王用木棍在地上戳了幾個點，“你們注意，蒸發池的底部要鋪黑色的塑膠膜，黑色吸熱，水溫升高得快，蒸發量就大。黑色塑膠膜我讓人從國內運來了，下個月到，你們先用普通的湊合一下。”
定居點外的大片空地上，人們正在開墾農田。這裡的土壤是沙質的，有機質含量極低，幾乎種不出甚麼莊稼。但老王教他們用“沙土改良法”——把從海邊運來的海藻和從幹河谷挖來的黏土按比例混入沙土中，增加土壤的保水性和肥力。海藻是免費的，海岸線上到處都是；黏土要從幾十公里外的幹河谷裡挖，來回一趟要大半天，但人們不嫌遠，因為黏土是這片沙漠裡為數不多的能讓莊稼紮根的東西。他們在改良後的土地上種下了耐旱的豇豆、木豆、秋葵和一種從西非引進的古老小米品種，種子是老王從迦納帶過來的，顆粒很小，但抗旱能力極強，據說在年降水量不到二百毫米的地方都能生長。播種後的第三天，第一株嫩芽破土而出，嫩綠色的葉片在灰黃色的沙地上顯得格外醒目。蹲在旁邊看了一整天的人們發出了歡呼聲，有人用手背擦眼淚，有人跪在地上雙手合十，有人把那個小小的嫩芽用樹枝圍了一圈，怕被風沙打死。
老鼠的物資補給幾乎每週都到。船從剛國或安哥拉的港口出發，沿著非洲西海岸北上，繞過幾個礁石密佈的海角，最終在西撒哈拉的臨時碼頭上靠岸。船上裝的是玉米粉、大豆油、奶粉、糖、鹽、舊衣服、藥品、建材，以及最重要的——淡水。雖然定居點已經有了一些海水淡化裝置，但產量還遠遠不夠三十萬人的日常需求，大部分淡水還是要靠船運。每條船能裝幾百噸貨物，卸貨需要整整一天，碼頭上的工人們排成一條長龍，把一袋一袋的玉米粉從船上扛到倉庫裡，肩膀磨破了皮，用布條纏一纏繼續扛。老鼠站在碼頭上監督卸貨，手裡拿著一個賬本，每卸完一批貨物就在本子上記一筆。他的字寫得很醜，歪歪扭扭的，但每一筆都很用力，筆尖幾乎戳破了紙。
在定居點的一個角落裡，幾個剛從剛國來的新移民正在搭建他們的第一間房子。他們的工具很簡單——幾把鐵鍬、幾把鋤頭、幾捆麻袋、一卷鐵絲。他們把麻袋裝滿沙子，封口，然後像砌磚一樣一層一層地堆疊起來。每兩層之間拉一根鐵絲綁緊，防止牆體在沙暴中倒塌。牆砌好後，在頂部架上從船上拆下來的舊木板，木板上鋪一層鐵皮，鐵皮上再壓一層沙袋——沙袋既當屋頂的隔熱層，又當壓住鐵皮不被風吹跑的重物。房子不大，只有十幾平方米，分內外兩間，外間放糧食和工具，裡間睡人。窗戶開得很小，只夠透光和通風，因為西撒哈拉的沙暴一來，大窗戶會讓整個屋子變成沙子的墳墓。一個年輕的婦女蹲在門口，用一塊破布擦拭著一盞煤油燈。她的丈夫在旁邊的空地上砌牆，兩個孩子在不遠處用沙子堆城堡。她一邊擦燈一邊哼著一首剛果的民歌，調子很慢，很憂傷，像是在唱一個很久以前的故事。故事裡有一條河，河上有船，船上有帆，帆上有風，風裡有故鄉的氣息。但這裡沒有河，沒有船，沒有帆，只有沙，只有風，只有那個永遠在地平線上徘徊的、不肯落下去的太陽。
老鼠的彙報電報是透過加密短波電臺發往金都的。報務員戴著耳機坐在臨時搭建的通訊室裡，手指在電鍵上跳動，把老鼠的口述轉換成摩爾斯電碼。老鼠站在旁邊，手裡拿著一張皺巴巴的紙，上面是他用鉛筆寫的彙報草稿，字跡潦草得幾乎認不出來。“季老大，西撒哈拉和茅利塔尼亞沿海定居點已基本建成，生產建設兵團及家屬共計三十萬二千餘人，分佈在十二個主要定居點和三十六個小型居民點。糧食儲備可供半年消耗，物資補給船每週一班，基本滿足需求。當地薩拉威人對我們持觀望態度，既不支援也不反對，少數人有合作意向。我們已經開始和當地部落首領接觸，用藥品和糧食換取他們的默許。目前沒有遇到有組織的抵抗。”老鼠停頓了一下，想了想，又補充了一句。“我們的人和他們的人很好區分。我們的面板是亮面的，他們的面板是磨砂的。我們更黑一些，他們有點發黃。”
金都國會大廈的頂層辦公室裡，季博達坐在寬大的辦公桌後面，手裡拿著老鼠發來的電報。他的嘴角微微上翹，露出一個幾乎看不出來的笑容。他把電報放在桌上，拿起桌上的內部電話，撥了老鼠的頻道號碼。電話接通了，那頭傳來老鼠沙啞的聲音。“老大。”季博達靠在椅背上，語氣輕鬆得像在和老朋友聊天。“老鼠，你的電報我收到了。你說你們的面板是亮面的，他們的面板是磨砂的？這個比喻很有意思，誰教你的？”老鼠在電話那頭嘿嘿笑了兩聲，笑聲粗糙而短促。“沒人教，自己想的。這邊的薩拉威人面板髮黃，不是黑人的那種黑，也不是白人的那種白。我問了當地一個老人，他說他們祖上和歐洲人混過血，幾百年前就有葡萄牙人的船在岸邊停靠過。”
季博達笑了。“可能是因為他們和白種人長期混血導致的。你要注意，不要和當地人起衝突。他們雖然人少，但他們對這片土地比你們熟悉得多。你們要在這裡住下去，就需要他們的合作，不是對抗。”老鼠的聲音變得鄭重起來。“明白。季先生，我一直按照你說的在做。藥品、糧食，都是先給他們分一份，然後我們自己再分。受傷的薩拉威人，我們的醫療隊也給他們治。前陣子一個部落首領的女兒得了瘧疾，我們的醫生給她用了青蒿素，三天就好了。那個首領很感激，送了我們十頭駱駝。”季博達滿意地嗯了一聲。“做得好。積少成多，滴水穿石。你那邊不著急，慢慢來。西撒哈拉不是我們的鄰國，距離很遠，有些鞭長莫及了。你只要保證定居點不出大亂子，糧食夠吃，水夠喝，人夠用，就行了。至於其他事，以後再說。”
老鼠的聲音裡多了一些感慨。“老大，這邊條件確實艱苦。風沙大，淡水缺，莊稼長得慢，房子蓋起來也費勁。但我們的人沒有怨言，因為他們知道，在這裡苦幾年，以後子孫後代就有家了。”季博達沉默了片刻。他想起自己小時候在卡桑加難民營裡的日子，那時候他也是一無所有，沒有家，沒有國，沒有未來。他知道“家”這個詞對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意味著甚麼，那不是四面牆和一個屋頂，而是一種安全感，一種歸屬感，一種“我屬於這裡”的篤定。現在，三十萬人在西撒哈拉找到了這種安全感，雖然條件艱苦，但至少沒有人拿槍指著他們的頭，沒有人在半夜把他們從床上拖走，沒有人用皮鞭抽著他們去挖礦。他們已經從奴隸變成了自由人，雖然這自由是用血和汗換來的，但值得。
“老鼠，辛苦了。”季博達的聲音裡帶著一種罕見的溫柔，不是客套，而是發自內心的感謝。“等這邊的事忙完了，我親自去看你。帶上燒烤架，我們在海邊吃烤肉。”老鼠的笑聲從電話那頭傳來，聲音有些哽咽。“好，我等著你。”
西撒哈拉的傍晚是一天中最美的時刻。太陽沉到大西洋的水平面上方，把整片天空染成了從金黃到深紫的漸變色調，海面上鋪了一層碎金，遠處的浪尖在陽光下像無數顆跳動的鑽石。生產建設兵團的工人們收工了，扛著鐵鍬和鋤頭，三三兩兩地走回定居點。他們的影子在沙地上被拉得很長很長，像一群緩緩移動的巨人。炊事班的幾口大鐵鍋已經燒開了水，炊事員把玉米粉倒進鍋裡，用長柄木勺不停地攪動，防止結塊。玉米糊在沸水中翻滾，咕嘟咕嘟地冒著泡，散發出糧食特有的甜香。另一口鍋裡燉著鹹魚和海藻湯，魚是從海里捕的，海藻是在岸邊撿的，湯色發綠，味道略腥，但配上玉米糊就是一頓不錯的晚飯。人們端著搪瓷碗，蹲在自家門口，一邊吃一邊和鄰居聊天。話題很雜，有說莊稼長勢的，有說孩子成績的，有說老家親戚來信的，有說下週補給船會帶甚麼好東西來的。笑聲從各家各戶飄出來，在暮色中交織成一種溫暖的交響樂。幾個孩子在空地上踢球，球是用破布纏成的，門是用石頭擺成的，他們的光腳丫子在沙地上踩出一個個淺淺的腳印，腳印很快被風吹平，但孩子的笑聲不會被風吹平，它會飄到很遠很遠的地方，飄到海岸線的另一端，飄到那些還在海上漂泊的人的耳朵裡。
在西撒哈拉和茅利塔尼亞交界處的一片開闊地上，一座新的定居點正在規劃中。老王蹲在地上，手裡拿著捲尺和鉛筆，在沙地上畫著圖紙。他的身邊站著幾個生產建設兵團的骨幹，每個人都端著一個搪瓷茶缸，茶缸裡是涼透了的茶水。“這裡的風向是東北風，所以住宅區要建在西北角，免得被炊煙燻到。”老王用鉛筆在圖紙上畫著，“水井要打在東南角，因為這裡的地下水從東南往西北流，打在水源上游，不會被汙染。農田在住宅區和水井之間，方便灌溉。學校和診所在中間，離誰都近。民兵訓練場在外圍，朝向東北方向，因為那個方向最容易有敵人來。”一個生產隊長蹲下來，用手指著圖紙上的一個方塊，“老王，這個位置為甚麼空著？”老王看了一眼，“那裡是預留的市場。以後人多了，要有地方做買賣。不能隨便擺攤，要有規劃，有秩序。秩序好了，事情就順了。”
非洲大陸的另一端，衣索比亞，一場與季博達一點關係都沒有的戰爭正在爆發。這個擁有超過一億人口的東非古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曾經是非洲大陸上唯一一個沒有被殖民過的國家。它的山脈高聳入雲，它的高原綠意盎然，它的咖啡香飄萬里，它的人民驕傲而固執。但驕傲和固執救不了它。內部的民族矛盾、政治鬥爭、經濟危機像三根繩索一樣纏繞在一起，把這個國家的喉嚨勒得越來越緊。提格雷地區的武裝組織和政府軍之間的衝突在沉寂了幾年後再次爆發，這次規模更大、烈度更高、波及範圍更廣。雙方都指責對方先開火，都聲稱自己是正義的一方，都宣稱要在最短時間內結束戰爭。但所有人都知道，最短時間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場戰爭的根扎得太深了，深到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甚至幾百年前的歷史恩怨。
季博達坐在金都國會大廈的辦公室裡，面前的牆壁上掛著巨大的非洲地圖，他的目光落在非洲之角那個形狀特殊的國家上。衣索比亞，一個他從來沒有涉足過的地方，一個與他沒有任何利益糾葛的國家，一個他在戰略佈局中從未列入計劃的地方。電視新聞的畫面在無聲地播放著——被炸燬的橋樑，燃燒的房屋，哭泣的婦女，抱著孩子奔跑的男人，排著長隊等待領取救濟糧的老人。記者站在廢墟前用英語播報著最新的戰況，“政府軍已經挺進提格雷地區首府默克萊外圍，反政府武裝聲稱擊落了政府軍的一架無人機，國際社會呼籲雙方停火，但迄今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公室表示，已有超過五十萬人因戰爭流離失所，急需食品、藥品和帳篷。但由於安全形勢惡化，救援物資無法運抵戰區，被困在城內的平民處境日益艱難。”
季博達關掉了電視的聲音，辦公室裡恢復了安靜。他靠在椅背上，雙手交叉放在膝蓋上，目光從地圖上移開，投向窗外的剛果河。他的腦子裡在轉著一些念頭，但這些念頭不是關於如何介入衣索比亞內戰，而是關於一種更深層的、更本質的東西。他看到的是一個人口過億的大國在短時間內被內戰撕裂，看到的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資源豐富的國家在民族矛盾和政治鬥爭中陷入混亂，看到的是平民在戰火中掙扎求生，看到的是孩子們在廢墟中哭泣。這些畫面他不是第一次見到，在剛果、在蘇丹、在中非、在南蘇丹，他見過太多太多這樣的畫面。每一次見到，他都會在心裡問自己同一個問題——為甚麼會這樣？為甚麼非洲這片土地上總是充滿了戰爭和苦難？是資源太少嗎？不是，非洲的礦產、石油、天然氣、森林、水資源豐富得讓其他大洲嫉妒。是人口太多嗎？不是，非洲的人口密度遠低於亞洲和歐洲。是氣候太惡劣嗎？也不是，非洲有大片的肥沃土地和適宜的氣候。到底是甚麼原因？他的手指在桌上輕輕敲擊著，發出有節奏的“噠噠”聲。他想到了一個詞——邊界。非洲的邊界不是非洲人自己劃的，而是殖民者在柏林會議上用尺子和鉛筆在地圖上畫出來的。他們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部落、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強行塞進了同一個國家裡，又把同一個民族、同一個部落、同一語言、同一文化的人強行分割到了不同的國家裡。這種人為製造的混亂，是非洲大陸上幾乎所有戰爭的根源。衣索比亞的內戰也不例外。提格雷人、阿姆哈拉人、奧羅莫人、索馬利亞人，他們在同一個國家裡爭奪權力、資源和土地，因為殖民者留下的這個國家框架容納不下他們各自的歷史和訴求。
季博達站了起來，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剛果河上的晚風吹進來，帶著水草的清香和遠處漁村的炊煙味。他深吸了一口氣，讓那種熟悉的氣味充滿自己的肺。他想起了卡桑加，想起了那個他從幾歲起就生活在那裡的、泥濘的、血腥的、沒有人性的難民營。卡桑加不是他的家鄉，他的家鄉在剛果東部的某個村莊，但他已經不記得那個村莊叫甚麼名字了。他只記得那裡的土壤是紅色的，像血一樣紅。他現在腳下踩的這片土地，剛果金，也是殖民者在柏林會議上用鉛筆畫出來的。它不屬於任何一個民族，不屬於任何一個部落，不屬於任何一種文化。它是人造的，是虛假的，是建立在屍骨之上的。卡桑加勢力在這片虛假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個真實的帝國，這個帝國超越了殖民者劃定的邊界，超越了民族和部落的隔閡，超越了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它用一種簡單而粗暴的方式——糧食、藥品、課本和子彈——把不同的人凝聚在了一起。這種方式不完美，有暴力，有壓迫，有不公，但它至少回答了那個最基本的問題——我們為甚麼要在同一個國家裡生活？答案不是因為邊界線是這樣畫的，而是因為我們需要彼此。我需要你的糧食，你需要我的子彈；我需要你的藥品，你需要我的土地；我需要你的課本，你需要我的保護。這種相互需要的關係，比任何憲法、任何法律、任何邊界線都更牢固。
衣索比亞的內戰讓季博達看到了另一種可能性——如果那個國家在他手中，他會怎麼做？他不會讓提格雷人打阿姆哈拉人，不會讓阿姆哈拉人打奧羅莫人，不會讓奧羅莫人打索馬利亞人。他會像在南部非洲一樣，先用武力把所有人壓服，然後用糧食和藥品收買人心，用教育和醫療改變觀念，用時間和耐心消磨仇恨。這條路很長，長到可能需要一代人、兩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時間。但至少，有人在走。他，喪彪，老鼠，狂龍，還有那些在卡桑加集中營裡接受改造的、曾經拿著槍和他作對計程車兵們，他們都在走。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有人摔倒了，有人停下了，但沒有人回頭。
季博達從窗前走回辦公桌，坐下來，拿起筆，在筆記本上寫下了幾個字——“衣索比亞”。他在這幾個字下面畫了一條線，然後線上的下面寫了兩個字——“觀察”。他現在沒有精力也沒有資源去介入衣索比亞的內戰，西大的航母還在大西洋上朝著莫三比克海峽駛來，喪彪的前線還需要他的支援，林參贊那邊還沒有給他關於“東風”的確切答覆，狂龍在印度洋的三個島國上還在進行人口置換，老鼠在西撒哈拉的三十萬人的吃飯喝水問題還需要他協調。他現在分身乏術，但他不著急。因為衣索比亞的戰爭不會很快結束，它有可能會打很久，久到他有足夠的時間來處理完手頭的事，然後把目光投向那個古老的、驕傲的、正在自我毀滅的國家。到那時，也許他會做點甚麼。也許不會。他還沒有想好。但他不想讓自己錯過一個機會，一個改變另一個國家命運的機會。
剛果河上的暮色越來越深了，河面上的漁火一盞一盞地亮了起來，像天上的星星倒映在水裡。季博達看著那些漁火，想起了一個古老的非洲諺語——“如果你想走得快，一個人走。如果你想走得遠，一起走。”他不知道是誰發明了這句諺語，也許是一個部落的智者，也許是一個路過的商人，也許只是一個在星空下趕路的老人。但不管是誰，他說得對。卡桑加勢力能走到今天，不是因為他季博達有多厲害，而是因為他不是一個人。他有喪彪在南部非洲開疆拓土，有狂龍在印度洋上攻城略地，有老鼠在西撒哈拉默默耕耘，有十三太保在十三個國家裡充當釘子，有那些在卡桑加集中營裡接受改造的、很快就會變成生產建設兵團成員的、曾經是敵人計程車兵們。他們都在走，朝著不同的方向，但踩在同一個節奏上。
辦公室裡的燈光把季博達的影子投射在牆上，影子很長，很瘦，像一根黑色的指標，指向非洲大陸的深處。他拿起桌上的內部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電話那頭傳來秘書的聲音。“季先生。”季博達的聲音平靜而低沉，“給我接情報部。讓他們把衣索比亞內戰的詳細資料整理一份送過來。包括雙方兵力部署、控制區域、外部支援方、領導人的背景和訴求。越詳細越好。”電話那頭傳來周秘書簡短的回答，“明白。”季博達結束通話了電話，靠在椅背上，閉上了眼睛。他的眼前浮現出一幅畫面——衣索比亞的高原上，煙霧瀰漫，炮聲隆隆，人們在奔跑，孩子們在哭泣，老人跪在地上望著天空，不知道在向誰祈禱。他不知道這幅畫面會不會有一天變成另一幅畫面——學校裡的孩子們在讀書，診所在給病人看病，市場上有人在買賣糧食，田裡的莊稼在陽光下生長。他不知道，但他想看到那幅畫面。不是為了別人，是為了他自己。因為他已經看夠了第一幅畫面，看夠了戰爭、死亡和廢墟。他想看看不同的東西，哪怕只是透過電視螢幕。
西撒哈拉的海岸邊，老鼠計程車兵們正在夜色的掩護下加固陣地。他們用麻袋和沙土壘起了一道道矮牆，矮牆後面架著機槍和迫擊炮，炮口指向大海的方向。雖然這片海域目前還沒有任何敵對艦艇出現，但老鼠不是一個會等敵人來了再做準備的人。他讓人在每一個定居點外圍都修建了防禦工事，工事是隱蔽的，從遠處看只是一些不起眼的沙包，但走近了就會發現，那些沙包後面的射擊視野極其開闊，可以覆蓋整個登陸場。一個年輕計程車兵蹲在沙袋後面，手裡握著一把步槍，眼睛盯著夜視儀裡那片綠瑩瑩的世界。夜視儀裡甚麼都沒有，只有沙地、灌木和遠處模糊不清的海面。他的眼睛有些酸，但他不敢眨眼，因為他知道敵人的眼睛可能也在這個時候，透過某個鏡頭，在盯著他。他不知道敵人是誰，不知道敵人在哪裡，甚至不知道敵人會不會來。但他知道一件事——他不能睡。因為他睡了，他的戰友就可能死。這個簡單的邏輯支撐著他在每一個漫長的夜晚保持清醒，支撐著他在無數個沒有黎明的黑暗中睜大眼睛，支撐著他成為這片荒漠上的一盞不滅的燈。
遠處，一個薩拉威牧人的帳篷在月光下泛著灰白色的光。帳篷旁邊拴著幾頭駱駝，駱駝在反芻，嘴巴緩慢地嚼動著，發出輕微的、有節奏的聲音。牧人坐在帳篷門口，手裡端著一碗駱駝奶，慢慢地喝著。他看著遠處那些黑面板的、穿著軍裝的外來者，看了很久，然後端起碗喝完了最後一口奶，站起來，拍了拍袍子上的灰，轉身走進了帳篷。駱駝也站了起來，跟著他走進了夜色中。風從海面上吹來，吹平了駱駝在沙地上留下的腳印，吹散了帳篷旁邊篝火的餘燼，吹動了月光下的一切，除了那些蹲在沙袋後面的、睜著眼睛的、不敢睡覺的年輕人。他們是這片荒漠上最堅硬的東西，比岩石硬，比沙暴硬，比時間硬。因為他們有信念，而信念是這世上唯一比子彈更硬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