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龍在印度洋三個島國的行動,從登陸的第一天起就帶著一種讓人無法拒絕的誘惑力。他不像喪彪那樣帶著炮火和衝鋒號登場,也不像老鼠那樣在無人注意的角落裡默默建設,他帶來的是一箱一箱的黃金、一袋一袋的鑽石、一摞一摞的土地契約,以及一張張印製精美、散發著油墨香味的“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東部戰區徵兵簡章”。這些東西被裝在防彈越野車的後備箱裡,從坦尚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港裝上船,在印度洋的波濤中搖晃了幾天幾夜,然後在塞席爾的維多利亞港、葛摩的莫羅尼港和模里西斯的路易港卸貨。碼頭上圍觀的人群看到那些從船艙裡搬出來的沉重木箱,蓋子被撬開時裡面露出金燦燦的光芒,人群中發出了此起彼伏的驚歎聲。
狂龍站在塞席爾馬埃島的一處白色沙灘上,赤腳踩在細軟的沙子裡,海風把他那件軍綠色T恤吹得緊貼在身上,勾勒出胸肌和腹肌的輪廓。他的脖子上那根金鍊子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和遠處印度洋的波光交相輝映。他的身邊站著一排穿著筆挺制服的東部戰區軍官,每個人的胸前都掛著一塊寫有職務和姓名的銘牌,表情嚴肅而專業。他們的身後是一排排整齊的摺疊桌,桌上鋪著白色的桌布,擺著精緻的玻璃器皿和銀質餐具。桌子上方的遮陽棚是用椰子樹幹和棕櫚葉搭起來的,既遮擋了烈日,又保留了海島的風情。桌上最顯眼的不是那些餐具,而是幾塊用透明亞克力盒子罩著的金磚,金磚的側面刻著“卡桑加”的字樣和重量標記,每塊重達一公斤。金磚旁邊擺著幾顆未經打磨的鑽石原石,在陽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像凝固的彩虹。
“鄉親們,朋友們,兄弟姐妹們,”狂龍的聲音透過擴音器傳遍了整個沙灘,他的日不落語帶著濃重的非洲口音,但每一個字都清晰有力,“我是狂龍,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東部戰區總司令。今天叫大家來,不是為了打仗,不是為了徵兵,不是為了收稅,而是為了給大家送福利。”人群中傳來一陣低低的嗡嗡聲。塞席爾是一個只有不到十萬人口的小島國,大部分人都住在馬埃島、普拉蘭島和拉迪格島上,彼此之間就算不認識也有共同的朋友。狂龍登陸的訊息在幾天前就已經傳遍了整個群島,有人說他是一個來自非洲大陸的大軍閥,有人說他是一個帶著鉅額資金的投資者,有人說他是一個想在印度洋建立海軍基地的外國勢力的代理人。各種傳言在小島的茶館裡、碼頭上、漁船上流傳,但沒有一個人能說清楚這個面板黝黑、脖子上掛著粗金鍊子的年輕人到底想幹甚麼。
“福利?甚麼福利?”人群中有人喊道。狂龍笑了,那笑容燦爛而真誠,像一個慷慨的富翁在向窮人施捨糖果。他走到那張放著金磚的桌子旁邊,拿起一塊一公斤重的金磚,舉過頭頂,讓陽光穿透亞克力盒子的透明外殼,把金子折射的光芒灑向人群。“第一,凡是願意搬到非洲大陸生活的塞席爾公民,每戶獎勵黃金一公斤,鑽石十克拉,在坦尚尼亞或者莫三比克的沿海地區分配土地一百畝,外加一套新建的住房。”人群中的嗡嗡聲變成了驚呼。一公斤黃金,以當前國際市場價格計算,大約是六萬多美元,對於塞席爾這個人均GDP只有一萬多美元的小島國來說,這是一筆鉅款。更何況還有鑽石、土地和住房。
一個五十多歲的漁夫從人群中走出來,他穿著一件褪色的藍色T恤,腳上踩著一雙人字拖,臉上的面板被海風和烈日打磨得像老樹皮一樣粗糙。他用克里奧爾語問道,“你說的是真的?不是騙我們?”狂龍身邊的一個翻譯把他的問題譯成了英語。狂龍沒有用翻譯回答,而是用不太流利但勉強能聽懂的克里奧爾語說,“大叔,我不騙人。我狂龍說話,一口唾沫一個釘。金子和鑽石,你簽了合同就能拿走。土地和房子,你到了大陸就能分到。不信,你可以先去看看。我們每週都有船回塞席爾,想家的人隨時可以回來探親。”漁夫猶豫了一會兒,然後說了一句讓狂龍心裡樂開花的話,“我去看看。”
狂龍的計劃從一開始就沒有秘密。他用黃金、鑽石、土地和住房作為誘餌,吸引三個島國的居民搬遷到非洲大陸。他安排的大型客輪每週從塞席爾、葛摩和模里西斯出發,載著自願搬遷的島民和他們的全部家當,穿過印度洋,抵達坦尚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港或莫三比克的納卡拉港。上岸後,有專門的巴士把他們送到已經規劃好的定居點——那些定居點位於沿海地區,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距離城鎮不遠,有學校和診所。每個家庭分到一百畝土地,一套三居室的磚瓦房,以及足夠吃半年的糧食和種子。搬家的島民們到了定居點後,很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中大多數人在島國生活了一輩子,住在鐵皮頂的木屋裡,靠捕魚和種椰子為生,有些人甚至連像樣的床都沒有,睡在鋪了草蓆的水泥地上。當他們看到那些嶄新的紅磚房、雪白的牆壁、乾淨的玻璃窗和鋪著瓷磚的地面時,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蹲在門口發呆,不知道該做甚麼。
一個來自葛摩的女人,帶著四個孩子,丈夫在幾年前出海捕魚時失蹤了。她在莫羅尼的市場上賣椰子為生,每天的收入只夠買幾碗米飯和一點鹹魚。她的房子是用木板和鐵皮搭的,下雨的時候到處漏水,孩子們擠在一張破舊的床墊上睡覺,身上長滿了溼疹。她聽說狂龍的計劃後,猶豫了很久,最後咬了咬牙,帶著孩子們登上了去非洲大陸的船。當她看到分配給她的那套房子時,她站在門口哭了整整十分鐘。三個臥室,一個客廳,一個廚房,一個衛生間,有電,有自來水,甚至還有一臺小冰箱。她的孩子們在空蕩蕩的客廳裡跑來跑去,笑聲像銀鈴一樣清脆。她蹲下來,把最小的孩子抱在懷裡,用葛摩語低聲說,“我們到家了。”
但狂龍的計劃並不是只有胡蘿蔔。大棒也隨時懸在空中。那些不願意搬遷的島民,狂龍不強迫,但他會用另一種方式讓他們感受到壓力。他的生產建設兵團開始在三島大規模購買土地,價格是市場價的三到五倍。不願意賣的人,會發現自己的土地漸漸被新建的道路、學校、醫院和工廠包圍,進出不方便,耕種不便利,生活不舒適,最終不得不以更低的價格賣給狂龍的人。那些在政府機關工作的官員,如果配合狂龍的計劃,可以拿到豐厚的“諮詢費”,還可以在將來搬到大陸後獲得更高的職位和更好的待遇。如果不配合,狂龍的人會找出他們的把柄——貪汙、受賄、生活作風問題、與反對派有聯絡——然後把這些把柄交給當地的媒體或司法機關,讓他們身敗名裂。有些人被收買了,有些人被嚇倒了,有些人被替換了,只有極少數人選擇了抵抗。但他們的抵抗在狂龍的金錢和權力面前,像沙灘上的沙堡一樣被潮水輕易地抹去了。
人口置換計劃的進展速度超出了狂龍自己的預期。在塞席爾,這個只有不到十萬人口的小島國,第一批搬遷的人就超過了兩千。他們大多是貧困的漁民、農民和臨時工,對狂龍承諾的黃金、土地和住房沒有任何抵抗力。第二批搬遷的人更多,超過了五千,其中有小商販、手工業者、甚至一些低層公務員。他們的動機不只是物質利益,更多的是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他們看到身邊的人一個個搬走了,擔心自己留下來會成為少數派,擔心土地會被徵用,擔心孩子們將來沒有學校和醫院。在葛摩,這個擁有八十多萬人口但極度貧困的島國,搬遷的規模更加龐大。狂龍每週安排三艘大型客輪往返於莫羅尼和達累斯薩拉姆之間,每艘船都能裝下上千人。船票是免費的,行李不超重不加錢,甚至還有免費的午餐和飲水。有人說這是“甜蜜的毒藥”,有人說這是“用錢買命”,但更多的人說,“不管他是甚麼,他給了我飯吃,給了我房子住,給了我土地種。我的父母餓死了,我的孩子在島上也要餓死,不如賭一把。”
模里西斯的情況稍微複雜一些。這個島國比塞席爾和葛摩富裕得多,人均GDP超過一萬美元,旅遊業和金融業發達,中產階級規模可觀。狂龍的黃金和鑽石對最底層的人有吸引力,但對那些有穩定工作和固定收入的人來說,誘惑力沒那麼大。狂龍調整了策略,不再單純用金錢誘惑,而是用“發展機會”作為賣點。他在模里西斯最大的報紙上登了整版廣告,標題是“你願意一輩子被困在這個小島上嗎?”廣告的正文描述了非洲大陸的廣闊天地、無限機遇和美好未來,配圖是坦尚尼亞沿海新建的港口、工業園區和現代化住宅區。廣告的底部用粗體字寫著,“加入我們,你的孩子將不再是島民,而是非洲大陸的主人。”
這則廣告在模里西斯社會引起了巨大的爭議。有人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批評狂龍是“新殖民主義者”,用金錢和謊言引誘模里西斯人放棄自己的祖國。有人在社交媒體上發起抵制狂龍的行動,呼籲民眾不要上當受騙。但狂龍不在乎罵聲,他只在乎數字。廣告刊登後的第一週,就有將近一千人在狂龍的招募點登記了搬遷意向。第二週,這個數字翻了一番。第三週,模里西斯政府終於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內閣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如何應對狂龍的人口置換計劃。但會議還沒有結束,狂龍就已經透過他在內閣中的“朋友”知道了會議的每一個細節。那個“朋友”是一個負責旅遊事務的副部長,狂龍用一個在坦尚尼亞沿海的度假村的股份和每年五十萬美元的“顧問費”換來了他的忠誠。副部長在會議上提出,“我們應該和狂龍先生對話,而不是對抗。他的計劃為我們的民眾提供了更多的選擇,這是好事,不是壞事。”他的話影響了幾個搖擺不定的議員,最終會議沒有做出任何實質性的決定。
在狂龍的運作下,三個島國的政府機構漸漸被滲透成了一個篩子。塞席爾的國家統計局局長是狂龍的人,他負責修改人口普查資料,把已經搬遷的人從統計表中刪除,把新來的生產建設兵團成員及其家屬加入統計表。葛摩的移民局局長也是狂龍的人,他負責簽發護照和簽證,確保狂龍的人可以自由進出葛摩,而反對狂龍的人則“因為技術原因”被拖延或拒絕。模里西斯土地局的局長也是狂龍的人,他負責土地登記和轉讓,把那些不願意出售土地的農民的承包地以“公共用途”的名義徵用,然後以低廉的價格轉讓給狂龍的生產建設兵團。狂龍在每個島國都養著一批律師、會計師和 lobbyist,他們披著合法的外衣,做著合法的勾當,把一場從任何角度看都是非法的殖民活動包裝成了一個符合國際法和當地法律的“自願人口遷移計劃”。他們在合同裡寫滿了小字型的條款,把黃金、鑽石和土地的分配方式寫得清清楚楚,把搬遷者的權利和義務寫得模模糊糊。搬遷者們大多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看不懂那些法律術語,也不在乎,他們只在乎黃金是不是真的、房子能不能住、孩子能不能上學。真的,能住,能上。那就夠了。
對於那些已經搬遷到大陸的島民,狂龍的做法更加高明。他每週都安排船隻把他們送回原來的島國“探親”,船票免費,還每人發一些生活用品和小禮物,讓他們帶回去送給留在島上的親戚朋友。這些“探親者”回到島上後,自然就成了狂龍最好的宣傳員。他們告訴親戚朋友,大陸的生活有多好,房子有多大,土地有多肥,學校有多近,診所有多方便。他們展示手機裡的照片,有他們站在新房門口的照片,有他們在田裡勞作的照片,有孩子們在學校操場上升旗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藍天白雲、綠樹紅瓦,看起來像旅遊宣傳片一樣美。“你們還在這裡等甚麼?”一個來自塞席爾的探親者在維多利亞的市場上對他的老鄰居說,“我一開始也怕,怕被騙,怕被賣,怕去了回不來。但你看,我這不是回來了嗎?我回來了,是因為我想回來。我也可以不回來,但我想看看你們。大陸那邊的生活,比這裡好一百倍。你也來吧,別猶豫了。”
就這樣,威逼利誘的半地下活動在開展了半年後,逐步進入了三個島國政府的視線。不是沒有人發現,而是發現的人要麼被收買了,要麼被架空了,要麼被嚇啞了。塞席爾的一個反對黨議員在議會中質詢政府,要求說明狂龍的生產建設兵團在島上的活動是否合法。他的質詢被執政黨多數票否決了,因為執政黨中的好幾個議員都收了狂龍的錢。葛摩的一個法官試圖調查狂龍的土地收購案,他的助手在調查過程中意外發現了一份土地轉讓合同上的簽名是偽造的。法官還沒有來得及開庭,就被上級調到了另一個城市。他的繼任者在三個月後宣佈,土地收購案“證據不足,不予立案”。模里西斯的《晨報》刊登了一篇長篇調查報道,標題是“狂龍:新殖民者還是救世主?”報道詳細揭露了狂龍的人口置換計劃的來龍去脈,引用了大量的內部檔案和證人證言。但報道發表後的第二天,報社的總編輯就被董事會解僱了,因為董事會中有一位大股東是狂龍的生意夥伴。
到了第六個月末,三個島國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經被置換。在塞席爾,這個比例更高,達到了百分之四十。新來的人穿著和本地人不一樣的衣服,說著和本地人不一樣的語言,吃著和本地人不一樣的食物,但他們的人數在快速增長,已經無法被忽視了。塞席爾的街道上出現了寫著中文和斯瓦希里語的招牌,商店裡賣起了剛果產的棕櫚油和坦尚尼亞產的玉米粉,教堂裡有人用林加拉語唱讚美詩。一些老塞席爾人對此感到不安,他們在茶館裡低聲議論,“這還是塞席爾嗎?還是我們的家嗎?”但他們不敢大聲說,因為說這些話的人有的已經被請去“喝茶”了,有的莫名其妙地丟了工作,有的發現自己家的水錶和電錶被調快了。而在塞席爾的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庫裡,那些感到不安的人的名字旁邊,被悄悄地標註了一個“可替換”的記號。
在剩餘的人口中,有超過半數表示願意到大陸去生活。這不是狂龍在吹牛,而是他在三個島國做的民意調查的結果。調查是由當地的一家獨立民調機構執行的,雖然這家機構的老闆在調查開始前的一個月剛剛從狂龍那裡收到了一筆“無息貸款”。調查顯示,在塞席爾,百分之五十四的受訪者表示“願意考慮搬遷到非洲大陸”;在葛摩,這個數字是百分之七十一;在模里西斯,這個數字相對較低,但也有百分之四十一。主要原因不是狂龍的錢,而是三個島國長期以來的發展困境——塞席爾的就業機會少,年輕人找不到工作;葛摩的政治動盪不安,政變頻發;模里西斯的房價高得離譜,普通年輕人一輩子買不起一套房。狂龍的出現,給了這些人一個“出路”。至於這條出路通向哪裡,他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們只知道,目前看來,這是一條比以前更好的路。
狂龍的鐵腕作風在三島高層中的影響更加直接。塞席爾的總統在半年內換了兩個——第一個因為“健康原因”辭職,去了南非開普敦的豪宅裡療養;第二個在上任後不久就遭遇了議會的“不信任案”,被迫提前舉行大選。大選的結果沒有懸念,狂龍支援的候選人以百分之七十八的得票率勝出。新總統在上任後的第一週就簽署了總統令,授權狂龍的生產建設兵團在塞席爾全境開展“經濟合作專案”。葛摩的總統更乾脆,他直接在總統府裡和狂龍簽了一份“友好合作協議”,協議的內容包括葛摩政府承認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雙方建立外交關係、葛摩將境內的兩個島嶼租借給聯合體作為軍事基地使用,租期九十九年。作為回報,狂龍向葛摩國庫注入了五千萬美元的資金,並承諾在葛摩修建一條環島公路和三個深水碼頭。模里西斯的議會透過了一項“特別經濟區法案”,把狂龍的生產建設兵團的駐紮區劃定為特別經濟區,區內實行獨立的法律和稅收制度,模里西斯政府的權力僅限於名義上的主權。反對這項法案的議員在議會大廳裡高喊“叛國”,但他們的聲音被執政黨議員的掌聲淹沒了。
三國先後發起了公投,公投的議題是“是否同意加入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公投的過程和之前奈米比亞和波札那的公投如出一轍——沒有國際觀察員,沒有獨立媒體,投票箱是木匠用邊角料釘的簡易木箱,選票是一張印著兩個選項的紙。結果也沒有任何懸念:塞席爾百分之九十六點三的贊成票,葛摩百分之九十八點一的贊成票,模里西斯百分之九十三點七的贊成票。投票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沒有人知道那百分之幾的反對票是誰投的,也沒有人關心。在公投結果公佈的那天,三個島國的每一個村鎮都燃起了篝火,人們載歌載舞,慶祝“解放”。其中一些人是真心高興,他們相信加入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後生活會更好;另一些人是被迫高興,因為不高興的人已經不在島上了;還有一些人只是隨大流,看到別人在慶祝,也跟著慶祝,反正是免費的酒和肉,不喝白不喝,不吃白不吃。
訊息傳到穆埃達時,喪彪正在教堂裡看地圖。他的副官推門進來,手裡拿著一份剛從金都轉發來的電報。“主席,塞席爾、葛摩、模里西斯三國同時公投加入咱們聯合體了。”副官的聲音裡帶著一種壓抑不住的興奮,他不是因為這三個小島國的加入而興奮,而是因為他知道這意味著喪彪在國際上的聲望將再次飆升。喪彪接過電報,掃了一眼,臉上沒有甚麼表情。他把電報放在桌上,繼續低頭看地圖。副官站在那裡,不知道是該退出去還是該說甚麼。過了一會兒,喪彪抬起頭,看了一眼副官,“狂龍這小子,動作比我想象的快。半年前他說要去當島主,我還以為他在吹牛。沒想到,他還真當上了。”副官小心翼翼地問,“主席,我們要不要發一個宣告,歡迎新成員的加入?”喪彪想了想,點了點頭,“發吧。措辭客氣一點,別讓人覺得咱們在顯擺。就說,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歡迎塞席爾、葛摩和模里西斯三國人民的自願加入,聯合體將秉持‘非洲人民是一家’的理念,為三國人民提供全方位的支援和幫助。另外,單獨給狂龍發一份賀電,就說‘兄弟,幹得漂亮’。”
副官記下了,轉身去安排。喪彪一個人坐在教堂裡,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上那幅殘破的壁畫。耶穌的半張臉還在那裡,空洞的眼眶像是在看著他,又像是甚麼都沒在看。他想起了自己剛起兵的時候,那時候他才二十出頭,甚麼都不懂,只知道打打殺殺。現在他快三十了,手下計程車兵從幾百人變成了幾十萬人,控制的土地從幾個村莊變成了一大片,連遠在印度洋的島國都來投靠他了。他不知道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他只知道自己停不下來了。一旦停下來,那些被他壓制的力量就會反彈,那些被他得罪的人就會報復,那些跟著他的人就會失望。他只能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走到走不動為止。
國際輿論對三島加入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的反應是一片譁然。西大的國務院發言人在記者會上表示,不承認公投的合法性,認為“這是在槍口下進行的偽公投”。東大的外交部發言人則採取了更加謹慎的措辭,表示“注意到有關報道,希望有關各方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分歧”。非盟的秘書長髮表宣告,呼籲尊重三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任何形式的“強行吞併”。但沒有人聽他的,因為非盟在南部非洲獨立聯合體面前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威信。聯合國秘書長也發表了一份措辭嚴厲的宣告,但除了宣告之外,安理會連個像樣的決議都拿不出來——西大想制裁,但東大和毛熊國投了反對票;非洲國家想譴責,但卡桑加勢力的十幾個成員國集體棄權。聯合國在南部非洲的危機面前,又一次證明了自己的無能和無力。
喪彪在國際上的風頭一時無二。他的名字出現在全球各大媒體的頭條上——“非洲的新強人”“南部非洲的拿破崙”“從叢林走出來的征服者”。有的媒體把他描繪成一個殘暴的獨裁者,說他屠殺平民、掠奪資源、破壞民主。有的媒體把他描繪成一個非洲版的羅賓漢,說他推翻腐敗政府、分配土地給窮人、為非洲的獨立和自強而戰。喪彪不在乎媒體怎麼說,他只在乎季博達怎麼說。季博達在電話裡只說了一句,“喪彪,風頭太大了,小心閃了腰。”喪彪聽了,心裡一沉。他知道季博達說得對,風頭太大不是好事。槍打出頭鳥,樹大招風,這些道理他都懂。但他沒有辦法,因為他已經站在了那個位置上,想低調也低調不了。他只能繼續往前走,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算哪。
在穆埃達的教堂外面,幾個孩子在踢足球。球是用破布和繩子纏成的,門是用兩塊石頭擺成的。孩子們光著腳在紅土地上奔跑,笑聲在乾燥的空氣中飄蕩,像遠處海面上吹來的風。喪彪站在門口看了一會兒,嘴角微微翹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小時候在剛果東部的村莊裡,也是這樣踢球的。那時候他沒有槍,沒有兵,沒有地盤,只有一個破布纏成的球和一群光著腳的朋友。他現在甚麼都有了,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比以前更快樂。也許快樂和擁有多少東西沒有關係,也許快樂是一種能力,一種在苦難中仍然能夠感受美好的能力。他在戰爭中失去了這種能力,他不知道還能不能找回來。
遠處,一個生產建設兵團的炊事員正在準備晚飯。大鐵鍋裡煮著玉米糊,蒸汽騰騰,在夕陽的餘暉中像一朵朵白色的雲。炊事員用一把長柄木勺攪動著玉米糊,嘴裡哼著一首林加拉語的歌,曲調悠揚而憂傷。歌聲飄過紅土地,飄過猴麵包樹,飄過那些正在收工計程車兵們的頭頂,飄進了喪彪的耳朵裡。他沒有聽過這首歌,但他覺得好聽。好聽的歌不需要聽懂歌詞,就像好看的女人不需要聽懂她說的話。他轉身走回了教堂,回到了那間用彈藥箱和木板拼成的辦公桌前,繼續批閱檔案。桌上堆著的檔案比昨天更多了,有戰報,有情報,有物資清單,有人事任命,有三島加入後需要處理的各種事務。他拿起筆,翻開第一份檔案,是狂龍發來的關於三島公投情況的詳細報告。報告的最後一行字寫著:“老大,三個島國已經拿下了,下一步怎麼辦?”喪彪想了想,在報告上批了一行字:“好好經營,不要大意。島國不比大陸,退路少,容錯空間小。出了事,跑都沒地方跑。”然後把報告放在一邊,翻開下一份。
太陽慢慢地沉到了地平線以下,穆埃達的天空從橙紅變成了深紫,又從深紫變成了墨藍。星星一顆一顆地亮了起來,像有人在天上點了一盞一盞的燈。教堂的鐘樓裡,那口古老的銅鐘在夜風中微微晃動,發出極低的、幾乎聽不見的嗡嗡聲,像一聲嘆息,又像一個預言。喪彪不知道明天會發生甚麼,但他知道一件事——不管明天發生甚麼,他都會在這裡,在這片紅土地上,在這個被他用血和火建立起來的、還沒有名字的、不被任何人承認的國度裡,和他計程車兵們在一起,和他的百姓們在一起,和他的兄弟們在一起。這就是他的命運,他無法選擇,也不想選擇。
他放下了筆,靠在椅背上,閉上了眼睛。耳邊是夜風的聲音,是蟋蟀的叫聲,是遠處哨兵換崗時的腳步聲。這些聲音交織在一起,像一首催眠曲,慢慢地、慢慢地把他的意識拉進了黑暗中。他睡著了。在他的夢裡,他回到了剛果東部的卡桑加,回到了那個泥濘的、血腥的、沒有人性的起點。他看到自己六歲時的樣子,瘦得像一根乾柴,蹲在難民營的角落裡,啃著一塊發黴的麵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