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雷的黃昏來得突然。太陽像一個燒穿了鍋底的鐵鍋，在天際線上方掛著，把整座城市染成不健康的橘紅色。溫度在半小時內從三十五度降到了二十五度，但這變化對街上的人來說毫無意義——他們早已失去了對冷熱的感知。
十七歲的塔萬達·西班達蹲在羅伯特·穆加貝路旁的牆根下，手裡攥著一個深棕色的玻璃瓶。
瓶身上的標籤已經磨損得看不清了，但如果湊近去嗅，能聞到一種略帶甜味的化學香氣——那是Broncleer，一種含有可待因的止咳糖漿。在藥店，一小瓶Broncleer售價約為五十蘭特；而在這裡，經過層層走私和三道轉手，一瓶要賣到五美元。
五美元。在辛巴威，這個價格可以買二十條麵包，夠一個四口之家吃一週。但在塔萬達和他的夥伴們手裡，它只夠買半小時的“飛行”。
塔萬達擰開瓶蓋，把棕褐色的液體倒進嘴裡，咕咚嚥下一大口。液體滑過喉嚨的瞬間，一股暖流從胃部湧向頭顱，像是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他腦中輕輕一推。
世界開始旋轉。
牆上塗鴉的字型變得模糊，路燈的光暈像蒲公英一樣四散開來。他聽不見街上汽車的喇叭聲，也聽不見遠處小販的叫賣聲，耳邊只有一種嗡嗡的聲音，很輕，很遠，像是一群蜜蜂在隔壁的房間裡飛。
這是他的天堂。
辛巴威與世界上許多國家一樣正在與毒品和藥物濫用做鬥爭。青少年酗酒人數排名非洲首位，過境卡車司機或為幕後推手。而Broncleer止咳糖漿，成了這場危機中最致命的武器之一。
“這東西，叫‘Bronco’。”
塔萬達身邊坐著一個叫塔烏的男孩，大約十九歲，瘦得像一根被風吹彎的竹竿。他的嘴角掛著一絲乾涸的白色痕跡——這是長期吞嚥止咳糖漿後在嘴唇上留下的殘留物，如同海鳥羽翼上的鹽漬。
“你喝了多少？”塔烏問。
“夠多了。”塔萬達的聲音變得含糊不清，“我……我在飛，兄弟。我在飛。”
“那你小心點，”塔烏說，舉起自己的瓶子，也嚥了一大口，“別摔下來。”
在辛巴威的大城市哈拉雷和布拉瓦約，含有可待因的止咳糖漿是最受歡迎的濫用藥物之一。吸毒者一口氣吞服整瓶甚至多瓶，以獲得可待因產生的“高”。年輕人是澤西島人逐漸被吸引使用合成藥物和甲基苯丙胺。而那些無法負擔止咳糖漿的人，正在尋找另一種更快、更便宜、更致命的東西。
哈拉雷的姆巴雷貧民區是辛巴威最古老的聚居區之一，也是癮君子們最密集的區域之一。
工業膠水的使用在辛巴威有悠久的歷史。二十世紀初，有人在垃圾堆裡無意中開啟了一個膠水瓶，發現那種刺鼻的氣味聞過之後能讓人心情舒暢。從那時起，膠水癮開始在非洲的貧民窟中蔓延。
在姆巴雷，吸食膠水被稱為“嗅膠”。一袋用舊報紙包裹的工業膠水僅售不到一美元。價格如此低廉，以至於一個孩子從垃圾桶裡翻出幾個塑膠瓶就能換到足夠吸一整天的量。
“膠水廣場” 是姆巴雷中心一片被廢棄的空地。地上散落著碎玻璃、生鏽的鐵皮和無數用過的膠水塑膠袋。每天下午，幾十個孩子聚在這裡，用塑膠袋矇住臉，輪流吸食那致命的蒸汽。
十四歲的辛巴·莫約是這個團體的新成員。
“我吸毒已經六個月了，”辛巴說，他的聲音低沉沙啞，像一個老煙槍，儘管他剛滿十四歲。他的眼睛佈滿血絲，瞳孔放大，偶爾會不自覺地看向某個方向，像是在追隨一隻只有他能看見的蝴蝶。
“第一次嗅膠水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像在水底——所有聲音都很遠，所有東西都很慢。”
“然後呢？”
“然後我打了兩次架，偷了兩部手機，在警局裡被關了一夜。”辛巴咧嘴笑了，露出一口已經開始腐蝕的牙齒，“然後我繼續嗅。”
長期吸食膠水會導致大腦萎縮、記憶力衰退、肝臟損傷、腎衰竭。吸食一年後，腦萎縮率高達百分之七十，終身不可逆。
辛巴不知道這些。他知道的是：膠水讓他不再感受到飢餓，不再感受到恐懼，不再感受到自己是姆巴雷貧民區裡被所有人遺忘的那個孩子。
“你有父母嗎？”我問。
“有。”他說，眼睛盯著地面，“他們吸毒。”
“甚麼毒？”
“一樣。膠水。汽油。止咳糖漿。有甚麼吸甚麼。”
“他們知道你在吸嗎？”
辛巴抬起頭，看著我。
“他們是我的老師。”他說。
在哈拉雷南部約三十公里的奇通圭扎，另一種廉價毒品的流行正在摧毀一代人。
含鉛汽油。
辛巴威是石油進口國，汽油零售價近年來不斷上漲，但相比其他毒品，汽油仍然是價格最低的選擇。一個塑膠瓶蓋的汽油就能讓人“飄”十幾分鍾，而這種“飄”的代價，是用一生的健康和理智來支付的。
十八歲的坦德卡·奇昆古魯在奇通圭扎的一條小巷裡吸汽油已經四年了。
“我第一次吸汽油，是在我父親去世的那天。”他說，手裡拿著一個半透明的塑膠瓶，裡面裝著一些渾濁的淺黃色液體。汽油的刺鼻氣味在數米外就能聞到，“他去南非打工，在那裡染上了艾滋病。他回來的時候，瘦得不像人。”
“你當時多大？”
“十四。”
“是誰教你的？”
“我的鄰居。他看到我在哭，過來問我怎麼了。我說我父親死了。他說：‘想要不痛嗎？’我說想。他遞給我一瓶汽油。”
坦德卡把那瓶汽油湊近鼻子，深吸一口。
我注意到他的嘴唇上方有一圈很輕很輕的環形紅腫，像是反覆被某種刺激性液體灼傷後留下的疤痕。
“痛嗎？”我問。
“不痛，”他說，深吸一口氣，抬起頭，“這才是問題——一開始它讓你不痛，然後它讓你不感覺任何東西。不痛，不餓，不累，不害怕。”
“然後呢？”
“然後你開始感覺不到快樂。你看不到彩虹的顏色，聽不到音樂的美妙。你活著，但你已經死了。”
“你還在吸？”
“我在用它活下去。”坦德卡說，“只是不再為了感覺好——只是為了不感覺壞。”
長期吸食含鉛汽油的人會得再生障礙性貧血，骨髓停止製造紅細胞，人像乾枯的植物一樣枯萎。
汽油是一個要求回報的神。它先給予天堂，然後收回一切，包括你對其餘一切感覺的能力。
辛巴威的毒品危機急劇升級。
根據官方資料，全年辛巴威共有人因毒品和藥物濫用被捕，比上一年的人增加了41%。
中毒者人數以每年兩位數的速度增長。毒販利用辛巴威邊境管制薄弱，大量走私冰毒、海洛因、可卡因和Broncleer等止咳混合物，迅速擴張黑市。
但這只是被捕者的數字。
真正吸毒的人數，是這個數字的五倍、十倍、甚至二十倍，而這計入的是每個吸毒者背後的家庭——他們的父母用養老金買膠水，兄弟姐妹在冰冷的街上吸汽油，孩子跟著孫子一起吸毒。
女子和國防部主席Oppah 表示，大多數被捕者年齡在35歲以下，吸毒者正在向青少年群體蔓延。
“我們正在失去整整一代人。”她在一次新聞釋出會上說，“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辛巴威的未來將沒有未來。”
政府已在全國建立139個戒毒中心，遠遠超過前幾年的48個。總統埃默森·姆南加古瓦宣佈將毒品和藥物濫用作為國家優先事項，並在2025年國家預算中撥出億ZIG用於戒毒設施建設。
但戒毒中心只能接收一小部分人。“每天有數百人需要治療，但我們只有幾十張床位，”哈拉雷中央醫院戒毒科的護士長普麗西拉·姆特瓦說，“很多人直接睡在候診室的走廊裡。”
走廊的盡頭，有時有笑聲。
但這笑聲不是治癒的笑聲——它來自那些因膠水成癮而大腦受損的病人，他們的笑聲像怪異的鳥叫，沒有節奏，沒有旋律，像塑膠瓶在風中翻滾時發出的空曠迴音。
但沒人笑得出來。醫生不能笑，因為笑不出來；病人不能笑，因為他們已經不知道甚麼是笑。
在辛巴威，吸毒者不僅是毒品危機的受害者，也是艾滋病病毒的攜帶者和傳播者。
共用針頭和注射器是吸毒者感染HIV的主要途徑之一。注射甲基苯丙胺、海洛因等毒品的癮君子常常共用針頭，而辛巴威的針具交換專案幾乎不存在。
吸毒者與HIV傳播的緊密關聯，使艾滋病危機在這片土地上更加複雜。
辛巴威國家HIV/AIDS委員會的資料顯示，全國成人HIV感染率雖然在持續下降，但仍然居高不下——約為%到12.9%，意味著大約130萬人攜帶HIV病毒。女性感染率為15.3%，遠高於男性的10.2%。南馬塔貝萊蘭省和馬塔貝萊蘭北省的感染率分別高達17.6% 和14.9%，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在布拉瓦約年約有人攜帶HIV病毒，雖然相比於2020年的人有所下降，但下降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毒品蔓延的速度。
在哈拉雷市中心的一家艾滋病檢測診所裡，一名ID為普莉西拉·姆波夫的護士正在準備檢測試紙。
“最近來的吸毒者越來越多了，”她一邊整理手套一邊說，“有的因為共用針頭感染，有的是因為吸毒後的無保護行為。”
“他們知道自己感染了嗎？”
“大多數不知道。有些人即使知道，也不在乎——他們還在吸。吸毒優先。”
她停了一下。
“如果一個人連明天的晚飯都不知道在哪裡，你很難讓他為十年後的免疫系統而擔憂。即使十年後他的細胞數將崩潰到只有個位數。
辛巴威國家毒品和藥物濫用熱線——這個國家在危機中設立的最後一個救生圈——在哈拉雷中央醫院的入口左側有一個破舊候診室。候診室的塑膠椅子只有幾把，但走廊上每天都擠滿了人。
在剛過去的雨季夜晚，一個女孩躺在硬邦邦的長凳上，大約十四歲，面板黑黝黝，瘦得像一根被剝去樹皮的小樹枝。
她的名字叫切內索。
“你想去哪裡？” 護士在夢裡看著她，無聲地問。
“我想回家，”切內索在恍惚中說，“回我祖母那個院子——那裡的芒果樹會長很大，我在樹上可以看一整個天空。”
樹上的女孩望著那些星星，星星很小，很密。
“我不知道這些星星叫甚麼名字，”她說，“他們把我的地理撕掉一頁的時候，我才十二歲。”
十二歲那年，她的母親第一次遞給她膠水。不是因為恨她——是因為母親自己也在吸。母親說：“吸一口，就會好一些。”
但“好一些”從未到來。
毒品危機之外，傳染病的高峰正在辛巴威全境上升。
據辛巴威衛生部2025年釋出的每週疾病監測報告，辛巴威在2025年出現了多種傳染病的顯著激增。
瘧疾在2025年捲土重來，特別是在東部和馬尼卡蘭省等瘧疾流行地區。根據衛生部的資料，僅2025年11月最後一週，全國就報告了1074例瘧疾病例和3例死亡。死亡發生在馬尼卡蘭省的馬科尼區和奇馬尼馬尼區，以及中馬紹納蘭省的達爾文山。
5歲以下兒童感染瘧疾的比例很高，佔到了125例（11.6%），這些幼小的生命在剛學會走路的時候，就被蚊子叮咬、發燒、顫抖、死亡——不需要止咳糖漿，不需要航空燃油，只需要一滴帶有瘧原蟲的血。
累計來看，全年瘧疾病例已達到例，死亡423人。
腹瀉病是另一個巨大的殺手。2025年截止當年11月中旬，辛巴威登記了例腹瀉病例，造成157例死亡，其中近一半是5歲以下兒童。
馬紹納蘭西省和馬尼卡蘭省受災最嚴重，分別錄得1442例和1213例。在旱季到雨季交替的季節，腹瀉從村莊蔓延，洪水和缺乏衛生設施使情況變得更糟。
乾旱期牲畜死傷導致水源汙染，而雨季的洪水淹沒了所有旱廁，細菌跟著黃色的洪水流入民眾的生活用水。孩子喝完水後幾個小時就開始腹瀉，吐水比喝水快，喝水比喝鹽水更快。
這是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崩潰的直接後果。
比瘧疾更可怕的，是霍亂。
辛巴威的霍亂疫情持續蔓延，尤其是在衛生設施脆弱的農村地區。
每一例死亡都在一個不為人知的角落裡。
在辛巴威中南部馬辛戈省的一個小村莊，七十五歲的埃斯特·姆波夫在夜裡開始腹瀉。她的女兒傑奎琳用布條和木頭搭了一個簡易擔架，徒步走了六個小時到最近的鄉村保健站。
等他們到的時候，埃斯特的嘴唇已經白得像紙。
“醫生，我媽媽——”傑奎琳哭著推開門。
醫生說不出話。
他只有一雙用過三天的舊膠皮手套，沒有靜脈輸液管，沒有口服補液鹽，甚至沒有足夠乾淨的水。離過期靜脈注射液到貨還有五天。他的藥櫃裡，治療霍亂所需的抗生素早已耗盡——不是用光了，而是從未到過。
埃斯特躺在保健站的硬木長凳上，用最後的呼吸看著女兒的眼睛。
“你是我的寶貝，”她輕聲說，“你一直是那個——那個不怕黑的傑。”
然後她閉上了眼睛。
傑奎琳沒有哭。她坐在媽媽身邊，坐到太陽落山。然後她走到保健站的門口，抬頭看著辛巴威的星空——滿天繁星，像媽媽沒有流的眼淚。
統計報告裡的“23例死亡”，不包含她的呼喊。
更偏遠的地區，還潛伏著一種比瘧疾更小眾但死亡率更高的疾病：鼠疫。
鼠疫在辛巴威極少出現確診病例，但衛生部觀察到可疑病例的增加，尤其是在米德蘭茲省。雖然透過及時使用抗生素治療，可以治癒鼠疫，但在辛巴威的農村地區，抗生素的供應極為有限，疑似病例的確診需要數週時間。
衛生部長也在罕見的關於鼠疫病例的新聞釋出會上委婉地承認：“辛巴威目前還沒有鼠疫爆發”——這句話的語氣帶著一種特別的模糊，“還沒有”是暗示“有可能有”？還是不敢確認“有”？
除了鼠疫，衛生部門還對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CCHF） 保持警惕——雖然沒有確診病例，但這種透過蜱蟲傳播的病毒性疾病的病死率高達40%，是整個辛巴威公共衛生系統最恐懼的幽靈傳染病之一。
然而，更令人絕望的是氣候變化給辛巴威農業帶來的沉重打擊和糧食危機。
雨季的開始緩慢，降雨量開始時低於歷史平均水平，隨後部分地區又遭遇了特大暴雨，雷暴、強風和強降水對農作物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一些家庭自有糧食庫存耗盡，面臨高企的市場價格和低於平均水平的收入，他們不得不減少餐數、控制份量、借錢買糧，甚至變賣家產來買食物。
洪水和乾旱的交替重創了農業，玉米、小米等主食作物大面積歉收。據糧農組織資料，主要季節的農業生產出現了負增長，雖然收成好於此前厄爾尼諾現象造成的乾旱期，但仍不足以滿足全國糧食需求。
許多家庭一天只能吃一餐，甚至只能吃野草和未成熟的野生水果。
“我們吃玉米棒子——不是玉米，是玉米芯，曬乾碾碎後煮成粥，”在辛巴威東部馬尼卡蘭省的一位名叫錢吉瓦的農民說，“那東西甚麼都好，就是吃完不拉屎。”
當市場供應短缺時，金錢會填補缺口；但當你手裡的錢本身正在貶值時，那就甚麼都無法滿足你了。
辛巴威正在努力克服長期的通貨膨脹問題，但資料仍然令人震驚。
政府推行緊縮貨幣政策和嚴格的外匯管制：透過禁止央行向政府直接融資、提高利率、強行要求企業以外幣計價等措施，試圖收攏失控的價格。
但這只是一部分畫面。
這意味著，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辛巴威人仍然要面對一個物價變化不定的市場：今天一元的麵包，下個月可能要兩元，再過兩個月變五元。
在哈拉雷市中心的一家超市裡，我遇到了正在購物的家庭主婦格蕾絲·西薩瓦。她的購物車裡放著奶粉、玉米粉和一小包蔬菜。
“這些昨天多少錢？”我問。
“這些昨天只要一百塊。”格蕾絲指著玉米粉，“今天要一百三十塊——不因為任何原因，只是店主今天想多賺我三十塊錢。”
“你怎麼辦？”
“我能怎麼辦？給。然後少買明天的東西。”
貨幣的貶值不僅宰割普通人，也間接驅動了毒品需求。當一個人的薪水在兩三天內就損失掉十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價值，他可能會產生一種極端的想法：“賣掉我的未來，換取今天的暫停。”
止咳糖漿和航空燃油，在這種語境下，成了少數價格相對穩定的商品。
當金錢不再是價值儲存物，毒品就成為了一種“替代貨幣”——提供短暫的可預測的幸福感，而這是辛巴威政府保障不了的。
辛巴威首都哈拉雷，姆巴雷區第27小學。
這所小學的建築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建造的——那時辛巴威還叫羅得西亞，執政者是伊恩·史密斯的白人種族主義政權。四十年後的今天，外牆剝落，窗戶碎裂，屋頂的鐵皮生鏽，下雨時會漏水。
教師塔皮瓦·馬查亞站在六年級的教室裡。
這間教室裡有來自六年級A班的學生。牆上掛著發黃的字母表和一張褪色的辛巴威地圖——一張已經過時的新地圖，但沒人介意，因為上課的人也看不到了。
“好，同學們，今天的數學課我們來講百分比——”
教室門突然被推開。副校長走了進來，臉色很難看。
“馬查亞老師，你可以出來一下嗎？”
馬查亞走到走廊。副校長低聲說：“六年級B班今天只有八個學生來。”
“B班不是應該有三十二名學生嗎？”
“你不是知道嗎。”副校長的聲音很乾。
是的，馬查亞知道。辛巴威吸毒率在青少年群體中急劇上升，全國有近4000名中小學學生因吸毒被抓。
這些數字像癌症一樣在班級總人數中顯現。一個班三十二個孩子變成八個，剩下的那些孩子去哪裡了？死了，吸毒了，或者因為家庭破產而被迫去街上找吃的了。
下午放學後，一群孩子蹲在學校的牆角下，輪流用一個塑膠袋吸著甚麼。
馬查亞認出其中幾個是六年級的學生。男孩的姓名他記得——上學期的數學課代表，成績不錯的。
“以西結，”馬查亞走過去，“你知道嗎你在做甚麼嗎？”
以西結抬起頭。他的黑眼圈很重，眼白布滿了血絲。他手裡緊緊攥著那個塑膠袋，袋子裡被空氣膨起，裡面那點點的膠水殘餘霧化揮發，像是他的靈魂在緩緩逃走。
“老師，”以西結說，聲音恍惚而平靜，“我不能停下來。停下來的時候，一切都回來了。”
“甚麼回來了？”
“窮，吃不飽，媽媽在街上賣東西被城管趕，爸爸在約翰內斯堡打工不寄一分錢。這些回來的時候，我家比西馬（辛巴威主食玉米糊）都沒有。”
他停了一下。
“你聽，”他說，“現在天很藍，很安靜。我可以聽到鳥叫——那是甚麼鳥，老師？”
那不是鳥鳴。那是癮君子的大腦在刺激下捏造的幻覺。但對於一個十四歲的男孩來說，廉價的膠水製造的虛幻藍天比飢餓的真實冬季更誘人。
馬查亞知道他應該把以西結拉走，送他回家，告訴他的父母。但他的父母——他們自己每天能喝幾碗玉米粥？家裡有足夠飯吃嗎？送回去之後，孩子明天還會來學校嗎？
他轉身走回教室。身後，塑膠袋的沙沙聲在繼續。
辛巴威政府誓言要對毒販和吸毒者實施“嚴厲”措施。2總統發言人警告：“我們正在考慮對那些販賣或使用毒品的人實施‘非常醜陋’的措施”，“這將是非常醜陋的”。
政府也出臺了一些實質性措施。國家禁毒動員框架投入了億辛巴威金元的預算，在全國範圍內建成139個戒毒康復中心，覆蓋更多吸毒者。毒品犯罪領域本法律將毒販判刑到幾十年，甚至無期。
但這對於已經失去的青春來說，太晚了。
在辛巴威第二大城布拉瓦約，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高中女生——讓我們叫她“F”——今年十七歲。
她吸毒兩年了。先是膠水，然後是Broncleer止咳糖漿，然後是汽油。
“我男朋友帶我試的，”她說，“他比我大七歲，在街頭有‘名望’。他說，如果你不吸，你不合群；如果你不合群，你就會被欺負。”
“你被他騙了。”
“我知道。但現在是我自己騙自己。”她低著頭，把玩著一個空的可口可樂瓶，“有一次我喝了幾瓶Broncleer，第二天早上醒來，我發現我的手指——我的手——全是血。我不知道發生了甚麼。”
“你怎麼辦？”
“我騙自己說，沒事。”
她已經一個半學期沒上學了。學校打電話給家裡，她的母親——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婦，不知道怎麼辦。父親在南非打工，一年回來一次。
在辛巴威南部馬塔貝萊蘭南省的一個村莊，烏雲終於在天邊堆積。
七十七歲的馬科尼酋長拄著柺杖走出他的圓頂小屋。他仰望天空，嘴裡唸叨著甚麼——不是英語，是恩德貝萊語的祈禱詞。
“雨水，來吧。把你的眼淚滴在我們的田裡。大地已經在乾渴中死去。”
那是二月。厄爾尼諾和拉尼娜交替，在整個南部非洲造成區域性乾旱與區域性暴雨。
馬科尼村已經有四個成年人死於艾滋病，兩個嬰兒死於瘧疾，三個年輕人死於吸毒過量。他妻子的弟弟昨天去了最近的保健站，保健站告訴他：瘧疾檢測試劑盒用完了，必須步行四十公里到鎮醫院。
“這是怎麼回事？”馬科尼酋長說，聲音沙啞，“天不給我們雨，地不給我們糧，藥不給我們治——毒卻不減價。”
他身後，一座用泥巴砌成的圓頂小屋的頂上，太陽能收音機正在播放哈拉雷電臺的官方宣告：“總統高度重視國家毒品危機，資源正在部署……”
毒品，艾滋病，疾病，乾旱，貨幣貶值——每一根稻草都在壓垮這頭已經奄奄一息的駱駝。
而駱駝正在死去。
在哈拉雷巴士總站的入口處，一個大約十六歲的男孩正在乞討。他叫丹尼。他瘦得像一杆槍，穿著一件破舊的辛巴威國家隊球衣，號碼已經看不清了。他的右手不自覺地抖著。
“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幾嗎？”我問。
他想了很久。
“星期一？”他推測道。
“今天是星期四。”
“哦。星期四。”他笑了，“星期三到星期四之間發生了甚麼？”
我沒回答。
丹尼在吸Broncleer止咳糖漿之前，是一名中學校隊的足球后衛。他靠著每天放學後向遊客賣明信片攢下的錢，買了他第一瓶止咳糖漿。
“這不對，”他的聲音很小，“我想要的是幸福。但這個東西拿走了我所有的東西——快樂，健康，朋友——我還能幸福嗎？”
從巴士總站往前走約兩百米，是一個生鏽的鐵路道口。火車不再從這裡經過，鐵軌上長滿了野草和垃圾。兩條平行的鐵軌在夕陽下變成兩條金紅的線，延伸到遙遠的、看不見的地方。
兩個身影坐在鐵軌上。一男一女。男的不到二十歲，女的也差不多。他們在同一塊布上，雙雙把鼻子埋在一個塑膠袋裡——袋子裡裝的是膠水。
陽光灑在那些被世界遺棄的臉上。
不是因為他們被生活打敗——因為他們從未真正打過仗。他們只是像塵土一樣，捲進了這場浩大的、看不見的、無名的災難。
遠處，有新的烏雲在天邊堆積。
雨季可能會再次來臨。雨水可能會灌溉田地，讓莊稼發芽。瘧蚊會在積水中產卵，新一輪瘧疾病例即將湧現。
但雨水不會沖走膠水的味道。雨水洗不掉卡車的排氣管噴出的那未經催化轉換的汽油尾氣。雨水也救不了那些已經在被毒品吞噬的青春。
辛巴威的雨季很快就會回來。但在姆巴雷的“膠水廣場”，在哈拉雷的止咳糖漿巷，在奇通圭扎的汽油窩點，他們不急。
因為對癮君子來說，每一口都是一種再生，每一次呼吸都是在消耗明天的配額。
他們坐在腐爛的鐵皮屋頂下，屋外下著雨，屋裡下著潮溼的、被化學蒸氣染成的灰色水汽。
遠處，一個女人開始唱歌——一首紹納語的搖籃曲，古老的關於黑水牛和獵人的節奏。
沒有新的和平，但這種旋律穿越了時間和生死。
孩子們聽著這古老的聲音，繼續把袋子蒙在臉上，深長地、無聲地吸取瓶底最後的幾滴。
辛巴威的陽光漸漸西斜。
明天，太陽會照常升起。資料會被更新，毒品會被繳獲，有人會被捕，有人會死去，有人會在晨曦中開啟新一瓶的止咳糖漿。
地球繼續轉動。國家繼續前行。
只是走在街上的人越來越少了。
而那些依然在走的人，眼睛越來越空，笑聲越來越遠，呼吸越來越短。
實與狂喜、生與死之間本應存在的邊界。
而他們中的大多數，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消失。
他們只是覺得自己在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