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米比亞，溫得和克。
風從奈米布沙漠吹來，帶著灼熱和乾燥，捲起街頭的垃圾和塵土，打在緊閉的鐵皮門上。
恩加拉·穆雄醫生站在溫得和克中央醫院的窗戶前，看著這座城市。他的辦公室在一樓，窗戶正對著急診入口。兩年前，這裡每天有幾十個人排隊等著看病——發燒、外傷、孕婦分娩。現在，隊伍依然很長，但來的人已經不一樣了。
他們更瘦。
他們更慢。
他們的眼睛裡不再有光。
穆雄醫生六十二歲了，在這家醫院工作了三十七年。他見過獨立戰爭的血腥，見過九十年代表格制度崩潰後的混亂，見過千禧年艾滋病高峰時的死亡潮。但他從未見過像現在這樣的景象。
“穆雄醫生。”護士卡琳輕輕敲門。
“進來。”
“衛生部長辦公室的傳真。”卡琳遞過一張紙，聲音壓得很低，“他們……他們不想公開這份報告。”
穆雄醫生接過傳真，戴上眼鏡。
報告只有一頁，但上面的數字像釘子一樣扎進他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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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比亞衛生部內部簡報（機密）
年度人口預估資料
估算人口
同比下降：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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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個百分點。
近六十萬人。
穆雄的手開始發抖。不是因為害怕，而是因為憤怒。這不僅僅是數字——這是他曾經親手接生的孩子、在街上與他說早安的路人、在教堂裡唱詩的年輕人。
“部長怎麼說？”他問。
“他說這可能是統計誤差。”卡琳的聲音在抖。
“統計誤差。”穆雄重複了一遍這個詞，像是第一次聽說。
“他讓我們暫緩釋出。”
穆雄把傳真放在桌上，轉頭望向窗外。急診入口處，一個骨瘦如柴的女人正坐在地上，懷裡抱著一個骨瘦如柴的孩子。孩子的眼睛緊閉著，嘴巴微微張開，像是在渴望水，又像是在渴望死亡。
“誤差。”穆雄又重複了一遍，聲音很輕。
官方公佈的人口資料是。
沒有人相信這個數字。
在溫得和克街頭，在卡圖圖拉貧民窟的巷子裡，在北部瘧疾肆虐的村莊中，在東部艾滋病高發的礦鎮上，人們在用肉眼見證一個國家的崩潰。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世界人口儀表板顯示奈米比亞年總人口約為310萬。百科全書給出了247.5萬的估算。但這只是數學遊戲——將已故者的名字從登記表上劃掉需要時間，而在奈米比亞，時間已經不夠用了。
真正的資料，隱藏在更細微的地方。
比如，卡圖圖拉的垃圾箱旁邊，多了很多小孩子的衣服。乾淨的，疊好的，像是有人專門洗過、曬過，然後才放在那裡。
比如，溫得和克的公墓不再收取下葬費用——不是因為政府大發慈悲，而是因為死者太多，他們來不及登記每個家屬的姓名。
比如，姆帕瓜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從去年的兩百三十人變成了今年的九十七人。校長告訴教育局，是因為“人口流動”。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些孩子沒有流動——他們只是消失了。
十五歲的坦杜維·卡桑達知道這個秘密。
他是卡圖圖拉的居民，一個吸食工業膠水的街頭少年。兩年前他剛走上街頭時，卡圖圖拉有十四個和他一樣的孩子。現在只剩下三個。另外十一箇中，三個人死了，五個人不知道去了哪裡，兩個人失蹤，還有一個人還活著但……“活著”這個詞在這裡需要重新定義。
坦杜維的膠水瓶子裡還剩最後一點。他捨不得吸完，把蓋子擰緊，塞進褲兜，然後靠著牆根坐好。
他的眼睛盯著不遠處的一個女人。那女人大約三十歲，穿著一件褪色的連衣裙，正蹲在地上用手舀積水喝。她的小腿腫得發亮，面板上佈滿了褐色的斑點——那是卡波西肉瘤的典型症狀，艾滋病晚期的標誌。在奈米比亞，在這個艾滋病感染率高達16%的國家，每六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攜帶病毒，性交易活躍地區的感染率更是突出。而在卡圖圖拉這樣的貧民窟，這個比例要更高。
女人抬起頭，正好對上坦杜維的目光。
“看甚麼看？”她的聲音沙啞得幾乎聽不清。
坦杜維沒回答，從口袋裡掏出半塊麵包——昨天從一個垃圾桶裡翻出來的，硬得像石頭，但能吃。他把麵包掰成兩半，把大的一半遞了過去。
女人盯著那塊麵包看了幾秒，然後接過去，塞進嘴裡，嚼也不嚼就往下嚥。
“叫甚麼？”坦杜維問。
“瑪格麗特。”女人說，然後開始咳嗽。
坦杜維看著她咳嗽的樣子，想起了自己的母親。母親也是這樣咳嗽的，也是在死去之前，也是瘦得只剩骨頭。
他擰開膠水瓶蓋，把鼻子塞進去，深吸一口。
世界又開始旋轉了。
五百公里外，波札那首都哈博羅內，情況同樣糟糕。
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世界人口儀表板，波札那總人口約為260萬。而百科全書估算為207.5萬。無論哪個口徑，這個被譽為“非洲典範”的鑽石富國，也正在被同樣的災難吞噬。
工業膠水的流行甚至比奈米比亞更加猖獗。在哈博羅內郊區的舊納勒迪，人們不叫它“膠水”，而是叫它“天使的呼吸”。這個美麗綽號的背後，是數千名骨瘦如柴的街頭少年，他們用幾毛錢的膠水換取短暫的天堂，用幾年的性命為這幾分鐘的歡愉買單。
十六歲的凱博吸收膠水已經三年了。在波札那，像他這樣的吸食者被叫做“膠水孩子”，膠水在所有毒品消耗中約佔1%，但它的危害性遠超這個數字所暗示的。這種膠水中含有的苯、甲苯、二甲苯等芳香烴，會不可逆地摧毀腦神經。吸食一年後，腦萎縮率高達百分之七十。
凱博西的大多數朋友都死了。死在廁所裡，死在臭水溝裡，死在老鼠啃食的角落裡。
但活下來的那些人，有時比死亡更令人恐懼。
在卡薩內的蒂斯瓦桑康復中心，有一個十八歲的女孩躺著。
作為波札那為數不多的戒毒設施之一——“為數不多”這個詞在這裡需要認真理解，因為容量的“不多”意味著每天有數百人需要治療，數百人躺在門檻外的泥地裡喊著膠水——裡面床位永遠不夠，醫護人員也永遠不夠。
那個女孩叫戈波昂。她的面孔讓每個護士都不忍直視——不是因為醜陋，而是因為太平靜了。
她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了。甲苯溶解了她大腦的髓鞘，使神經訊號短路，大腦開始萎縮。她不知道日期，不知道時間，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誰面前。
“你好。”她說，對著空氣微笑。
“你好，戈波昂。”護士輕輕握住她的手。
“你知道……你知道我媽媽甚麼時候來接我嗎？”
護士沉默了一會兒。
“她甚麼……她甚麼時候……我現在在這裡……是因為我媽媽要去接我。”
這些話斷斷續續地往外蹦，“現在現在現在”的重複像一聲回聲。戈波昂已經不記得她的媽媽半年前因艾滋病去世了。
護士沒有糾正她。
在波札那，面對一個已經死去的靈魂，你無法讓她再死一次。
如果僅僅是膠水和燃油，這兩個國家還不至於如此迅速地滑向深淵。
問題是，甚麼壞事都趕到了一起。
艾滋病從未離開。在奈米比亞，感染率高達16%；在波札那，這個數字更加慘烈——超過38%的成年人感染HIV，在全球僅次於史瓦濟蘭。波札那約有36萬人攜帶HIV，每年仍有超過例新增感染。
瘧疾捲土重來。奈米比亞衛生部長埃斯佩蘭斯·盧溫達奧在一份被洩露的內部報告中說，全國已記錄了超過9.5萬例瘧疾病例，死亡154人——而上一年度全年只有50人死亡。在贊比西地區，僅卡蒂馬穆利洛地區就記錄了例瘧疾病例。致命人數攀升了百分之二百零八。
疫苗可預防疾病集中爆發。奈米比亞衛生和社會服務部宣佈該國同時面臨五種疫情——脊髓灰質炎病毒、霍亂、麻疹、猴痘、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這是罕見而艱鉅的公共衛生緊急狀態。這些病毒像五把尖刀同時扎向這個脆弱國家所剩無幾的肌體。
氣候災害加劇了災難。南部非洲經歷了歷史上最嚴重的乾旱和洪水交替——奈米布沙漠的極端高溫與剛果盆地的暴雨交替來襲，厄爾尼諾-拉尼娜的變幻交替把納馬-誇魯大地的地殼像煎餅一樣翻來覆去地攪和。莊稼被毀，牲畜死亡，水源受汙染，霍亂隨之爆發。
經濟崩潰奪走了最後一絲希望。疫情期間累積的債務、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國際援助縮減——波札那的失業率已突破40%，年輕人在街區排著無法越過國境的狹長隊伍。
所有這些災難疊加在一起，像一張無形的網，將兩國人民緊緊困住。而網中的人，有人用膠水麻醉自己，有人提前結束生命，有人只是在等待——等待死亡，或者等待一種不必等待的解脫。
溫得和克的黃昏，霍亂隔離病房。
門外的黑暗中有人探進頭來。是衛生部的調查員，穿著白色防護服，手裡拿著登記簿。
“穆雄醫生，第五區的霍亂疑似病例已經增加到了四十七例，”調查員的聲音透過口罩嗡嗡的，“但試劑盒不夠了，我們只能確認部分。”
穆雄醫生沒有回答。他正蹲在病房的角落裡，給一個垂死的病人量血壓。
病人是男性，大約四十多歲。曾經可能是強壯的人，但現在躺在那兒，像一張洩氣的紙。他的面板黃得像蠟紙，眼窩深深地凹陷下去，嘴唇上的面板剝落一片一片——這是霍亂引起的嚴重脫水的症狀。這種由水源汙染和惡劣衛生條件引起的傳染病，在奈米比亞全境爆發，僅在奧普沃地區就報告了18例疑似病例，9例確診。
“醫生，”病人的嘴唇動了兩下，“我想……”
“別說話。”
“我想回家。”
穆雄閉上眼睛。
他一直在想這個“回家”的含義。在奈米比亞，如果一個人即將死去，“家”是一種奢望——他永遠不會回到村莊，永遠不會看到猴麵包樹下的篝火，永遠不會聽到鄰村唱詩班黎明的歌聲。唯一能回去的，是他出生的那片土地，但那是被埋的地方。
“我們會盡力。”穆雄說。這是他第七千二百六十八次說出這句話——每次都在撒謊，但每次都必須說。
病人閉上了眼睛。
血壓還在往下掉。
調查員繼續讀著登記簿：“奧馬赫地區報告了新的脊髓灰質炎病毒病例，沒有確診，但汙水樣本檢測陽性。倫杜地區報道了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一例死亡。衛生部長要求我們……”
他停頓了一下。
“部長要求我們甚麼？”
“要求我們……優先為外國人提供服務。”
穆雄猛地抬起頭。
“優先為外國人？”
這是一條命令——可怕、卑鄙卻不能再清晰。在奈米比亞人自己像蒼蠅一樣死去的時候，官方的指令竟然是優先治療遊客和外籍居民。
他轉過身，看著調查員的白臉，那張臉在白色口罩和白色防護服上方露出兩隻疲憊的眼睛。他的眼鏡後反射出穆雄自己滿是皺紋的臉——一張比他年齡還要蒼老的臉，被疾病、絕望和憤怒撕扯得支離破碎。
“你先出去。”穆雄說。
調查員猶豫了一下。
“我說，出去。”
調查員合上登記簿，轉身離開了隔離病房。塑膠門簾在他身後滑落，發出清脆的聲響。
病房裡只剩穆雄和那個瀕死的病人。
還有病房外候診走廊裡模模糊糊的呻吟聲。那聲音像是從另一個世界傳來的——遙遠、模糊，卻永遠無法關掉。
溫得和克的另一頭，卡圖圖拉貧民窟的深處，瑪麗亞的小賣部依然開著。
她賣的東西和兩年前差不多——泡麵、可樂、麵包、便宜的肥皂和洗衣粉。但貨架下面的箱子裡，藏的東西變了。
以前是北邊走私來的工業膠水，幾十瓶塞在一起。
現在不一樣了。
膠水仍然有，但賣家們開始開發“新產品”：將航空燃油摻入膠水中，兌出一種效果更強的混合液，癮君子們稱它為“紅色”。“紅色”的勁頭比普通膠水強三倍，昏迷和猝死的風險也提高五倍。但對卡圖圖拉的癮君子來說，一個風險的數字毫無意義——他們活在每一個當下。
還有含鉛汽油。從北部邊境的煉油廠用卡車走私進來，放進鐵罐裡分裝。含鉛汽油的毒性比無鉛汽油更猛烈，吸入後能在幾秒內產生強烈的興奮感。長期吸食含鉛汽油的人，會得再生障礙性貧血——骨髓停止製造紅細胞，人像乾枯的植物一樣枯萎。
甚至止咳糖漿也變得流行。一些走私者從辛巴威和南非進口含有可待因的止咳糖漿，在卡圖圖拉以每瓶兩美元的價格出售。可待因是一種阿片類鎮靜劑，能緩解疼痛、抑制咳嗽。但當它被過量服用時，能產生與嗎啡相當的欣快感，同時帶來與海洛因同等的成癮性。
瑪麗亞今年四十二歲。她在這個街區住了二十二年。
她的第一個孩子十五歲，叫坦杜維。
是的，前面提到的坦杜維·卡桑達。就是那個擰開膠水瓶蓋把鼻子塞進去的孩子。
瑪麗亞知道他在吸膠水。
她知道已經兩年了。
她知道膠水在大腦裡溶解髓鞘——如果在牆壁上打一個孔，往裡面倒一瓶膠水，等它完全蒸發，牆壁就會開始塌陷，石灰一塊一塊地往下掉，最終剩下一個空洞。坦杜維的大腦就是那面牆壁——正在坍塌，一塊一塊地，無聲無息地。
但瑪麗亞不知道還能做甚麼。
她和坦杜維的父親沒有結婚，那個男人在坦杜維三歲時就搬走了。她一個人靠著經營小賣部的微薄收入拉扯大四個孩子。坦杜維吸膠水後，她把他送到康復中心，沒錢。她把他送到教會救助站，工作人員對她搖搖頭：“他的腦損傷已經是不可逆轉的。”
“他還能活多久？”
“看情況。”
所以瑪麗亞停下了。她不再試圖阻止坦杜維吸膠水，而是選擇在旁邊看著他。看著他瘦，看著他抖，看著他忘記昨天說過的話，看著他那雙曾經明亮的大眼睛變得渾濁、呆滯、像化不開的死水。
有時她會在晚上過去，趁坦杜維睡著的時候，替他掖掖毯子的角，擦掉他眼角流出的粘液。
今天傍晚，坦杜維搖搖晃晃地走進了小賣部。
他又瘦了。
瑪麗亞看著他在昏暗的燈光下摸索著貨架——他找不到那些東西了，視力已經開始模糊。他的眼睛瞪著那些瓶瓶罐罐，從可樂晃到驅蚊劑，又從驅蚊劑晃到那個藏著膠水的黑色塑膠袋。
“媽，”他的聲音很輕，“膠水……”
瑪麗亞站在那裡，櫃檯上面放著給這個街區所有人看的糖果、薯片和飲料。她看著兒子那張消瘦的臉，看著纏在脖子上的那個舊布條——他怕冷，哪怕室溫三十度也怕冷，因為身體已經沒有脂肪了。
“沒有膠水。”瑪麗亞說。
“媽，膠水。”
“我說沒有。”
坦杜維的嘴唇開始抖動。不是因為生氣，而是因為戒斷反應。他開始冒冷汗，開始發抖，開始噁心得想吐。
“求你了，媽。”
瑪麗亞轉過身，把手伸進櫃檯下面的塑膠袋。她拿出一瓶膠水——還是南非走私來的那種，還是那個散發著死亡氣味的品牌。
她把它放在櫃檯上。
“給你。”
坦杜維曾經上學的地方，是姆帕瓜小學。
距離卡圖圖拉不遠，在幾排廉價公寓和商店之間，有一小塊空地。操場上沒有足球門框，只有一塊用石頭劃出的球場。教室裡沒有十幾張課桌，只有幾個長條凳和一塊掉漆的黑板。
但現在，兩百多個學生只剩下一半不到。
老師們知道原因。不是因為缺勤，不是因為轉學——那些字眼太輕了。孩子們只是不再來了。不再存在。
露西亞老師在這裡教書十四年了。她看著這所學校從八十多個學生到現在的小班。但她現在站在講臺前面，看著空蕩蕩的教室，感到一種深入骨髓的無力感。
“圖梅洛？”
教室裡的其他二十二個孩子齊刷刷地搖頭。
圖梅洛上週沒來了。不是一兩天，是一週。
露西亞知道圖梅洛住在哪裡——卡圖圖拉深處，一棟用黑色塑膠布遮窗的棚屋。她去過，那地方沒有門牌號，只是些貼著標記“某某家”的破舊鐵片。
“他媽媽得了艾滋病，”露西亞對副校長西蒙斯說，“圖梅洛在照顧她。”
副校長的回答比肺癆患者的咳嗽更短促：“通知社會福利部。”
但社會福利部不接電話了。
不是因為電話出了故障，而是因為社會福利部的員工自己都辭職了——有的自己生病，有的照顧生病的孩子，有的乾脆離開了這座城市。
“流行病”這個詞，在社會福利部的工作表上變成了“結束”。
圖梅洛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足夠幸運能在某個角落活著，他可能正在吸膠水。如果他足夠不幸，他已經死了——成為某個無名的、沒人認領的屍體，被埋在某個沒有墓碑的土堆下。
旱季結束的那天，暴雨如注。
去年年底南部非洲經歷了拉尼娜現象，今年年初大部分地區又遭遇了強對流。洪水席捲了整個非洲，剛果盆地、贊比西河谷，連奈米比亞常年乾旱的庫內內地區也發了洪水。洪水沖垮了房屋、淹沒農田、汙染水源。霍亂在洪水後迅速蔓延。
北部地區的奧漢圭納，一所衛生診所被洪水切斷補給。下雨的第一週，藥物的供應斷了。第二週，食物斷了。第三週，甚麼都沒有了。
在開闊的空地上，雨後形成水坑。蚊子在水中產卵——瘧疾傳播者在這些臨時繁殖地裡大量滋生。
奈米比亞的瘧疾感染率，在短短三個月內翻了一番。
穆雄醫生在溫得和克看不到瘧疾——溫得和克海拔較高，瘧疾病例比北部少得多。但他看到的是從北部乘大巴趕來的病人。他們的體溫高達四十度，嘔吐、顫抖，面板黃得像苦楝樹皮。
“我們沒有足夠的青蒿素，”護士卡琳告訴他，“倉庫裡的存貨只夠兩週。”
“兩週後呢？”
卡琳沒有回答。
在奧漢圭納的臨時診所裡，人們把屍體堆在門外的空地上。
不是因為沒有棺材——棺材是可以砍樹做的。而是因為沒有足夠的人手去挖坑。
幾個倖存者輪流用鐵鍬艱難地在硬地上挖坑。雨水淋溼了棺材，溼透了壽衣，沖走了他們最後的尊嚴。
裡安古·馬孔戈是當地的巫醫，也是墓地看守人之一。
“過去的幾個月，”他坐到一塊石頭上，肩上扛著鐵鍬，“我已經埋了三百多個人。”
三百多個人。這只是一個村子。
“有老人，有年輕人，有孩子。”他說，“有些人是瘧疾，有些人是艾滋病，有些人是吸毒過量。還有一些人……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他們只是……不再呼吸了。”
“他們只是不再呼吸了。”這句話，像一首輓歌。
瑪麗亞不再進貨了。
她的小賣部貨架上空了一半，玻璃瓶蒙了一層灰。市政的水管維修了，三天沒水，她的洗手池是發黃的泥漿。
坦杜維蜷縮在牆角，嘴唇乾裂，佈滿創面的手掌裡空空的。
他的眼睛已經出了嚴重問題。甲苯中毒導致視神經萎縮，光線像從薄紗中透過來，模糊、遙遠、不真實。
“媽，”他眨著眼睛使勁聚焦，“外面有人嗎？”
瑪麗亞沒回答。她在看著窗外——街上有一個癱倒在地的人，衣服破得像漁網，雙手抓著自己的臉。
那是登克——坦杜維以前的夥伴之一。他吸膠水已經四年了，比坦杜維多兩年。他看起來像個五十歲的男人，肌肉萎縮，關節扭曲。
登克已經不省人事了。他倒在地上的垃圾堆裡，像一個被丟棄的液體瓶。
瑪麗亞沒有去幫忙。
不是不想，是不能。她的腿腫了——肝功能正在衰退。她有一種感覺，自己的身體也在某處破損，像一艘船，船底有洞，水正慢慢地、無聲地滲透進來。
坦杜維已經沒動靜了。
“坦杜維？”她叫了一聲。
沒有回答。
瑪麗亞走到他身邊，蹲下來，伸出手摸他的臉。
冰冷的。
坦杜維·卡桑達，在吸食工業膠水兩年多後，於十五歲那年秋天死在了卡圖圖拉貧民窟小賣部的水泥地上。
他的手臂僵硬地伸著，手指還握著一個空的膠水瓶。
瑪麗亞抱著兒子冰冷的身體，在漏雨的棚屋裡坐了一整夜。
她不想哭，也沒哭。因為她覺得，兒子的死不是昨天晚上的事——它發生得更早。也許在他第一次把鼻子塞進膠水瓶的那天，也許在他第一次因為戒斷反應在街頭渾身發抖的那天，也許在某一個她無能為力的普通日子，坦杜維就已經死了。
她只是沒有去埋葬他。
天亮了。
雨停了。
瑪麗亞站起來，用一塊舊布裹住兒子的身體，扛在肩上，走進了卡圖圖拉泥濘的巷子。
“你要去哪兒？”隔壁的瑪拉問她。
“帶他回家。”瑪麗亞說，頭也沒回。
但她沒有家可以回——坦杜維的父親失蹤了，她的父母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去世。她埋葬兒子的地方，將只是一片被雨季沖刷的沙地，沒有墓碑，沒有名字，沒有任何標記能夠宣告這裡曾經有一個十五歲的少年，在這個絕望的時代裡，掙扎過、疼痛過、結束過。
波札那的首都哈博羅內，一座新興的非洲城市，曾經是非洲經濟發展的奇蹟。鑽石出口帶來的財富沒有被少數精英瓜分——看病免費、上學免費、連農村家裡的祖母都能領到養老金。
但現在不一樣了。
鑽石價格在國際市場暴跌——不是因為戰爭，而是因為經濟衰退。需求減少，庫存過剩，波札那的國庫收入縮水了百分之四十。
政府宣佈財政緊縮措施。醫療預算削減百分之三十。教育預算削減百分之二十五。社會保障支出砍掉一半。
“我們只是暫時節流。”財政部長的電視講話聽起來挺有道理。
但“暫時”是甚麼意思呢？
在大多數波札那茨瓦納人的字典裡，“暫時”就是“不知道甚麼時候結束”。
在喬貝地區，情況尤為嚴峻。毒品濫用和成癮案件在喬貝地區激增，衛生管理部門發出警告，呼籲緊急干預。
疾控所的醫護人員在處理普通流感時都要戴上兩層口罩——不是怕流感，而是怕不知道的人的血。艾滋病感染率38.3%意味著每次打針、每次抽血、每次手術，都可能是接觸陽性血液。哪怕一點微小的傷口，都可能帶來感染風險。
護士馬波的女同事懷孕八個月，仍在夜班值班。她給一個吸毒過量昏迷的病人抽血，針頭扎偏了，戳到自己手指。
四個小時後，預防性抗逆轉錄病毒藥物送達。
但她的丈夫不讓她回家。
“你怎麼知道那針頭是乾淨的？”
“你肯定被感染了，你去你媽家住，別把病毒帶給我和孩子。”
她蹲在醫院走廊的角落，哭了整整四個小時。
據說波札那人口約247萬，但你能在街上走一整天，看到的活人不到這個數字的零頭。
人們去哪兒了？
他們死在屋裡了。
在波札那弗朗西斯敦的第12消防站，消防員肯尼每天的任務之一是“破門收屍”。
指令從哪裡來——鄰居聞到了氣味。
“上個星期我一共去了六次，”他對朋友說，“有三次是膠水中毒，兩次是艾滋病，一次是瘧疾。”
“有活著的嗎？”
“沒有。”
其中一間房子的門被強行開啟時，屋裡散發出的氣味讓三個人當場嘔吐。屍體已經躺了兩週，鄰居們聞到一股奇怪的味道，報了警。
“我們進來的時候，地上到處都是膠水瓶。”肯尼說。“死者是一個大約二十歲的女人。她的嘴裡塞著布——可能是怕自己在昏迷中咬斷舌頭。她的嘴唇上全是血漬，手指甲裡全是抓撓牆壁的痕跡，死前應該掙扎了很久。”
她的床頭櫃上也有一張照片——一個穿著校服的女孩，大概十幾歲，笑得陽光燦爛。
肯尼把照片遞給同事。
“這是一個人的過去。”他說。
“她現在去哪兒了？”
肯尼不說話了。
哈博羅內東部一間荒廢的中學教室裡，陽光透過破碎的玻璃窗照進來，照在塗鴉密佈的黑板上。
黑板上用粉筆寫著一行字，字跡歪歪扭扭：
毒品不是答案。
但生活沒有出卷人。
下面是更潦草更小的一行：
再見世界。
我是鉑。
某年某月某日。
鉑。
Bots的普拉，是班圖語中的“雨”。鉑，意味著雨水，意味著希望。一個把自己取名為“雨”的孩子，在這塊黑板上寫下了告別詞。
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沒有人告訴他，這樣的告別不會被任何人收到。因為來看這間教室的人已經不多了。
今年只剩下幾十人。
明年可能只剩下幾個人。
再過幾年，可能沒有人了。
外面的陽光很好，風從窗戶裡吹進來，吹動黑板上一張寫滿名字的死難者名單。有些名字用筆劃掉了——他們可能還活著，也可能已經移居國外，也可能只是不存在了。
這張名單很長，從教室的一頭貼到另一頭。
它還會更長。
博策·馬普多牧師在波札那安葬了三百多人。
“我也不想記，”他對來訪的記者說，“但我記得臉。”
他從事殯葬業二十年，波札那的每一條街巷他都走過。
但這兩年，工作量陡增。他的殯儀館棺材不夠用了，開始用薄木板釘盒子。薄木板不夠用了，開始用白色裹屍布直接下葬。
“死因？很多。膠水。航空燃油。艾滋病。瘧疾。最近有個小孩喝止咳糖漿上癮，一次喝了半瓶含可待因的止咳糖漿，第二天早上發現他時，人已經沒氣了。”
最讓他難受的那次，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
那個孩子吸了兩年航空燃油。骨瘦如柴，皮包骨頭，體重只有二十公斤。他被送到殯儀館時，嘴巴閉不上，牙齒露在外面——牙齦已經發黑壞死。
馬普多牧師整晚沒有閤眼。他坐在靈堂裡，坐在那個孩子的棺材旁邊。棺材只有一米長，用幾條舊木板釘的，木材上還殘留著原來的油漆，不知來自哪家工廠的包裝箱。
“我坐了一整夜，”他說，“想不明白這個世界怎麼了。”
他想了很久的“怎麼了”。他想不通甚麼叫“怎麼了”。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吸航空燃油死了，這可能是“怎麼了”——可能是貧窮，可能是無知，可能是沒人管教，可能是父母也吸毒，可能是這個社會的每一根支柱都在腐蝕這個孩子的生命。
他想了很多可能的原因，但最後剩下的一個問題只是：這個世界應該讓人活下去，但為甚麼它不？
六月。旱季。溫得和克。
穆雄醫生坐在辦公室裡，面前擺著一本黃色賬簿——納馬語的“疫歷”，記錄著今年以來的死亡病例。
“艾滋病死亡：四千七百二十三例。”
“瘧疾死亡：一百七十一例。”
“霍亂死亡：二十九例。”
“肝炎死亡：十六例。”
“麻疹死亡：七例。”
“猴痘死亡：一例。”
“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死亡：一例。”
但這些只是數字。它們不會尖叫，不會求救，不會在臨終前說“我想回家”。
辦公室的座機響了。
衛生部的官員詹姆斯·姆溫德瓦。
“穆雄醫生，部長請你週末參加緊急會議。聯合國和國際衛生組織的人會來。”
“甚麼議題？”
沉默。
“人口資料的事。”
詹姆斯似乎不太想多說，“他們發現了我們的報告……他們不太接受之前的說法。”
穆雄當然記得“之前的說法”。那是三個月前的簡報，標題是“奈米比亞人口資料解讀——統計誤差與調整”。
當時內審會議開了半天，最後辦公室主任親自改的措辭，用“統計口徑差異”替換了“死亡大幅增加”。“增長放緩”替換了“人口下降”。“可能調整到了更準確的基線”替換了“近六十萬人消失”。
辦公室裡有人在桌下跺腳，有人在旁邊喝水，沒有人看彼此的眼睛。
“好的，我會去的。”穆雄說。
他結束通話電話，拿起桌上的筆記本，翻到第一頁。
那是他在疫情開始前寫過的一句話：
“醫生的職責不僅是治病，而且是見證苦難，並保持沉默。”
但現在，他不想保持沉默了。
姆帕瓜小學的空置率又增加了。
不止空置——是“消失”，徹底的消失。
露西亞老師的班級從二十三人變成了十四人。
整整九個孩子走了。沒有人知道自己將去看甚麼。家長們有的死於艾滋病，有的死於瘧疾，有的死於吸毒過量，有的死於霍亂。孩子們失去監護人後無處可去，有的投靠遠親，有的流落街頭，有的直接被社會福利部門帶走——而社會福利部門已經徹底癱瘓。
露西亞站在講臺上，下面的孩子只有十四個了。
這些孩子的臉她認得——有的已經有發燒跡象，有的已經在咳嗽。她要努力地看清楚他們，因為不知道甚麼時候，他們也會從她的教室裡消失。
“同學們，今天我們來講……講夢想。”她說，“你們長大後想做甚麼？”
沉默。
一個女孩舉手：“老師，我媽媽說我活不到長大。”
教室裡安靜得可怕。
露西亞張了張嘴，想說“不，你會長大的”，但這話堵在喉嚨裡，吐不出來。
因為她知道那個女孩的母親說的是事實。
在奈米比亞，在波札那，在這個被毒品、艾滋病、瘧疾和氣候災害撕裂的南部非洲，孩子們的未來不是一個可以談論的話題。
他們活在當下——如果他們能活在當下的話。
“那麼，”露西亞輕聲說，“我們來講一個關於明天的故事。”
“好不好？”
沒有孩子回答。
教室裡只有咳嗽聲，輕輕地震動著掛在牆上那張掉了色的世界地圖。
尾聲
一年後。
奈米比亞，溫得和克。卡圖圖拉貧民窟。
瑪麗亞的小賣部已經關了。鐵皮門用一條生鏽的鐵鏈拴著，門板上用粉筆寫著“搬遷”。沒有人知道她搬到了哪裡，也沒有人打聽。
三個月前，她接二連三地失去了兩個孩子。坦杜維死於膠水，一歲的小兒子萊拉死於瘧疾。她的第三個孩子十二歲的肯尼被社會福利部門帶走——不是因為她虐待孩子，而是因為她的艾滋病發作，孩子無人照顧。
瑪麗亞最後在街頭消失了。有人說她去了奧希科託的農村老家，有人說她去了沃爾維斯灣的漁村，也有人說她在溫得和克某個角落的膠水瓶裡找到了“紅”。
沒有人去找她。
因為大家都在忙著——忙著活著，忙著死去，忙著用膠水瓶裡的液體填滿自己肺裡最後一口氣。
門板上粉筆褪了顏色，字跡模糊。
一年前有人在那裡寫著“膠水10元”，現在只能隱約看見模糊的筆跡。
風從沙漠吹來，把鐵皮門吹得咣噹作響。
夕陽西下，影子拉長。
又一個孩子在街角坐下，擰開一個散發著刺鼻氣味的塑膠瓶。
世界照常運轉。
雨，終究沒有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