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興苦笑：“您太高看我了。”
“不是高看，是事實。”司徒美堂從懷裡掏出一個小布袋，遞給張宗興，“開啟。”
布袋裡是一枚銅錢。不是普通的銅錢，而是特製的，一面刻著“洪”字，一面刻著“義”字。邊緣已經磨得光滑，顯然有些年頭了。
“這是我入洪門時，當時的龍頭大哥給我的。”司徒美堂說，“他說，這枚錢不值錢，但它代表一個承諾——無論何時何地，只要出示這枚錢，洪門弟兄必盡全力相助。現在，我把它給你。”
張宗興握著那枚銅錢。很輕，但又很重。
“司徒先生，這太貴重了。”
“貴重的東西，才要給對的人。”司徒美堂拍拍他的肩，“張宗興，仗要打了。這場仗，會比我們想象的更慘烈，更漫長。洪門能做的有限，但有限也要做。因為如果我們這些江湖人都不做了，還有誰會做？”
他說完，拄著手杖慢慢走回屋裡。背影有些佝僂，但腳步很穩。
張宗興站在院子裡，握著那枚銅錢，很久。
三天後，上海公共租界，一家名叫“福安”的茶樓。
茶樓表面上做的是正經生意，一樓大堂，二樓雅間，茶點精緻，價格公道。但熟客都知道，要談“特殊生意”，得上三樓。
三樓沒有掛牌，只有一扇不起眼的木門。
推開門，裡面是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整整一層被打通，擺滿了桌子，每張桌子前都坐著人，或低聲交談，或快速書寫，或除錯電臺。牆上掛著十幾張地圖，從上海市區到全國戰區，再到東南亞、太平洋。
這裡是洪門上海總站的指揮中樞。
張宗興站在一張巨大的上海地圖前，手裡拿著紅藍鉛筆。他身上的傷還沒好利索，但已經能正常行走。李婉寧站在他身邊，手裡拿著記錄本。
“第一批藥品，今晚從新加坡到港。”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在旁邊彙報，“走的是英國商船‘維多利亞號’，停在公共租界三號碼頭。我們的人已經打點好了海關，但日本特務可能也盯上了。”
“接貨方案？”張宗興問。
“分三路。一路走陸路，用救護車偽裝；一路走水路，用小船分批運；第三路走地下——我們挖通了一條從碼頭到法租界的地下通道，民國初年走私鴉片用的，現在還能用。”
“三路同時走。真真假假，讓他們分不清。”
“是。”
年輕人匆匆離開。另一箇中年人又走過來：
“張先生，武漢那邊傳來訊息，需要一批無線電零件。我們庫裡還有，但怎麼運過去是個問題。鐵路被日本人控制了，水路也不安全。”
“走皖南山區。”張宗興在地圖上畫了一條線，“那邊有我們的游擊隊在活動。東西送到蕪湖，他們會接手。”
“可那條路要經過國民黨軍和日軍的對峙區……”
“所以才安全。”張宗興說，“兩邊都想不到，會有人從那裡走。”
中年人恍然大悟，趕緊去安排。
整整一個上午，張宗興處理了十七件事——藥品運輸、資金轉移、人員轉移、情報傳遞、假身份辦理……每一件事都關乎生死，每一個決定都不能錯。
中午，李婉寧遞給他一個飯盒：“吃點東西。”
飯盒裡是簡單的飯菜，但熱氣騰騰。張宗興接過來，卻沒甚麼胃口。
“累？”李婉寧問。
“不是累。”張宗興搖頭，“是……覺得荒誕。”
“荒誕？”
“你看這些人。”張宗興指了指忙碌的房間，
“他們有的是碼頭工人，有的是茶館夥計，有的是小商販。放在平時，他們就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但現在，他們在做決定國家命運的事。”
李婉寧沉默了一會兒，輕聲說：“國家，不就是由這些普通人組成的嗎？”
張宗興一愣，隨即笑了：“你說得對。”
他扒了幾口飯，忽然想起甚麼：“對了，婉容那邊有訊息嗎？”
“有。”李婉寧從懷裡掏出一封信，“杜先生早上送來的。婉容小姐已經安全轉移到香港了，住在司徒先生安排的一處宅子裡。她還在寫文章，用的是新筆名‘江南客’。”
張宗興接過信。信不長，字跡娟秀：
“宗興如晤：我已抵港，一切安好，勿念。此間海風甚大，常思上海陰雨。知你必在忙碌，望善自珍重。文章我會繼續寫，寫到無字可寫之日。望再見時，山河已無恙。容。”
沒有落款，沒有日期。
但張宗興能想象出她寫信時的樣子——坐在窗前，看著外面的海，筆尖在紙上沙沙作響。
他把信小心折好，放進口袋。
“她會好好的。”李婉寧說。
“我知道。”
隨著盧溝橋戰事的升級，全國各地的求援資訊雪片般飛來。
藥品、武器、資金、情報……每一樣都緊缺，每一樣都要優先。
司徒美堂下午也來了。
他親自坐鎮，處理了幾件棘手的事——一批從美國運來的軍火在菲律賓被扣，他要協調當地洪門分會去疏通；幾個在華北活動的洪門弟兄被捕，他要安排營救。
張宗興看著這位六十多歲的老人，看著他如何用一通通電話、一封封電報，調動起一個橫跨全球的網路。
那些電話和電報的另一端，可能是舊金山的洗衣工，可能是曼谷的米商，可能是檳城的橡膠園主。他們平時各過各的生活，但關鍵時刻，因為一個共同的誓言，全都動了起來。
這就是洪門。三百年香火不斷，靠的不是武力，不是金錢，是“義”字。
傍晚，張宗興接到一個特殊任務。
“這個人，要送去延安。”司徒美堂遞給他一張照片，照片上是個三十多歲的男人，戴眼鏡，書生模樣，
“他是搞無線電的專家，延安那邊急需。日本人也在找他，懸賞五千大洋。”
“怎麼走？”
“坐船到連雲港，然後走陸路，經過山東、河南、山西。”司徒美堂在地圖上畫了一條曲折的線，
“這條路上，我們有十七個接應點。但最近日本人掃蕩得厲害，好幾個點都暴露了。”
“所以需要有人護送。”
“對。”司徒美堂看著他，
“這個任務，本來不該交給你。你傷還沒好，上海這邊也離不開你。但……其他人，我不放心。”
張宗興看著照片上的男人。很普通的一張臉，但眼神很專注。
“他叫甚麼？”
“陳致遠。清華大學畢業，後來去德國留學，專攻無線電。去年回國，一直在上海教書。”
“盧溝橋事變後，他主動聯絡了我們，說想去延安。”
“為甚麼去延安？”
“他說，那裡更需要他。”司徒美堂頓了頓，“他還說，這場戰爭，不僅是武器的戰爭，更是技術的戰爭。誰掌握了通訊，誰就掌握了戰場的眼睛和耳朵。”
張宗興沉默了很久。
然後，他收起照片：“我去。”
“你的傷……”
“死不了。”張宗興說，“甚麼時候出發？”
“後天晚上。船已經安排好了，是條走私船，走外海，繞過日軍的封鎖線。”
“好。”
司徒美堂看著他，忽然深深鞠了一躬。
張宗興連忙扶住他：“司徒先生，您這是——”
“這一躬，不是為你，是為那些等你護送的人。”司徒美堂直起身，眼眶有些發紅，
“張宗興，洪門三百年來，送過無數人——送過革命黨，送過留學生，送過抗日誌士。每一次送，都可能永別。但每一次，我們都送。”
他握緊手杖：“因為送出去的不是一個人，是一顆種子。種子落到土裡，會長成樹。樹多了，就是林。林子大了，就能改變氣候。”
張宗興點點頭：“我明白。”
離開茶樓時，天已經黑了。上海街頭華燈初上，霓虹閃爍，電車叮噹作響。舞廳裡飄出爵士樂，咖啡館裡坐著談笑風生的男女。這一切，看起來和戰爭毫無關係。
但張宗興知道，這只是表象。
用不了多久，炮聲會撕破這層表象。
到那時，這座城市的每一個人，都要做出選擇——逃，還是留？降，還是戰？
他叫了輛黃包車，報了個地址。
車伕是個五十多歲的老漢，腿有點瘸，但拉得很穩。
路過外灘時，老漢忽然開口：“先生，聽說了嗎？北平那邊，打得更兇了。”
“聽說了。”
“您說，這仗要打多久？”
張宗興看著黃浦江對岸的浦東，那裡還是大片農田和棚戶區。但在不久的將來，那裡會成為戰場。
“很久。”他說，“但總會打完的。”
“打完就好，打完就好。”老漢喃喃道，“我兒子在二十九軍，已經兩個月沒來信了。”
張宗興沒說話。他掏出幾塊大洋，塞到老漢手裡：“早點收工，回家吧。”
“這……這太多了……”
“拿著。也許用得上。”
黃包車消失在夜色中。張宗興站在街頭，看著這座不夜城。
他知道，他護送的不只是一個無線電專家。
他護送的，是這個國家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