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戶開著，風從外面吹進來，帶著槐樹葉子的氣味和遠處車間裡機器隱約的轟鳴聲。牆上的掛鐘滴答滴答地響，指標指向兩點十分。
李書記先開口。他清了清嗓子，把面前攤開的一沓稿紙整理了一下，聲音洪亮：“田書記，各位領導，我代表農機廠黨委，先把廠裡的基本情況和下一步的發展思路做個彙報。”
田福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說：“老李，直奔主題，別說虛的。”
李書記點點頭，把稿紙翻過一頁，說：“那好。農機廠去年上半年還是虧損的，每月淨虧三千二百塊。從去年七月份開始扭虧，到年底，月均盈利到了五千塊。
今年一季度，月均盈利到了八千塊。這還不包括農用三輪車的研發投入，那部分走的是專項，沒算進日常盈虧。”
田福軍問：“八千塊淨利潤，主要靠甚麼？”
蘇成接過了話頭。他說話不像李書記那樣拿腔拿調，聲音平實，語速不快不慢：“田書記，主要三塊。第一塊是拖拉機易損件，活塞環、缸套、氣門、軸瓦這些，以前我們不做，覺得零碎不掙錢，後來汪宇他們跑了一圈公社，發現這是剛需，回來上了生產線，現在這塊每月能出三千塊的利潤。
第二塊是抗旱水泵和小型磨面機，春耕前後兩個月走了二百多臺，淨利兩千多。第三塊是大修業務，去年秋收前後修了六十多臺拖拉機，標準化收費以後利潤穩定，每月一千多。剩下的零碎，煤礦糧站的配件加工、對外焊補電鍍，湊起來也有一兩千。”
田福軍點了點頭，目光在蘇成臉上停了一會兒。蘇成三十出頭，臉瘦長，顴骨高，眼睛不大但有神，說話時習慣性地微微皺著眉頭，像是在一邊說一邊算賬。
“你們去年開始扭虧，”田福軍說，“這批知青幹部起了甚麼作用？”
這個問題是直接問蘇成的。蘇成是知青幹部之一，去年透過縣招工招幹考試進廠，同批進來的還有汪宇、劉健、劉曉光等十來人，都是從罐子村出來的。蘇成進廠時是臨時廠長，幹了三個月後轉正。
蘇成想了想，說：“田書記，我說實話。我們來之前，農機廠的問題不是裝置不行，也不是工人不行，是沒人管事，也沒人會管。
廠裡的幹部大多是工人提上來的，懂技術但不懂管理，憑經驗辦事，沒有制度。我們幾個知青有文化，在學校學過數理化，也讀過一些管理方面的書，還和王局長幹過瓦罐廠和榨油廠，知道一件事該按甚麼程式做。我們來了以後，先把賬理清了，再把工藝卡建起來了，然後把定額搞起來了。這三件事做完，廠子就活了。”
田福軍問：“老工人服你們管？”
蘇成說：“開始不服。翻砂車間有個老師傅叫吳德厚，幹了一輩子翻砂，技術沒得說，但他幹活憑感覺，廢品率高。
汪宇找他談，他說我幹了二十年還用你教？後來汪宇把工藝卡做出來，跟他原來的幹法對比，同樣一個件，按工藝卡幹，廢品率從四成降到一成。吳師傅服了。”
汪宇在旁邊小聲補充了一句：“吳師傅後來還跟我說，早知道按卡幹這麼省事，他早二十年就這麼幹了。”
會議室裡幾個人笑了。
田福軍沒笑，又問蘇成：“現在廠裡還有沒有磨洋工的？”
蘇成看了劉健一眼。劉健是生產科的，管車間排產和工時統計。劉健站起來說：“田書記，現在全廠實行工時定額，每個工位每天有基本定額，超額有獎金，完不成扣工分。
剛開始有人不適應，頭兩個月有七八個人完不成定額，扣了錢，找廠裡鬧。
蘇廠長把賬攤開給他們看，同樣一臺車床，有人一天干八個工時，有人幹三個工時，拿一樣的錢，這不公平。後來那幾個人要麼好好幹了，要麼調走了。現在全廠沒有混日子的。”
田福軍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這次喝得慢，像是在品味甚麼。
“農用三輪車的事，”他放下杯子，目光從蘇成身上移到王滿銀身上，“滿銀，你來說。”
王滿銀從椅子上直了直身子。他下午換了一件乾淨的灰布中山裝，領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齊齊，頭髮也梳過了，整個人看著比上午精神了不少。他手裡沒有稿子，說話時眼睛看著田福軍，偶爾掃一眼在座的人。
“田書記，三輪車的事，我跟農機廠的同志們磨了大半年了。”王滿銀說，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說得清楚，
“從去年秋天開始立項，十一月份出第一臺樣車，跑了一個月，問題一大堆——車架焊接變形、傳動軸不同心、剎車跑偏。拆了重來，今年一月份出第二臺，好了一些，但還是不行。
到三月份第三臺，基本能跑了。現在這五臺，是第四版，跑了各公社和村裡試點，來回三百多里，沒出過大毛病。”
田福軍問：“你工業局那邊，對這車的定位是甚麼？”
王滿銀說：“定位很清楚——填補手扶拖拉機和架子車之間的空白。拖拉機貴，五六千塊，生產隊買不起，而且它主要是犁地的，拉貨不是強項。
架子車便宜，但靠人拉，一趟三四百斤頂天了。咱們這個車，賣三千多塊左右，拉千把斤，一個人開，燒柴油，爬坡過溝都行，適合咱們陝北的山區地形。”
武惠良這時候插了一句：“滿銀，三輪車工業局點了價？”
“對，”王滿銀說，“發動機從常柴拿，一臺六百多，加上車體材料、人工、管理費，成本控制在兩千以內。售價定在三千左右，看批次。生產隊買一臺，湊一湊，再貸點款，咬咬牙能行。”
白明川在旁邊點頭：“這個價合適。公社那些拖拉機，五六千多，生產隊得攢兩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