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總督威廉·德輔爵士坐在長桌的首席，
面前攤開著兩份檔案。一份是倫敦殖民地部剛送來的密函，火漆印已經拆開；另一份是華民政務司駱克剛從廣州蒐集來的情報，上面標註著清廷在廣東的兵力部署。
這是一次非常私密的會議，氣氛略顯壓抑，窗外的光線漸暗，但沒有人起身點燈。
“先生們，”
德輔的聲音在昏暗的房間裡顯得格外低沉，“我們先談正事。”
他拿起殖民地部的密函，目光掃過那些熟悉的公文辭令：
“鑑於當前遠東局勢，女王陛下政府認為，維持清廷在形式上的完整，仍符合大英帝國在華的長期利益。
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爵士的報告指出，清廷的虛弱恰恰使其成為可預測的談判物件。任何激進的領土要求，都可能引發不可控的連鎖反應——尤其是在俄國正加緊向滿洲滲透的背景下……”
駱克接過話頭，這位精通中文和馬來語的殖民地文官剛從廣州回來，
“倫敦的先生們坐在白廳裡，看的是地圖上的色塊。
但他們不知道，我在廣州親眼看見——兩廣總督李瀚章的親兵營，發餉用的是墨西哥銀元，因為官錢局的銅錢已經沒有人要了；水師的炮船上，管帶公然把兵丁名額吃空了一半，剩下的那半，連發炮的引信都受潮了。”
他從公文包裡抽出一份謄抄的奏摺副本：“這是廣州將軍繼格上月給總理衙門的密奏，被我的線人抄了出來。
繼格說，粵省海防，有名無實。虎門炮臺之炮，多半為前明所遺，其新購者，亦多鏽蝕不堪。水師兵丁，半系吸食鴉片之徒，戰時尚能持槍者，十不存一。”
副總督詹姆士·史釗活爵士冷笑一聲：“繼格自己就是廣州最大的鴉片包買商。他的奏摺說得越慘，向朝廷要的銀子就越多——這筆賬，我們難道看不明白？”
德輔擺擺手，制止了下屬的嘲諷：“倫敦不是不知道這些。
關鍵在於，清廷的這套把戲，我們已經玩了太多年，知道該怎麼應對。
給銀子、給軍火、給顧問，讓他們維持住表面上的秩序，然後用條約框住他們——這是我們最熟悉的遊戲。”
他翻開殖民地部密函的另一頁，念道：
“但必須警惕的是，清廷的崩潰可能比我們預期的來得更早。因此，港英當局應密切注視廣東局勢，並就必要時擴大香港邊界一事，進行秘密預案研究。此事絕不可張揚，以免驚動其他列強。”
房間裡安靜了片刻。
所有人都明白這段話的含義——香港的邊界，北面就是九龍群山，再往北就是新界。這份密函等於在說：倫敦已經在考慮，當清廷開始撐不住的時候，香港應該往哪裡擴張。
“所以，”
駱克總結道，“倫敦對清廷的態度，可以概括為兩句話：第一，能維持就維持，因為維持一個虛弱的清廷，成本最低；第二，隨時準備接盤，因為清廷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史釗活點點頭：“這和我去年在加爾各答聽到的論調完全一致。印度事務部的朋友說，清廷就像一頭年老的大象，走不動了，但還站著。其他野獸都在等著它倒下，好分食它的肉。我們英國要做的，就是確保自己分到最大的一塊。”
話題轉向第二份檔案時，德輔的神色明顯凝重起來。
“陳兆榮。”
駱克接過照片，仔細端詳：“四十三歲，廣東新會縣人，二十出頭去古巴做工，領導了種植園起義，在美國做過漁業生意，在舊金山加入致公堂，從打手頭目一直做到總長……”
“這些我們都知道，”史釗活打斷他，“說點新鮮的。”
“新鮮的，”
駱克放下照片，
“新鮮的是，他從一路打過的仗裡學到的教訓。我們買通的振華學營的德國教官，說他親口說過：蘭芳的礦工比荷蘭兵勇敢十倍，但一百個勇敢的礦工也打不過十名訓練有素計程車兵。勇敢和血氣是源源不斷打出來的，紀律是長期訓練出來的，武器是買來的、自己造的——但要把這三樣捏在一起，需要的是學校和工廠。”
德輔的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所以他在辦軍校，在馬尾造船，在安南設槍炮廠。德國人克虜伯的顧問，美國高等院校畢業的工程師，還有我們英國自己——格林威治出身的軍官，都跑到他那裡去了。”
“早就不只是退伍軍官，”
駱克從檔案裡抽出一張清單，“這是去年一年，香港各家洋行向各港口輸出的貨物清單。
你們看這一頁，進口貨物分類裡的五金機械類。
去年全年，經香港報關運往各口的機器及零件，總價值約三百八十七萬兩海關銀。”
德輔抬起頭：“你的意思是這些機器，都賣給了他？
肯尼迪上校身體前傾：“還是賣給清廷的官辦工廠？”
“兩者都有。”
駱克苦笑一聲，抽出一份附件，“江南製造局和陳兆榮的兵工廠，就在今年，都從英國購進了酸性鍊鋼平爐，用於生產槍炮用鋼，甚至陳兆榮購買的噸位更大。這筆買賣，經手的是專營重工機械的英商，阿姆斯特朗。”
他頓了頓：“阿姆斯特朗公司，諸位應該聽說過。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本國最大的軍火商。從1850年代起就給各國賣大炮、賣軍艦。美國南北戰爭時期，他們同時賣給北軍和南軍；1860年代賣給埃及、土耳其、義大利；1870年代賣給中國、日本、智利。清廷的許多炮臺，用的就是阿姆斯特朗的後裝線膛炮。”
德輔沉吟道：“所以，軍械這一塊，洋行不佔大頭？”
“不佔。”駱克搖頭，“洋行的主要戰場，是輕工業機器和日用貨。棉紗、棉布、煤油、食品、五金零件——這些才是他們的大宗。”
他接著說，“這些洋行不是不想賣軍械，是他們賣不過阿姆斯特朗和克虜伯。德國人克虜伯的鋼廠，從1851年倫敦世博會就開始展銷炮筒了；1860年代給普魯士軍隊供貨年代開始賣給清廷。阿姆斯特朗更狠，他們直接在英國議會和海軍部裡有人，能左右軍方的採購清單。”
他頓了頓：“這些洋行要擠進去，代價太大。不如守住自己輕工業、航運、保險的基本盤，穩賺不賠。”
他看向德輔：“這就是陳兆榮目前大批次採購的聰明之處。大炮、槍械、火藥——這些有專門的軍火商在做，甚至幾家在搶，咱們的商人不賣，德國人和美國人搶著賣。
倫敦的態度，從來不是鐵板一塊。
外交部的人認為，陳兆榮的存在，可以用來牽制法國人在南洋的擴張，也可以牽制荷蘭人在東印度群島的勢力。如果他真的強大起來，法國人和荷蘭人就得把更多精力花在南洋，而不是在非洲跟我們爭地盤。
陸軍部和海軍部的人則擔心，如果他完全倒向德國人，英國在南洋的商業利益會受損失。畢竟，克虜伯從1870年代就開始往中國賣軍火了，現在更是取得了顯著成功。如果陳兆榮的訂單全部被德國人搶走，英國軍火商怎麼辦？”
史釗活冷笑：“所以，倫敦內部自己都吵不清楚？”
“吵不清楚。”
德輔點頭，“克虜伯早就盯著中國和陳兆榮這塊肥肉，已經賺得盆滿缽滿，陳兆榮更是用克虜伯震撼了整個世界海軍。美國人更是甚麼都敢賣。如果咱們的商人猶豫不決，陳兆榮的訂單就會全部流向德國和美國。
所以，軍火商賣得小心翼翼，賣得遮遮掩掩。透過中間商、透過代理、透過民用轉軍用的灰色渠道，把東西送到他手裡。
商人要賺錢，外交部要搞平衡，陸軍部和海軍部要防患於未然。誰也吵不贏，最後的結果就是——就先這樣吧。
要是倫敦真的發一道樞密院令，專門禁止向陳兆榮的港口出口軍火。那等於公開宣佈：英國不承認他的政權。然後呢？德國人和美國人趁虛而入，他在軍事上完全倒向柏林和華盛頓，我們在南洋的貿易利益怎麼辦？
還有，那些洋行賣的那些灰色地帶的機器，恰恰也是陳兆榮大批次需要的：煤礦要有機器才能增產，船廠要有車床才能修船，印刷廠要有機器才能印書、印報紙。”
史釗活皺眉：“印刷裝置？”
“他仍在擴大辦報規模，擴大學校的規模。”
駱克說，“現在，他的《公報》發行量已經非常嚇人，甚至清廷內部都禁絕不了。
報紙用中文和英文兩種文字出版，英文版專門給我們這些洋人看，滿篇都是自由貿易、國際法、主權平等；中文版給南洋的華人看，內容就完全不一樣了——講的是華人之自強，海外新土，殖產興業，還連載翻譯的《普法戰紀》和《華盛頓傳》。”
德輔冷笑一聲：“他倒是不挑食。華盛頓、俾斯麥、亞當·斯密，甚麼都往自己的籃子裡裝。”
“問題就在這裡，”
駱克的聲音變得嚴肅起來，“他不是亂裝。他的報紙上有一句話，我讓人翻譯了出來——泰西之強，強於其法；日本之興，興於其學。吾華人之在南洋者，無朝廷之依恃，有四方之財貨，正當以法為綱，以學為本，自成一系。”
皇家海軍駐香港分遣隊指揮官理查德·肯尼迪上校一直沒開口，這時卻重重地咳嗽了一聲。
“先生們，我聽到的，全是政客和商人的語言。讓我從海軍的角度說幾句。”
他站起身，走到牆上掛著的大幅海圖前，手指點向幾個位置：
“馬尾，他佔了。基隆，他佔了。安南，他佔了。蘭芳，是他老巢。把這些點連起來，你們看到了甚麼？”
他自問自答：“一條鏈子。從南海的北端到南端，從臺灣海峽到巽他海峽，每隔五百海里，就有一個他的港口。每個港口都有船塢，都有煤棧，都有炮臺。我們的商船在這條航線上跑，從前只能靠新加坡和香港補給，現在，多了四個選擇——但這四個選擇，全在他的手裡。”
駱克介面道：“而且他的船隊掛的不是任何列強的旗，是他自己的旗。
去年一年，他的船隊承運了對華的大米貿易的百分之四十，基隆的煤炭貿易搶了橫濱至少一半的市場，還有茶葉和生絲，數字更加誇張。這些都是匯豐銀行統計的。”
史釗活哼了一聲：“所以匯豐還在給他放貸？”
“匯豐在試探，”駱克說，“標準程式：先給短期貿易貸款，看看還款能力；再給裝置採購貸款，看看抵押物；最後才是長期投資，看看政治風險。匯豐還在第二步，他們也在猶豫。”
肯尼迪上校轉回身來：“政治風險？先生們，他的政治風險，恰恰是我們最應該討論的。我聽到有人說——而且說這話的，不止一個人，陳兆榮活不了幾年了。”
他看向德輔：“總督閣下，您應該知道那個傳聞。”
德輔緩緩點頭：“是有個說法。他在新加坡被關押時，安排了一位英國醫生強制給他看過病，那位醫生回來後說，陳兆榮的內臟有問題，活不過五年。後來這個說法傳開了，傳到了我們耳朵裡。”
“五年？他現在不還是活得好好的？那我們就該指望這個？”
肯尼迪的聲音帶著嘲諷，“指望老天爺幫我們收場？”
駱克搖頭：“指望他死，是最蠢的策略。因為就算他死了，他留下的東西也不會消失。軍校還在，船廠還在，槍炮廠還在。
他辦的哪些學校，振華學營，海軍學校，馬上又有一批學生就要畢業了。
那裡面教的不是四書五經，是幾何、化學、航海術、槍炮學。這些人就算不當兵，去當商人、當工匠、當賬房先生，也足以改變南洋華人社會的底色。就這，我還沒統計，現在南中國海，到底有多少他們辦的義學。”
他從檔案裡又抽出一張紙：“這是從內部檔案裡抄出來的，關於他們的辦學宗旨——使南洋之華人，無論貧富，皆得受實用之學。學成之後，或從事實業，或效力軍旅，或服務鄉梓，皆能自食其力，不受外人欺凌。”
史釗活輕蔑地笑了笑：“聽起來像是傳教士的論調，只不過傳的不是基督，而是自強。”
“傳教士沒有軍隊，他有。”肯尼迪冷冷地說，“而且他的軍隊，打贏了法國人和荷蘭人。”
這句話讓房間裡的空氣又凝重了幾分。
一直坐在角落沉默的輔政司署法律顧問亨利·端納，這時終於開口。他是房間裡最年輕的，剛從倫敦調來不到半年，
“先生們，我們是不是忽略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陳兆榮的政權，從國際法上講，到底是甚麼？”
他看著眾人的反應，繼續說下去：“蘭芳公司——那是他最早的地盤，但蘭芳當年向清朝進過貢，清朝皇帝雖然沒正式承認，但也沒禁止。現在他把蘭芳在幾國的監督下改成了自由貿易區，這個名稱本身就沒有國家法理。
安南是中國的藩屬，他打跑了法國人，明面上對清廷稱臣，但其他國家承認嗎？也不承認。”
“所以？”史釗活問。
“所以，他現在統治下的所有地方，從國際法上講，都處於一種主權未定的狀態。甚至，香港和新加坡，有不少咱們的同僚，樂觀主義者，稱他的政權是海盜和買辦政權，他永遠是做代理，自己出口的東西都是沒有技術含量的輕加工產品和原材料，不值一提，無非是靠著德國和咱們英國的軍艦，以及咱們的軍官才打贏的戰爭。”
端納接著說，“那他陳兆榮是誰？是殖民者？是地方軍閥？是商業公司的總經理？還是——一個國家的元首？”
駱克若有所思：“你的意思是，他的政權沒有法理基礎？”
“不是沒有，”
端納搖頭，“是沒有被現有國際秩序承認的法理基礎。這兩者有本質區別。比如說，他如果以蘭芳共和國的名義，或者安南共和國的名義跟英國籤條約，我們籤不籤？
簽了，就等於承認他是一個主權實體；不籤，就只能維持目前這種事實上的合作，沒有任何法律保障。”
“我們當然不會籤。”史釗活斷然說，“簽了，就等於告訴荷蘭人和法國人：我們在背後捅你們刀子。倫敦絕不會冒這個風險。”
“但如果不籤，”端納說，“他的政權就永遠處於灰色地帶。今天我們可以跟他做生意，明天局勢一變，就可以用他沒有締約權為理由，沒收他的船隻，查封他的貨物。這正是我們對付那些半獨立土邦的慣用手法。”
德輔點點頭：“所以，歸根到底，他還是受制於人。”
“不一定。”駱克突然開口，聲音裡帶著一絲罕見的認真。
所有人都看向他。
駱克拿起那張報紙的翻譯稿，指著其中一段：
“他的報紙上，最近開始連載一個系列文章，題目叫《論南洋華人之地位》。
裡面有一段話——今日之世界，非百年前之世界。輪船、電報、鐵路，已將五洲連為一體。南洋之華人，雖無清廷之承認，卻有各國之商賈為鄰、有自強之心。吾人自立法度，自建軍旅，自開工廠，則雖無國際承認，亦不失為一實存之政治實體。實存且自強者，終將得人承認。”
他把報紙放下，看著在座的同僚：“先生們，這不是生意，也不是軍事計劃。這是一種——主義。他是在給南洋的華人，輸出一種可以替代皇權的正當性來源。”
端納首先反應過來：“他說的實存者終將得人承認，這是國際法學派裡‘實效原則’的通俗說法。但那套理論是用在領土爭端上的，從沒有人用來論證——一個沒有母國支援的海外族群，可以自己建國。”
“問題就在這裡，”駱克說，“以前沒有，不代表以後沒有。他如果真的把蘭芳、安南、臺灣這些地方治理好了，讓那裡的華人有飯吃、有書讀、有安全，十年二十年之後，國際社會要不要承認他？”
肯尼迪上校冷冷地補充：“而且他有軍隊。實效原則還有另一條：有效控制。誰能長期穩定地控制一片領土，誰就對那片領土擁有主權。這是最古老的邏輯。”
史釗活張了張嘴，想反駁，卻發現自己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詞。
德輔站起身，走到窗前。
港口的方向，陳兆榮船隊的燈火依然亮著。
他想起二十年前在婆羅洲見過的一個場景：荷蘭人的軍隊包圍了一個華人礦場，礦工們用鋤頭和獵槍抵抗了三天，最後全部戰死。荷蘭軍官後來跟他說：“這些人比我們勇敢，但他們不會打仗。”
現在，有人教會他們打仗了。
“先生們，”德輔轉過身來，“我們今天討論的，不是一個簡單的貿易伙伴，也不是一個普通的華人富商。我們在討論的，是一個正在南洋成型的新事物——一個沒有母國支援，卻有能力自己造槍炮、辦軍校、輸出思想的華人政治實體。”
他走回桌前，雙手撐在桌面上：
“關於清廷，倫敦的態度很明確：能維持就維持，維持不了就準備接手。這是一盤我們下了上百年的棋，雖然無聊，但穩賺不賠。
關於陳兆榮，倫敦還沒有明確態度——因為倫敦還不知道該怎麼對付他。他是我們的貿易伙伴，給我們帶來了真金白銀的生意；但他也是荷蘭人和法國人的眼中釘，跟他們合作，就意味著得罪另外兩個列強。他是我們商人的財源，但也是我們戰略家的難題。
更重要的是——他危險在哪兒？危險在他讓南洋的華人看到了一種可能性：不靠朝廷，不靠洋人，自己也能活，而且能活得好。這種可能性一旦被廣泛相信，我們在南洋經營了兩百年的格局，就可能慢慢鬆動。”
駱克的話音落下後，議事廳裡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肯尼迪上校率先打破了寂靜，“說到可能性，我手裡還有一份情報，比這個更讓人不安。”
他從制服內袋裡抽出一份摺疊檔案，卻沒有立即開啟，而是先看向德輔：“總督閣下，您還記得上個月從新加坡轉來的那批可疑讀物嗎？就是在幾個從基隆來的華人水手行李裡搜出來的小冊子。”
德輔點了點頭：“記得。華民政務司的人翻譯了部分內容，說是一些關於農人共有土地、工人共掌工廠的議論。我當時以為是某個傳教士的小冊子，沒太在意。”
“不是傳教士。”駱克突然介面，聲音裡透出一種少見的嚴肅，“我讓人仔細查了那些小冊子的來源。印刷用的紙張是安南新辦的南洋印務局出產的，那種紙的纖維配比很特殊，我們在其他地方沒見過。鉛字也是新鑄的，字型比廣州和香港的印刷品更清晰。”
他頓了頓：“最關鍵的是內容。那不是簡單的翻譯，而是用華人的語言、華人的典故，在講一套全新的東西。”
史釗活皺眉：“甚麼全新的東西？不就是那些傳教士嚷嚷了幾十年的博愛、平等嗎？”
“不一樣。”駱克搖頭，“傳教士講平等，說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死後進天堂的事。但這小冊子裡講的，是在土地上人人平等，是現在、此地、活著的平等。它引用了一段話——土地者，天下之公器也，非一人一姓之私產。耕者有其田，織者有其衣，工者有其器，此乃天道之自然。”
端納律師輕聲介面：“這話聽起來……比歐洲的有些學者還激進。”
“更激進的地方在後面。”駱克翻開隨身攜帶的筆記本，“有一段專門講君與民的關係——自秦以來的兩千年，所謂明君賢相，不過是一姓之私的管家；所謂盛世太平，不過是百姓納糧時的喘息。真正的盛世，不是皇帝開恩少收稅，而是百姓自己管自己的事，自己分自己的糧。”
房間裡再次陷入沉默。
肯尼迪上校低聲說：“這是……造反。”
“比造反可怕。”駱克合上筆記本，“造反是想換個皇帝，換個朝代。這套東西，是想把皇帝本身都廢了。”
德輔爵士的目光落在桌面上那份關於陳兆榮的情報上，沉默片刻後，轉向端納。
“端納先生，你在劍橋讀的法律，應該也讀過一些政治哲學的課程。我問你，歐文，你瞭解多少？”
端納微微一愣，隨即點頭：“羅伯特·歐文，英國改革家，空想社會主義者。1824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建立了公社實驗地，主張財產公有、共同勞動、平均分配。實驗持續了大約三年，最終因為內部矛盾和財政問題失敗了。”
“失敗的原因呢？”德輔追問。
“據我所知，”端納推了推眼鏡，“歐文字人後來總結說，如果群眾未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在完全新的環境下，公社是沒有希望成功的。他的公社成員來自各地，信仰各異，教育程度參差不齊，缺乏共同的道德基礎。”
德輔點點頭：“很好。那你知不知道，同一時期在美國，還有多少類似的實驗？”
端納思索片刻：“除了歐文的公社，還有拉普的公社——一個德國移民建立的，實行財產公有、人人平等、集體勞動。拉普本人原是天主教徒，後來與教會決裂，帶著六百多名信徒去了美國。他們的公社比歐文的更成功，維持了很久。”
“還有奧奈達。”駱克補充道，“在紐約州成立的公社，主張更激進——不僅財產公有，連家庭制度都取消了，兒童集體撫養。”
德輔冷笑一聲：“你們的學問都不錯。那你們知不知道，這些公社實驗，跟陳兆榮有甚麼關係？”
房間裡的人面面相覷。
駱克遲疑地說：“情報顯示，陳兆榮早年在舊金山確實接觸過一些……激進分子。但具體的——”
“我這裡有更詳細的東西。”
德輔從檔案最底層抽出一份發黃的卷宗，封面上蓋著“殖民地部·機密”的紅色印章，“這是上個月倫敦專門派人送來的，情報部關於陳兆榮在美國活動的調查報告。”
他翻開卷宗：“報告裡說，陳兆榮加州有多個正在進行的公社實驗，其中一個是多個學者支援建立的自由社群，主張土地共有、勞動共擔、產品共享。”
肯尼迪上校皺眉：“他去那裡實驗甚麼？學怎麼種地？”
“不要傲慢，他學的是比種地更危險的東西。”德輔翻到另一頁，“他接觸了很多學者，這些學者都在他的農場，後續還發表了很多學術思想，有主張土地歸耕種者所有，資本歸勞動者控制的。
有主張建立全國性的工人聯合會，最終實現生產者對生產工具的集體所有的。”
駱克深吸一口氣：“所以，他在美國的那些年，不僅僅是在搞會黨鬥爭，做生意，還在……學習？”
“是在觀察，在吸收，在篩選。”德輔合上卷宗，“他來到南洋，帶來的不只是積蓄，還有一腦子想法。蘭芳公司改組之後的那幾年，在核心區搞了一個大型的合作農場。土地是大家一起種的，收成按勞分配，孤寡老人由集體贍養。據說，那片農場的產量，比周圍的個體農戶高出三成。”
史釗活嗤笑一聲：“所以呢？一個農場能說明甚麼？”
“說明他在仍然在堅持用自己的方式驗證那些想法。”
駱克接過話頭，神色凝重，“歐文的實驗失敗了，拉普的實驗成功了但僵化了，奧奈達激進了但維持了三十多年。陳兆榮在美國看了十幾年，長期接觸，吸收這些學者的思想，他是在看——甚麼能成，甚麼不能成，甚麼適合華人，甚麼不適合。”
“他很早，就已經想徹底改造那個腐朽的國家了。”
肯尼迪上校的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所以他現在在基隆、在馬尾、在安南，辦的學校、工廠、農場，都是……”
“都是他的實驗。”
德輔的聲音低沉，“軍校培養軍官，工廠培養技工，學校培養新民。他辦學的課程，晚上還有一門課，叫‘社會新論’。教這門課的老師，是幾個從美國來的，據說年輕時參加過公社，後來在波士頓親自搞過實驗。”
端納沉吟良久，緩緩開口：“總督閣下，我聽下來，有一個問題一直沒想明白。陳兆榮這套東西，跟我們在印度、在馬來亞見過的那些土邦王公、地方豪強，有甚麼區別？古往今來，想自立為王的人多了，為甚麼偏偏這個，讓倫敦這麼重視？”
德輔看著他，目光裡有一種複雜的意味：“區別在哪兒？區別在他要的不是王位，是——改變規則。”
“歷史上的造反者，想的都是怎麼打進皇宮，自己坐上那把椅子。椅子還是那把椅子，規矩還是那些規矩。坐膩了、坐久了就換人，換湯不換藥。”
“但這個陳兆榮，他不要那把椅子。他辦學校、開工廠、搞農場，都是在造一套新規矩——一套不需要皇帝、不需要貴族、甚至不需要大英帝國這套文明秩序的新規矩。”
他轉過身：“你們剛才提到的那些美國公社，為甚麼會失敗？歐文自己總結說是群眾道德教育不足。倫敦找了劍橋一位教授，提供了另一種看法——他說，公社的失敗，不是因為人心壞，而是因為它們在孤立的小環境裡試圖對抗整個世界。
歐文的公社被周圍的資本主義包圍，奧奈達被外面的輿論指責，拉普的節儉村因為沒有新成員加入而自然消亡。它們都是孤島，被大海一衝就垮。”
駱克若有所悟：“所以陳兆榮才要佔港口、建軍艦、辦工廠、開學校……他不是在搞一個孤立的公社，他是在搞一個……”
“一個自成體系的世界。”
德輔接道，“蘭芳的農場、基隆的煤礦、馬尾的船廠、安南的軍校、海軍基地，再加上他的船隊、他的槍炮廠、他的報紙——這些東西連起來，就是一個不需要外部供給、可以自己運轉的系統。他的思想，就裝在這個系統裡，跟著他的貨物、他的書籍、他的學生，一點一點往外滲。”
史釗活終於收起了輕蔑的神情，皺著眉頭問：“那他現在到底在傳播甚麼？共產主義？我們在倫敦也聽說過這個詞，馬克思、恩格斯那幫人，在德國和法國鬧騰了幾十年，也沒見成甚麼氣候。”
“不一樣。”
端納突然開口，“馬克思的那一套，我讀過一些——他在1848年跟恩格斯合寫過《共產黨宣言》，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銀行、實行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但那一套太德國，太理論化，太……遙遠。1888年新出版的《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序言裡，恩格斯自己都承認，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影響，遠不如達爾文、卡萊爾、拉斯金這些本土思想者。”
他看著在座的同僚：“但陳兆榮這套東西，是從美國那些公社實驗里長出來的，是農場裡試過、工廠裡改過的，是用華人能懂的話講出來的——‘耕者有其田，織者有其衣，工者有其器’。這些話，不識字的農民聽得懂，沒讀過書的工人也聽得懂。這才是可怕的地方。”
駱克補充道：“而且他不是空談。蘭芳的農民，確實分到了地；基隆的工人，確實有食堂有宿舍；安南的孤兒，確實進了學堂不花錢。那些去投奔他的學者、青年，親眼看到這些，回去一傳十、十傳百，影響就起來了。
他那個合作農場，產量比周圍高，農民自然想學；他那個工廠，工人幹活賣力，因為利潤有分紅；他那個軍隊，士兵不怕死，因為軍官跟士兵吃一樣的飯、睡一樣的鋪，甚至他們有士兵委員會保證士兵的權益。這些東西，不是用鞭子抽出來的，是用咱們是一起的這句話拴起來的。”
他頓了頓：“而這句話，恰恰是我們最怕的。”
端納若有所思地問：“情報裡說，有很多學者、甚至國外的學者，讀過書的青年，都來香港投奔他。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這兩年越來越明顯。”駱克從公文包裡抽出一份名單，“上個月，從日本來了三個青年，據說是東京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學工科的。上上個月，有兩個從新加坡來的，海峽殖民地政府的翻譯學校出來的，精通英文和馬來文。還有從暹羅來的，從西貢來的，甚至有兩個從廣州來的——一個原來在廣雅書局當校對，一個在教會學堂教過書。”
史釗活皺眉：“他們圖甚麼？陳兆榮給的薪水高？”
“不是薪水。”駱克搖頭，“是我們的人混進去後傳出來的話。那幾個從廣州來的青年，在廣州時就讀過陳兆榮報紙上的文章，有一篇叫《論實學與實用》，裡面說——今日之中國，非無聰明才智之士，乃聰明才智皆耗於八股帖括之中。若使此輩得習格致、算學、工藝之學，以之治農則農興，以之治工則工振，以之治軍則軍強。”
肯尼迪上校冷笑：“聽起來像是洋務派說的話，李鴻章不也天天喊著師夷長技嗎？”
駱克說，“李鴻章是讓少數人學洋人的技術，替朝廷辦事。陳兆榮是讓多數人學各種本事，替自己辦事。他那篇文章最後一段說——學之者不必皆為官，不必皆為吏。為農者知其土之所宜，為工者明其器之所用，為商者通其貨之所往。人人有一技之長，人人有一業之守，則家可自立，鄉可自保，國可自強。”
端納沉吟道：“他在把自強從朝廷手裡，往個人手裡轉移。”
“正是。”德輔點頭，“這才是最讓倫敦不安的地方。我們跟清廷打交道這麼多年，早就摸透了規矩——朝廷要面子，我們要裡子。朝廷出條約，我們出軍艦。朝廷派官，我們派兵。但陳兆榮這套，根本不理朝廷，直接對著人。他讓南洋的華人，清廷的華人覺得，不用等朝廷強大，不用靠洋人施捨，自己就能站起來。”
他走到窗前，看著夜色中的港口：“那些從各地跑去投奔他的青年，帶走的不是一紙空談，是一種想法——一種可以不靠皇帝、不靠洋人的想法。這種想法，比他造的那些軍艦、那些槍炮，要危險一百倍。”
史釗活突然問：“那這東西，到底算甚麼？是甚麼主義嗎？還是別的甚麼？”
房間裡的人都看向德輔。
德輔沉吟片刻：“倫敦的專家們也在爭論這個問題。有人說這是‘農業社會主義’，跟俄國的民粹派有相通之處；有人說這是‘工團主義’，跟法國的工團運動類似；還有人說是‘合作社會主義’，繼承的是歐文的傳統。”
他走回桌前：“但我覺得，叫甚麼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正在變成一種可以替代王權的正當性來源。陳兆榮在蘭芳搞的那些東西，不是靠皇上的聖旨，是靠同一個目標、一起幹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跟我們的議會制度有點像，但更徹底：我們的議會還承認女王，他的議事會里，沒有皇帝的位置。”
端納若有所思：“所以，他是在輸出一種去皇權化的政治模式。”
“對。”德輔說，“而且這種模式，對南洋的華人有天然的吸引力。他們本來就是被朝廷拋棄的人，本來就不指望皇帝保護。陳兆榮告訴他們：你們自己就是自己的皇帝。這句話，比一萬條軍艦都有用。”
駱克低聲說：“所以，他才是我們真正的對手。”
德輔沉默片刻，終於開口：“對手？也許吧。但他不是那種可以用軍艦、用炮火打敗的對手。就算明天他的艦隊全沉了，他的工廠全燒了，他本人也死了——他留下的那些學校，那些讀過他書的學生，那些學會了自己管自己的農民和工人，依然會在。”
他轉身面對眾人：“先生們，我們今天討論的，已經不是一個商人的崛起，不是一個軍閥的擴張。我們在討論的，是一種思想的傳播。這種思想，在英國本土，在德國，在法國，都有各種變體在流行。但那些變體，是在我們眼皮底下、在我們的制度框架裡生長的，我們可以觀察、可以研究、可以應對。而陳兆榮這個，是在我們的制度之外、在我們的控制之外，用華人的語言、華人的經驗，長出來的一套東西。”
他頓了頓：“最可怕的是，它就在我們的控制區之下，而且可能真的能成。”
肯尼迪上校沉默良久，終於開口：“那我們怎麼辦？”
德輔回到座位，目光掃過在場的每一個人：
“第一，繼續蒐集他在基隆、馬尾、安南的所有資訊，尤其是學校、工廠、農場的內部運作方式。我要知道他的合作制到底怎麼執行，他的議事會到底誰說了算，有麼有拉攏、內部瓦解的可能。”
看向駱克：“你負責這件事，人手不夠可以從新加坡調。重點是那些從外地去投奔他的青年，要搞清楚他們為甚麼去，去了學甚麼，學了之後去哪。”
看向肯尼迪：“你的艦隊，要確保隨時掌握他船隊的動向。但不要挑釁，不要給他任何動武的藉口。我們現在跟他的貿易額每年上百萬英鎊，怡和、太古、匯豐都在他那邊有利益，不能因為這些事把生意攪黃了。”
看向史釗活：“你跟倫敦的溝通，要強調一點：陳兆榮的想法，如果只在南洋傳，我們還能用海軍封鎖；如果傳回中國本土，傳到廣東、福建那些人多地少的地方，後果不堪設想。”
最後看向端納：“你繼續研究他那套說辭裡的法律漏洞。甚麼耕者有其田——在英國的財產法裡，土地就是私有的，沒有甚麼公器。要用我們的法律邏輯，把他的道理駁倒。哪怕現在用不上，將來在談判桌上，也能派用場。”
窗外，夜色深了。
德輔最後一次望向那片光亮：
“他活不了幾年？也許吧。但他種下去的那些東西，會比他的命長得多。等到他死的那天，我們面對的，可能不是一個可以從容肢解的勢力，而是一個已經長成參天大樹的思想。”
駱克站在他身後，低聲說：“總督閣下，還有一件事。情報裡說，他最近在寫一本書，據說要把這些年想的東西，系統地寫下來。”
德輔沉默了很久，最後只說了一句話：
“想辦法，搞到那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