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來得比往年更早一些。
維多利亞港的海風已經有了涼意，吹過太平山麓那些錯落有致的宅邸，
從半山望下去，港口裡停滿了船——有掛著米字旗的英國商船，有星條旗的美國快船，有太陽旗的日本郵輪，還有那些沒有旗、只有熟悉船型的、屬於自己人的船。
那些船來自安南，來自蘭芳，來自臺灣，來自馬尾，來自檀香山，來自舊金山，來自橫濱。
它們載著大米、煤炭、木材、古塔膠、銅、錫、絲綢、茶葉、軍火，和那些永遠在路上的人。
這是陳九的船。
沒有人能說得清，這個四十多歲的男人究竟掌控著多少東西。
從舊金山到橫濱的太平洋航線上，每三艘船就有一艘與他有關。
南洋商船購買的煤礦，有一半經他的手。
他的電報線從香港延伸到上海，從上海延伸到東京。
他的錢莊開遍了東南沿海，他的商號遍佈南洋群島。
有人說，甚至整個中國東南半壁，那些叫得出名字的商號、錢莊、會館，背後都站著同一個人。
已經鮮少人喊他的名字。
大都叫他“九爺”。
但此刻，這個掌控著半個太平洋貿易網路、被列強使館列為“遠東最危險華人”的男人，正坐在自家後院的藤椅上，看著兩個孩子。
他穿著一身藏青色的長衫，滿頭的白髮在夕陽下格外顯眼。膝蓋上搭著一條薄毯——舊傷發作起來，腿腳總是不太靈便。
兩個孩子正在草地上追逐一隻皮球。
男孩五歲，眉眼像極了他，唯獨那雙眼睛——灰藍色的，像加州的天空。女孩三歲，扎著兩個羊角辮，穿著一身大紅色的襖裙，正拍著手咯咯笑。
皮球滾到他腳邊。
男孩跑過來，“爹，球！”
陳九彎腰，撿起球，遞給孩子。
“潮生，”他說，“慢點跑，別摔著。”
陳潮生點點頭，抱著球又跑回了草地上。
潮生。取“海上潮生”之意。
他是艾琳生的，出生在太平洋郵輪的一艘船裡——那年船遇風浪，她一等艙裡生下了他。接生的是一位船上一個衛生官。
“海上潮生天外天”，艾琳後來寫信給陳九，信裡只有這一句詩。她沒說疼，沒說怕，也沒說自己為了這個名字在上海查了多久，請教了多少人。
只說孩子很好，眼睛是灰藍色的，像加州的海。
女孩叫陳岫雲。
她是林懷舟生的，出生在香港華人醫院的手術室裡。
岫雲之名，出自靖節先生《歸去來兮辭》：“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岫”者，山穴也。易安詞雲：“遠岫出山催薄暮”，寫的是山間雲氣自峰巒深處緩緩而出，那景象最是溫柔。
潮生取名於海上風濤，是男兒志在四方的期許。岫雲取名于山中雲靄，是女兒家安穩閒適的寄託
他希望她不必像父輩那樣奔波於重洋之間，不必經歷那些顛沛流離。
只願她如山間之雲，守著這一方山水，悠然自得。
兩個孩子，兩個娘。
一個是美國人，一個是中國人。
一個是從舊金山貴族小姐變成上海女校校長的傳教士，一個是從廣州孤女變成遠東最傑出外科醫生的女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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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的光透過花窗，灑進書房。
陳九坐在書案前，面前攤著一封信。
“艾琳姊如晤：
上月中旬，港督府那邊派人來請，說是有倫敦來的專員想見一下這位遠東最危險的華人，有事要談判。
我替他把來人擋了。
那幾日他的腳腫得厲害，舊傷發作起來，整夜整夜睡不著。
他倒是不肯認，撐著柺杖在院子裡走了幾步，說：“懷舟，你看，還能走。”
可那天晚上，潮生跑來找他講故事，他靠在藤椅上，講著講著竟睡著了。潮生就蹲在他膝邊，一直等著，等到天黑。
這孩子長得越來越像你，性子卻越來越像他。眉眼像，脾氣更像——話少，心事重。
潮生近日已能背誦《千字文》全篇，字亦寫得有模有樣。他常問我：上海是甚麼樣？我說：那裡有你另一個娘。
他便不再問，只是望著窗外發呆。
岫雲前日隨我去醫院，見到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她看了很久，忽然說：娘，我也是這樣生出來的嗎？我說是。她又問：疼嗎？
我說不疼。她不信，說：你騙人，阿梅姐姐說，生孩子很疼的。
我無言以對。
香港的電報線路修得很多了，可以瞬息通訊。
他那天破天荒親自督辦，看著工人們把線牽進書房。夜裡我進去給他送藥，他正對著那臺機器發愣。
忽言：“此物雖速，然有心語，轉不能速。”
我明白他的意思——海程三千里，隔者非水，乃積年未吐之辭也。
香港漸冷，不知上海如何。
若方便，多來看看他吧。他心裡有你，只是不說。你心裡若有芥蒂，宜請暫置，九哥身體已大不如前。
人生如寄，海程雖遠，終有渡時。
珍重。
懷舟
十月初三”
陳九看完信，沉默了很久。
書房的門被輕輕推開。
林懷舟走進來，手裡端著一盞茶。
她眼角也有了細紋，鬢邊添了幾根白髮，但那雙眼睛依然清澈，帶著他熟悉的溫婉與倔強。
“在看甚麼？”她問，將茶放在桌上。
“你的信。”陳九把信遞給她，“甚麼時候寄出去？”
“下午讓阿福走的時候帶上吧。”
陳九點點頭，端起茶，喝了一口。
如今電報方便了，可這兩人還是習慣寫信，許是要強，許是尷尬，艾琳來香港很少。
林懷舟在他身邊坐下，目光落在窗外。夕陽的餘暉裡，兩個孩子還在草地上玩。陳潮生正在教陳岫雲認字，他用樹枝在地上畫，她蹲在旁邊看，小臉專注得可愛。
“岫雲今天問我，”
林懷舟忽然開口，“為甚麼她有兩個娘。”
陳九看著她。
“你怎麼說？”
“我說，或許愛有很多種，我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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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島半山，一處新修的三層洋樓矗立在薄扶林道旁。門口掛著一塊木匾，
“青年講學堂”。
這是去年剛設立的機構。
名義上是書院，實則是從南洋、廣東、福建乃至日本、美國來投奔的青年們的落腳處，這裡書籍眾多，學者眾多，各種交流層出不窮，自然吵架、講武也是有的。
講堂裡坐著四十幾多個年輕人，有的穿著長衫，有的穿著洋式的學生裝，還有穿著西服的。
這裡來去自由，可是人還是越來越多。
講堂裡分成幾個小團體，到處都是議論聲音。
爭論的引信，是尢列點燃的。
“逸仙，你最近的那些想法，搞農會、禁鴉片、興學堂，想以一縣為天下先。”
“可你想過沒有，縣太爺換了人，你那些章程還算不算數？鄭藻如再開明，他擋得住朝廷一紙不準的硃批嗎？”
孫中山穿著一件半舊的深灰長袍，臉色因長期埋頭苦讀有些蒼白，
“尤兄的意思是，不推倒朝廷，做甚麼都是白費？”
“推倒朝廷？”尢列笑了笑，“你我坐在這裡說，不怕。可出了這間屋子，香港的密探，廣州的綠營，還有那些吃朝廷俸祿的讀書人，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咱們淹死。”
“那就讓更多人坐進這間屋子。”
孫中山看向他，“我在學院，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是：為甚麼五十里外的香山，比香港差這麼多？不是差在洋人的樓高，是差在百姓不知道可以站起來。
香港的華人敢告洋人，敢在報紙上罵官，敢拉著架子車罷工——因為他們有華人總會撐腰，有報紙開民智，有會黨組織，他們知道了，團結了。
我們要做的，是把這種知道，種到四萬萬人的心裡去。”
陳少白撫掌大笑：“好一個知道！逸仙，照你這麼說，咱們也先讓百姓都明白了，再談別的？”
“不是先後的問題。”
孫中山搖了搖頭，“在廣州辦學堂，官府會盯著；在香山辦農會，鄉紳會防著。南洋的百姓知道了，明白了，是因為他們首先有了體面的、能站著的地方。”
“若是人都活不起，哪有力氣開智？”
尢列若有所思，剛要開口，角落裡忽然響起一聲沉沉的琴音。
眾人轉頭，見譚嗣同盤膝坐在一張草蓆上，膝上橫著那張“崩霆”琴。他剛才只是隨手撥了一下空弦，此刻卻抬起頭，目光在眾人臉上掃了一圈。
“逸仙說的對。”
“那位九爺的百姓能站著，是因為九爺自己有艦隊，有槍炮廠，有煤礦。兵艦是船，槍炮是膽，煤礦是血。
沒有這些，你讓百姓知道得再多，洋人的兵艦一來，朝廷的綠營一到，百姓一樣還是得跪下去，知道得越多反而越痛苦，死得越快。”
他看向梁啟超：“卓如，你剛從上海來，租界那兩條街你也見了。那裡為甚麼巡捕不敢亂抓人？不是因為九爺講道理講得好，是因為他的人在街口架著加特林，是因為他銀行裡的銀子能養活一個城市的買賣。道理和槍炮、和百姓的尊嚴，從來是拴在一根繩上的。”
梁啟超從上海買來的那疊《公報》裡抬起頭，今天他還沒怎麼說話。
“復生兄，”梁啟超開口，“你說的沒錯，槍炮和錢，是底氣。可我想問一句：底氣有了之後呢？”
他站起身，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薄薄的冊子——《普法戰紀》，王韜輯譯。
“我在上海租界，除了看那兩條街，還想明白了一件事。”
梁啟超翻開書頁，“德國人為甚麼能打敗法國人？不是因為克虜伯炮比法國炮粗，是因為德國有俾斯麥，有威廉一世，有幾十個邦國合成的一個帝國。他們有國家的魂，有民眾的意志。”
“我們幾個人的想法尚且無法達成一致，福建、廣東各縣之間說話都一樣，又如何統一思想，統一意志呢？”
譚嗣同微微一怔。
“復生兄方才說站的地方。”梁啟超的目光變得灼灼，“那位九爺給百姓站的地方，是他用炮艦圈出來的一塊地。可這塊地之外呢？四萬萬同胞還跪著。九爺的勢力在安南、在臺灣、在馬尾，可他進兩廣了嗎？進湖廣了嗎？進直隸了嗎？”
“這才是我等來這裡的目的和意義！”
他把《普法戰紀》輕輕放回書架。
“我想的是：如果只是靠幾條船、幾座廠，就能救中國，那洋務派早就讓中國富強了。為甚麼不行？”
梁啟超的聲音沉下去，“康先生告訴我，要有教！不是洋人的宗教，是我們自己的孔教。把四萬萬人重新教成中國人，讓朝廷知道變，讓皇上知道變，讓士大夫知道變。大家都想到一起去，思想變了，船和炮才有用。”
“變？”
角落裡有人忍不住，冷笑一聲，“康長素那張託古改制的方子，我見過。他在萬木草堂講《新學偽經考》，講《孔子改制考》，把孔子打扮成變法家。
卓如兄，我問你，就算皇上信了這一套，下了詔書變了法——那些滿族親貴怎麼辦？靠科舉吃飯的讀書人怎麼辦？那些佔了全國良田的地主怎麼辦？他們能讓皇上安安穩穩地變下去？”
“這些人真能想到一起去？”
“所以你主張殺？”梁啟超反問。
那人沉默片刻，掐滅了手裡的紙媒，聲音平靜得有些嚇人。
“殺！”
他說，“逸仙方才說的，復生說的，卓如你說的，我都感覺有道理。
可滿清入關兩百多年，殺得漢人夠不夠多？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殺的是誰？文字獄，禁海令，圈地令，磨的是誰？這麼多年，你們的手段要多久，能打動多少人？
依我看，要下猛藥！”
“我在美國讀書，看過甚麼進化論，甚麼民約論，都好。可回到國內，對著那些吃人的旗人，你跟他講這些？他會聽嗎？”
“我是南洋洪門中人，從美國讀書回來，見過太多人。有讀書人，有農夫，有礦工，有商販。他們不識字，不懂甚麼孔教、甚麼西學。
可他們知道一件事，能想到一起去——這朝廷不是他們的！
他們拜的是關公，是宗祠，信的是血脈、是義氣，喊的是反清復明。這復明也許是假的，可這口氣是真的。”
“在內地，你分得了地嗎？你一動地主的田，士紳就跟你玩命。所以，內地的路，跟洋外的路，不一樣。內地要流血。不殺出一條血路，甚麼教化、甚麼骨氣、都是空的。”
“你方才說，內地要流血。”
孫中山開口，“流誰的血？百姓的血，還是我們的血？要死多少人，殺多少人？殺了人，血海沉浮之後呢？誰來種地，誰來織布，誰來給孩子教書？”
“九爺在南洋，也殺過人。他殺的是那些不把人當人的殖民者，殺的是那些霸佔礦山的工頭，殺的是賣鴉片賣同胞的會黨頭目。可他殺完之後呢？他分了地，辦了學，讓那些礦工的孩子也能讀書。他不是為了殺而殺。”
“你是說我為殺而殺？”那人皺眉。
“不。”孫中山搖了搖頭，“我是說，殺，或許是一條路。可殺完之後，必須要有跟上的手段。”
“我在西醫書院讀書，何啟先生給我們講過一課，講英國的《大憲章》。他說，八百年前，英國人也殺得血流成河，貴族砍國王，國王砍貴族。可他們殺來殺去，殺出幾卷羊皮紙，把國王的權力關進了籠子。這才是本事。”
“逸仙，你這是要效仿英國？”陳少白問。
“不是效仿。”孫中山說，“是看明白一個道理：殺人不是目的，立規矩才是。九爺在南洋立的那些規矩——農會怎麼分地，工廠怎麼分紅，學堂怎麼招生，軍隊怎麼議事——那都是他一條一條立出來的。他立的不是大清律，是能讓百姓覺得這是我自己的事的規矩。”
“大清律沒人在乎，百姓也看不懂，可這些規矩，百姓是死死記在心裡了，是因為這些規矩是保護他們自己的！”
譚嗣同喃喃自語，不知道在說甚麼，
他忽然開口：“逸仙，規矩是需要地方施展的。殺人流血，再造河山，要死多少人？要多少年？到時候，洋人會不會趁虛而入，我們會不會亡國滅種？我們有沒有時間？”
“畢竟，現在還是大清的天下。改變大清，難道不比流血犧牲，從頭再來要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嗎？”
幾人面面相覷，都有些默然，轉而聽起來屋子裡其他人的爭吵。
有些話沒有聊得那麼深入，但人在香港，在九爺的地盤上，就隱約表明了一種態度，
華人的路線裡面，走得最成功，也最遠的，看起來最有可能成功的，恰恰是他們來這裡看到的這一條路，可蘭芳、安南的分地改制他們都從報紙上看過，這一套要是他們接下了，回到清廷，豈不是明晃晃地造反？
“聽講今日九爺會來。”
“九爺要來？真的假的？”
“你看那不是，真來了！”
房間裡的聲音越來越大，
直到門開了。
聲音戛然而止。
進來了五個人。領頭的是個穿深藍色立領軍裝的年輕人，腰裡彆著左輪手槍，目光在講堂裡掃了一圈，然後側身讓開。
第二個進來的，拄著一根柺杖。
頭髮花白相間，被門外的風吹得有些凌亂，面容清瘦，沒有甚麼富貴神采，也並不盛氣凌人。
梁啟超瞪大了眼睛，隨後感嘆，父親說的對，二十年過去了。刀不在腰裡了，但那股東西還在。
“坐吧。”
“我近來身體不太好，所以沒有過來。”
他說，“今日天氣好，來看看你們，聊一聊。你們從各處來，有的從日本來，有的從美國來，有的從廣州、從新會、從瀏陽來。我也想聽聽你們都討論甚麼。”
講堂裡靜了幾秒鐘。
然後，一個聲音從後排響起：“九爺，我們都看過您的《公報》。您說，要自強。可自強，怎麼個強法？朝廷辦了三十年洋務，船也買了，炮也造了，可還是如此糜爛。
我們這些人讀書讀到現在，越讀越不明白——到底差在哪裡？”
陳九看了過去，這些操著各地口音的面孔。有狂熱的，有審視的，有懷疑的，還有個眼神飄忽、不敢與他對視的——或許是清廷的密探。
“差在哪裡……”
陳九開口，“咱們歷史上，有過多少次造反？”
“從陳勝吳廣，到黃巢，到李闖，到洪秀全。我也不知道多少，或許幾千次，或許幾百次。但或許咱們都知道，這些造反，最後都怎麼了。”
譚嗣同忽然開口：“要麼被朝廷剿滅，要麼自己成了新的朝廷。”
“對。”陳九看向他，“你說的很精煉。”
譚嗣同拱了拱手：“不敢。”
陳九點了點頭，接著說，“我自己的理解，造反直白點說就是換皇帝，換朝廷，換一撥人統治。
皇帝換了，規矩還是那套——百姓交租，讀書人考試，官府收稅，朝廷養兵。換了誰坐那把椅子，底下的人該怎麼活，還是怎麼活。等到實在活不下去了，就造反，再換一個。”
“而我的想法不同，我們如今講變法，講改制，要的不是給江山換個主人，而是要從地基開始，重新打樁，蓋一座能擋得住風雨雷電的新房子。
這新房子，要吸納泰西的營造法式，也要灌注我們中國人的新義理。這其中的新，不是換個招牌，而是脫胎換骨，再造乾坤。”
講堂裡有人輕輕吸了口氣，這聽著像是否定一切。
“您指的是……換個根？”孫中山問，呼吸急促。
“能成功嗎？”
陳九看著他，沒有直接接話，
“你們剛才說，洋務辦了三十年，為甚麼還是輸？
洋務換的是器，不是體制。買洋槍，造洋炮，練洋操——可這些槍炮操練，最後歸誰管？歸朝廷管。朝廷的規矩沒變，這些新東西就只能在舊規矩裡打轉。北洋水師的軍艦，管帶吃空餉，兵丁吸鴉片，和綠營兵有區別嗎？”
所以，”
他看向孫中山，“你們有人想維新，想變法，想改制，都好。
那諸君，如果要變的話，真正的敵人是誰？
是慈禧太后嗎？是那些滿洲親貴嗎？還是那些貪腐的官員？
我年輕時也以為是朝廷誤國，是太監弄權，是大臣們賣國。
可這些年讀史、閱世，看辛酉政變，看天津教案，看這些年的洋務運動，我慢慢明白——真正的敵人，不是幾個人，是我剛才說的根子上的東西，這是一種結構。
甚麼是結構？就是你換掉一個人，換上來的那個人，用不了多久，也會變成同樣的樣子。”
他艱難地坐直了些，
“同治年間，恭親王算不算開明？文祥算不算清廉？
可他們能做甚麼？他們要做事，就得用那些捐官出身的、滿嘴仁義道德實則貪婪無度的人。為甚麼？因為整個官僚系統，是靠關係和利益粘合起來的——同鄉、同年、師生、姻親，一層層，一張網。你碰一個人，整個網都動。你想砍掉腐敗的枝幹，樹根會把你的斧頭咬住。”
“更深的敵人，是道統。”
陳九咳嗽了幾聲，拿起手帕捂住嘴，喘息了好一會，
而堂中不少人已經變了臉色，甚至起身欲走，但終究是坐下了。
人的名，樹的影。
陳兆榮，這個名字，如今在南中國海，過於有分量了，甚至讓這些讀書人生不起辯駁之心。
“我和你們有些人一樣，從小讀聖賢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忠君就是愛國，質疑朝廷就是亂臣賊子。這套東西，比刀槍更難對付——它刻在讀書人的骨頭裡。
我這些年接觸一些讀書人，都很著急，很急迫地要改變甚麼。可你說要不要真的站出來反對朝廷，他們心裡那關過不去——這不忠不孝啊。
歐洲那些國家的軍隊為甚麼最後都轉向鎮壓起義？
因為士兵們骨子裡還認國王，覺得工人造反就是亂。我們這裡也一樣——真要求變，首先要變掉自己腦子裡的君臣綱常。這個敵人，就在我們每個人心裡。”
陳九停頓了一下，輕輕嘆息，
“還有一個，是改良的幻覺。
朝廷裡有些人，像張之洞，他們願意變——造槍炮、開工廠、派留學生。他們告訴你：慢慢來，別急，我們也在變。
可你要問他們：科舉要不要廢？君權要不要限？旗人的特權要不要取消？他們就不說話了。
俄國人搞農奴制改革，沙皇還是沙皇，貴族還是貴族，農奴自由了卻沒地。
日本人在搞議會，天皇還是天皇，藩閥還是藩閥。這就是改良——給你一點希望，讓你不至於餓死，但絕不讓你吃飽，甚至讓你失去得更多。
對朝廷來說，這是最聰明的辦法。
對我們來說，這是最危險的誘惑——你覺得有希望了，於是等，等十年，等二十年，等到你老了，等到你死了，甚麼都沒變。
像是現在一樣，
所以，真要革命，敵人不是太后，不是親貴，不是那幾個人。
是這張網。是這個道統。
是這個等一等就會好的幻覺。
還有——”
他苦笑，指了指自己，
“是我們自己。是我們這些一邊看透了，一邊還在猶豫的人。”
梁啟超的心跳漏了一拍。
陳九的目光掃過講堂，似乎在找甚麼人。然後，那目光落在梁啟超身上。
“你是新會的？”
梁啟超站起身，拱手道：“九爺，新會梁啟超，字卓如。”
陳九點了點頭，沒有多說甚麼，繼續道：“我知道，你們裡面不少人是有功名的。”
“你們自己，你們的家族，都活在這個體系當中，變法就是背叛自己，這是很難的。”
他站起身，拄著柺杖走到講堂中央。
“我年輕的時候，在古巴種過甘蔗，在舊金山抓魚，我慢慢想明白了一個問題——”
他停下腳步，看著講堂裡的年輕人。
“巴黎的工人起義的時候，他們想要的不是換個官員，是麵包、是工作、是活下去。
馬克思的書裡說——革命不是改朝換代，是社會解放。是把人從等級裡、從飢餓裡、從無聲的狀態裡解放出來 。
我在書裡見過太多起義。美國的內戰，他們說是為了聯邦，可本質上，是兩千萬自由人能不能容忍三十萬奴隸主寡頭統治的問題 。
林肯的法令讓黑人成為人，那白人工人才能真正自由 。
變法改制就是這樣，它不商量，它否定舊世界運轉的規則。
還有海地。
1804年，那些被稱作“財產”的黑人站起來，打碎了拿破崙的軍團。
他們說這是叛亂，可是最後呢，最底層變成了獨立國家的公民 。
它告訴所有殖民地：奴役人的制度，是可以被連根拔起的。
我從這裡學習，引導了南洋的殖民鬥爭。
所以，甚麼是變法改制？
不是迴圈，不是恢復 。
它是過去不允許說話的人，突然開始說話。
是舊的秩序在某個清晨發現，那些它從未正眼看過的力量，已經不再害怕。
本質上就是這麼一個時刻：人被逼到懸崖，然後選擇了不再回頭。
他們不再吝惜生命，不再珍視自己，為的只是一個樸素的願望，不願意再這樣活下去，那就勇敢地去爭、去跑、去衝鋒、乃至去死。
但這樣是不容易成功的，變法改制，需要目標，需要綱領。”
陳九咳嗽了幾聲，手指微微顫抖著接過茶杯，喝了一口，
“說到清朝，說到我們的這片土地，說到殺人。
太平天國，算不算變法改制？他們拜上帝，分田地，想讓耕者有其田，想讓女子不纏足。可死了多少人？兩千萬，三千萬，沒人能數清。血流成河之後，南京城頭的旗子又換了顏色。
你們在座有不少人寫信問我：你不是也想要變革嗎？那你怎麼看那些死人？那些被砍下的頭，被燒燬的村莊。
我試著區分兩樣東西：一是要打破舊秩序，另一個是變法改制本身可能變成暴力機器。
法國大革命把國王送上斷頭臺，可斷頭臺自己也會吃人——羅伯斯庇爾最後也躺在上面。
歐洲革命，工人築起街壘，可街壘擋不住炮彈，也擋不住後來拿破崙三世的政變。暴力一旦開始，就容易失去方向，最後連自己的孩子都吃。
但我要問另一個問題：不變法改制，就不流血嗎？
愛爾蘭的饑荒，英國港口堆滿糧食，愛爾蘭人卻餓死一百萬——這不是血？
六十年代被賣到秘魯、古巴的華工，十萬人上船，活著到岸的不到四萬——這不是血？
清廷治下的土地，每天有多少人被枷鎖折磨至死，被餓死，他們流的血就不是血？
所以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變法改制，是這一時刻自然會出現，問題也不是要不要流血，而是這片土地上的血，是被默默流掉，還是流得有價值。”
陳九苦笑著，
“我現在這副樣子，咳血已經三年。
我不怕死，是因為我革了自己的命，在這條路上走了很多年，我已經想好了要往何處去。”
他深吸一口氣，
“所以，你們不必著急。
在我死之前，你們大可以爭吵，討論，甚至實驗，或者多去世界各地看看，我都可以資助。
我和我的人走在最前面，流血犧牲，變法改制，乃至武裝起義，造反殺官，無所謂叫甚麼。
我死之後，成敗與否就不再重要，我已經走到我自己世界的盡頭。
成敗潮聲外，浮生一夢中。
諸君，再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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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月後的一個上午，陽光正好。
陳府的庭院裡，擺好了照相的裝置。那是從法國進口的最新型號，可以拍出清晰的人像。攝影師是個英國人，在香港開了間照相館，專門給洋人和富商拍照。
“陳先生，可以開始了。”攝影師說。
陳九點點頭，走到庭院中央。他在一張雕花木椅上坐下，理了理長衫的衣襟。
林懷舟走到他左手邊，站定。她今天穿了一身藕荷色的襖裙，髮髻上插著一支玉簪，溫婉端莊。
艾琳猶豫了一下，走到他右手邊，站定。
她穿著一件月白色的西式長裙，金髮挽在腦後，脖子上掛著那個舊十字架——那是她祖父留給她的，陪了她很多年。
她手裡拿著一本書，是她自己編寫的識字課本，封面上印著女子學校的徽章。
陳潮生站在艾琳前面，陳岫雲站在林懷舟前面，
攝影師躲在黑布後面，調整著機器。
“陳先生，請看向鏡頭。夫人，請笑一笑。小姐，請稍微往左邊一點。很好，很好……”
陳九看著鏡頭，忽然有些恍惚。
他想起那些死去的人，還活著人。
他們都在這張照片外面。
但他們都和他有關。
“陳先生？”攝影師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緒，“請笑一笑。”
陳九扯了扯嘴角，
陳潮生挺起小胸脯，努力做出大人樣。
陳岫雲伸手去抓一縷陽光，小手在鏡頭前晃動。
“咔嚓——”
快門按下的一瞬間，時間凝固了。
陽光正好，秋風微涼。
遠處的維多利亞港，有船正緩緩離港。
海面上波光粼粼，像撒了一層碎金。
那艘船，會去上海，會去舊金山，會去橫濱，會去所有有華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