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章加更）
香港，歌賦街二十四號，
“楊耀記”的招牌懸在門楣之上。
鋪面不大，賣的是雜貨與洋貨，兼做些南北行生意。
楊鶴齡站在窗前，望著樓下往來的人流，忽然笑了一聲：“你們說，這滿街的人，有幾個知道自己是亡國奴？”
屋內無人應答。
他回過頭，見孫中山正低頭翻著一本英文書，陳少白斜靠在酸枝椅上把玩一隻鼻菸壺，只有尢列抬起頭，悠悠地接了一句：“知道了又如何？知道了，也不過是多個酒錢。”
楊鶴齡的父親在澳門經商，在香港置下這間鋪子，本是指望兒子能安心做買賣，光大門楣。誰知楊鶴齡從廣州算學館畢業後，非但無心生意，反倒把這裡變成了幾個年輕人的聚談之所。
孫中山在香港華人醫學院讀書，陳少白是他的同學，尢列則在華民政務司署當書記。四人年紀相仿，志趣相投，每逢課餘假日，便在“楊耀記”樓上高談闊論，往往至夜深方散。
今夜，尢列帶來一包從廣州捎來的龍井，陳少白從荷李活道的洋行買了幾聽英國餅乾，孫中山則剛從學院下課。
四人圍坐在酸枝圓桌前，窗外是歌賦街的燈火，窗內是年輕人蒸騰的熱氣。
“逸仙，”
楊鶴齡轉過身，看向孫中山，“你那本《法國革命史》可看完了？”
孫中山抬起頭，將手中的書合上，封面赫然印著法文書名。
他今年二十四歲，面容清瘦，目光卻有一種異樣的沉靜，
“看完了。
法蘭西人殺了一個國王，換來的是平等、自由、博愛三個詞。我們殺了多少皇帝？可百姓還是百姓，奴才還是奴才。”
陳少白放下鼻菸壺，坐直了身子。
他生得俊秀，是四人中最年少的一個，不過二十一歲，卻已有了幾分名士派頭。
他祖父是牧師，父親是鄉紳，從小讀的是四書五經，後來又入了廣州格致書院，中英文俱佳，琴棋書畫無所不通。
可他偏偏不安分。
“法蘭西的百姓，”陳少白說，
“殺國王之前，要先知道國王可以殺這個道理。我們的百姓呢？四萬萬人，有幾個知道朝廷是可以不要的？”
“知道又如何？”尢列仍是那副淡淡的語氣，“知道造反要殺頭，九族都要誅。你我去說，人家當你瘋癲。你我做了，人家還要幫著官府來捉你。”
尢列年長孫中山一歲，是順德人，出身書香世家。
他十七歲隨家人東渡日本，後來又北上京津，遍遊華北華東，最要緊的是——他在上海加入了洪門。
他從未細說，孫中山也從未細問。但正是因為這個身份，他在四人中最沉得住氣，也最懂得秘密二字的分量。
“那我們就等著？”
楊鶴齡急了，“等朝廷自己倒？等洋人發善心？還是等孔夫子從墳裡爬出來救人？”
他雖是富商之子，卻有一腔熱血。
當年在廣州算學館與尢列同窗時，便常聽尢列講洪門的故事，講明末遺民的悲壯，講天地會的忠義。
後來與孫中山重逢，更是如魚得水，恨不得立刻拉起一支隊伍，打到北京去。
“不是等。”孫中山緩緩開口，
“是教。是讓更多人知道。你我今日在這裡說的每一個字，將來都會有迴響。”
“你們應當都見過。”
孫中山說道，“在滿清治下，我們的同胞，被打了不敢還手，被罵了不敢還口，被殺了也無人問津。
可他們不是生來如此的。”
楊鶴齡握緊拳頭，手背上青筋暴起。陳少白默然無語，只是輕輕嘆了口氣。尢列端起茶杯，吹了吹浮葉，沒有說話。
“逸仙，”尢列放下茶杯，目光落在孫中山臉上，“你那天說的那句話，我想了很久。”
“哪句？”
“推翻朝廷。”
室內忽然安靜下來。
“這是殺頭的話。”尢列的聲音很低，卻很清晰，“你應當知道香港有多少滿清朝廷的密探，傳出去，你我的人頭遲早都要掛起來以儆效尤。”
“我知道。”孫中山說。
“那你還說？”
“因為這是真話。”
孫中山站起身，走到窗前，
“我在翠亨村的時候，見過一個老人。他年輕時參加過太平軍，跟著洪秀全打到過武昌。後來天京陷落，他逃回廣東，隱姓埋名幾十年，靠給人打短工度日。
我問他：你後悔嗎？他說：不後悔。我問他：你們當年為甚麼造反？他說：活不下去了。我問他：如今的日子比那時候好過嗎？
他說：更難過。太平軍敗了，朝廷更兇了，洋人更狠了，百姓更窮了。”
他盯著眼前的三人。
“那個老人去年死了。前幾年，他把一張太平天國的聖票夾在信紙裡寄給我，讓我等他死了燒給他。他說：到了那邊，還要用。”
陳少白忽然笑了一聲，“洪秀全？成不了事。他佔了半壁江山，最後還不是敗了。”
“因為他不是真的造反。”尢列說，“他是想做皇帝。一門心思想做皇帝的，最後都當不了皇帝。”
“那誰是真的？”楊鶴齡問。
無人回答，或者說都默契地看了一眼外面，沒吭聲。
香港，是那位的養老地。
而很多人，都在等著。
或是等著他死，或是等著他起身，等著他下令，等著他在報紙上來一封新的告同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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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少白起身，給自己斟了一杯茶。他的手很穩，但眼神裡有一種亢奮，
“我今天在書院聽何啟先生講課，”他說，“講的是英國的議會制度。你們知道嗎？英國的國王現在只是個擺設，真正管事的是議會，是首相。老百姓可以罵國王，可以罵首相，可以在報紙上公開說他們的壞話，官府不會抓人。”
何啟是香港的名流，也是孫中山的老師。
他畢業於英國阿伯丁大學，是香港華人執業大律師，後來又在醫學院任教。他與胡禮垣合著的《新政真詮》主張仿行西法、改革政治，對孫中山影響很大。
“何先生說，”陳少白繼續道，“一個國家要強，就要讓老百姓說話。老百姓不敢說話的國家，再大的兵艦也是紙老虎。”
“讓老百姓說話？”尢列冷笑一聲，“在北京城門口貼個告示，罵兩句朝廷試試？看是老百姓的嘴硬，還是劊子手的刀硬。”
“所以要有槍。”楊鶴齡說，“洪秀全有槍嗎？他有。可他還是敗了。”
“洪秀全敗，不是敗在沒有槍。”
孫中山重新坐下，語氣平靜而堅定，“是敗在沒有理。他只說我是天父的兒子，不說人人都是天父的兒子。他只說要推翻清朝，不說推翻了之後怎麼辦。
他打下南京，做的第一件事是蓋皇宮，是選妃子，是學皇帝的派頭。這樣的造反，贏了也是輸。”
“美國人的獨立宣言，開篇第一句：人人生而平等。這是造反的道理。法國人的《人權宣言》，第一條：人生來而且始終是自由的，在權利上是平等的。這也是造反的道理。我們造反，也要有我們的道理。”
“我們的道理是甚麼？”陳少白問。
孫中山沉默片刻，緩緩吐出八個字：
“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尢列的目光閃了閃。這是洪門的口號，他再熟悉不過。
恢復中華，這四個字有多少血淚？那是曾經的輝煌和尊嚴。
“然後呢？”他問。
“然後？”孫中山看著他，“然後建立合眾政府。像美國那樣，像法國那樣。不要皇帝，不要世襲，總統由人民選舉，任期到了就換人。”
“人民？”尢列輕輕搖頭，“我們的百姓，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怎麼選舉？”
“所以才要辦學，才要開民智。”
孫中山說，“我去年寫給鄭藻如的信，說的就是這個。先在香山辦農會、禁鴉片、興學堂，一縣做成了，一府就能做；一府做成了，一省就能做；一省做成了，全國就能做。”
鄭藻如是香山同鄉，曾任清政府駐美國、西班牙、秘魯三國公使，當時正退休在家。孫中山今年給他寫信，提出在香山縣試行改良的主張。
楊鶴齡聽了，連連點頭：“這個辦法好，穩紮穩打，不驚動人。”
陳少白卻不以為然：“一縣一縣地做，要做到哪一年？四萬萬人，等得起嗎？洋人可不等我們。”
“等不起，”孫中山說，“所以更要快。怎麼快？有人去辦農會，有人去辦學堂，有人去運動軍隊，有人去聯絡會黨。各做各的，齊頭並進。”
他的目光落在尢列身上。
尢列知道他看的是甚麼——洪門，天地會，遍佈南中國的秘密組織，幾百萬會眾，都是活不下去的人。
尢列沉吟片刻，說：“會黨講義氣，但不懂主義，不懂民主和自由。他們反清，是因為朝廷害他們活不下去。我走遍好幾個地方的洪門，只有上海的好些，沒有那麼可靠。”
孫中山搖了搖頭，“不見得。那位九爺不也是會黨魁首？他一手利刃，人頭滾滾；一手教義，教化人心。說到底，會黨也是老百姓，只要有人去教，他們也能懂大義。”
孫中山說，“讓他們知道，反清不是為了自己活命，是為了讓天下人活命。讓他們知道，清朝倒了，不是換一個皇帝，是徹底換個天下。”
尢列看著他，忽然笑了：“逸仙，你是個會說話的人。難怪關景良的父母不讓他跟你來往，怕他把兒子帶壞了。”
關景良是孫中山在西醫書院的同學，父親關元昌是牙醫。
孫中山也笑了：“關景良是個好人，可惜父母管得太緊。他不來也好，省得連累他。”
“連累？”楊鶴齡大聲道，“我們做的事情，本來就是要連累人的。怕連累，就不做了？”
“做！”陳少白一拍桌子，“我第一個跟你做！要我做甚麼？”
“你先讀書。”孫中山說，“把書讀好，把英文學好，將來有用。”
“讀書？”陳少白瞪大眼睛，“我讀得還不夠多？我在格致書院讀了兩年，又在西醫書院讀了一年，還要讀？”
“要讀。”孫中山說，“我們要造一個新中國，就要有新知識。西方的政治、經濟、法律、軍事，都要學。日本人已經在學了，他們學得比我們快，將來會比我們強。我們不學，就只有捱打的份。”
尢列給自己斟了一杯茶，茶葉是上等的龍井，是他從廣州專程帶來的。
他的生活方式與在座幾人截然不同——早晨的漱口水要用鮮蓮子熬成湯，涼到溫度合適才用；衣裳要穿最講究的面料，喝茶要喝最講究的茶。但他偏偏和這些談造反的人攪在一起，偏偏願意聽孫中山說那些殺頭的話。
“逸仙，之前我託了堂裡的大哥給你遞信，有回信沒有？”
孫中山點了點頭，隨後又苦澀地笑了笑。
“陳先生也是一個意思，讓我先把書讀完。”
尢列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沒再說甚麼。
幾人又聊了一會，話題總是不自覺地偏移，
“我經常想，憑甚麼一個人只是活著，就要給人磕頭？憑甚麼一個人只是種田，就要餓死？憑甚麼那些甚麼都不做的人，可以坐在家裡收租，可以當官作威作福，可以騎在百姓頭上？”
“後來我在廣州讀書，看見官府抓人，抓的是幾個偷東西的孩子。那幾個孩子餓得皮包骨頭，偷的不過是幾個饅頭。可官老爺不管這些，把他們抓去，打板子，關起來。他們出來的時候，腿已經斷了。”
孫中山的聲音很平靜，
“英國人的報紙可以罵自家的皇帝，可我們的皇帝呢？我們的皇帝在紫禁城裡，看不見百姓，聽不見百姓，也不在乎百姓。”
他看著三位摯友。
“這香港，有自來水，有煤氣燈，有醫院，有學校。洋人犯了法，也要上法庭。我們那裡呢？縣太爺一句話，想抓誰抓誰，想打誰打誰。交了錢就放人，交不起錢就關到死。
這不是船堅炮利的事。這是制度的事。”
陳少白眼睛一亮：“制度？”
“對。制度。”孫中山說，“醫學院也教法律，英國的法律——當然，是英國人寫的，裡子肯定偏袒英國人。可它有規矩，不管是好的規矩還是壞的規矩，老百姓知道甚麼能做，甚麼不能做。沒規矩，或者說有規矩也形同廢紙，老百姓就只能猜——猜官老爺今天高興不高興，猜今天會不會被抓去打板子。
猜了幾百年，猜成了甚麼？猜成了奴才。”
“我們的同胞啊……..被教訓了二百多年，忘了怎麼當人。”
陳少白心裡發悶，主動撇開了話題，問道：“逸仙，你之前說日本人學西洋學得很快？”
孫中山想了想：“我聽說日本明治天皇登基時，才十五歲。可他們有一批人——像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這些人——去歐美考察了兩年，回來就改革。廢藩置縣，學西洋制度；辦工廠，學西洋技術；開學堂，學西洋學問。二十年，就起來了。”
“二十年。”陳少白喃喃道。
“我們呢？”孫中山說，“我們六十年代就開始辦洋務，辦到現在三十年，辦成了甚麼？辦了幾個工廠，買了幾條船。可制度沒變，朝廷沒變，百姓沒變。”
他頓了頓，聲音裡有一絲疲憊：“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些人不可謂不盡力。可他們辦洋務，是給朝廷辦，不是給百姓辦。船造出來，是朝廷的船；槍造出來，是朝廷的槍。百姓呢？百姓還是百姓，奴才還是奴才。”
“日本今年鬧經濟危機，聽說各項生意被搶了不少，國內日子很難過。可他們照樣在辦工廠，在造兵艦，舉國借債。天皇說話，百姓聽；官府辦事，百姓信。我們呢？
我們有甚麼？北洋水師看起來風光，可那錢是哪來的？是借洋人的，是收厘金的。
借的錢要還，收的稅要交。百姓一邊交稅養兵，一邊被洋人欺負。這兵，養出來給誰用？
人家的兵，是國家養的。我們的兵，是官老爺養的。國家養兵，兵為國家死；官老爺養兵，兵為官老爺死。可官老爺太多了，有大有小，有滿有漢，兵不知道該為誰死，索性就不死了，跑就是了。
“我近來在算一筆賬。”
他抬起頭，目光掃過三人。
“我在算——奴才算不算得明白賬。”
“陳先生讓我多看看這世上其他地方的人，是怎麼活的。”
陳少白微微一怔，放下手中的鼻菸壺。楊鶴齡原本倚在窗邊，此刻也直起身子。尢列端著茶杯的手停在半空，杯中茶水紋絲不動。
孫中山翻開自己書袋裡一本亨利·喬治的著作，指著書頁上密密麻麻的批註。
“這本書講的是：為甚麼機器越多，工人越窮？為甚麼國家越富，貧民窟越多？亨利·喬治算了一筆賬——土地被少數人佔了，大多數人只能租地求活，種出來的糧食，七成要交給地主。這叫甚麼？這叫地租。地租是甚麼？地租是看不見的鞭子。”
“可你們不要以為，只有我們這裡有地租，只有我們這裡有鞭子。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他們也有。他們也有窮人，也有餓死的人，也有活不下去的人。”
楊鶴齡微微一愣：“逸仙，你不是常說英國如何好、法國如何好嗎？怎麼他們也有這些？”
孫中山合上書，靠在椅背上。
“我說英國好，是說他們的制度有值得我們學的地方——議會、法律、言論自由。
可這不意味著英國就是天堂。恰恰相反，就在我們說話的此刻，倫敦東區、柏林北郊、巴黎城郊，有成千上萬的人，過得比我們村的佃農還慘。”
“你們知道倫敦東區嗎？”孫中山問。
三人搖頭。
“陳先生給我寄了很多報紙，有英文的，有法文的，我讀得很費勁，但我讀懂了。倫敦東區，那是倫敦最窮的地方，那裡住的全是碼頭工人、臨時工、失業的人，還有——女人和孩子。”
“有個火柴廠，叫布萊恩特與梅，在倫敦東區。廠裡僱了幾千人，大多是女人和女孩，最小的只有十四歲。她們一天干十幾個鐘頭，掙幾個便士。可這幾個便士，還要被扣。為甚麼被扣？因為腳髒了，扣錢；因為工作臺沒收拾乾淨，扣錢；因為說話了，扣錢。隨便甚麼理由，工頭想扣就扣。”
尢列眉頭微皺：“這不跟我們的佃農一樣嗎？交了租還要交雜派，交了雜派還要交耗羨。”
“一模一樣。”孫中山說，“可最慘的不是這個。最慘的是——她們隨時會死。”
他從書裡抽出一張報紙——倫敦新聞畫報》，指著上面的一則報道。
“火柴要用黃磷，黃磷有毒。這些女孩天天接觸黃磷，幾年之後，下巴就開始爛。牙齒鬆動，牙齦流膿，頜骨壞死。到最後，整個下巴會爛穿，露出骨頭，發出惡臭。這病倫敦人管它叫影子下巴——因為得病的人，下巴會慢慢消失。”
他放下報紙，聲音沉下去。
“這種病，死亡率接近兩成。每五個得病的女孩，就有一個會死。可她們不敢停工，不敢告病，因為停了工就沒飯吃。她們只能一邊爛著下巴，一邊繼續幹活，直到爛得幹不動了，或者死了。”
室內一片寂靜。
陳少白喃喃道：“十四歲的女孩……爛著下巴等死……”
孫中山說，“最諷刺的是，這家火柴廠的股東，是倫敦的名流，是議會的議員，是女王冊封的爵士。他們每年分紅，賺得盆滿缽滿。而那些女孩，用命給他們賺錢，自己卻住在貧民窟裡，吃著發黴的麵包，喝著摻水的牛奶。”
他抬起頭。
“就在兩年前，這些女孩終於受不了了。一千四百人，集體罷工。她們走上街頭，喊著口號，要求漲工資，要求取消罰款，要求改善條件。你們猜，英國政府怎麼做的？”
楊鶴齡問：“怎麼做的？”
“沒怎麼。”孫中山說，“報紙報道了，議會討論了，幾個議員站出來替她們說話。然後呢？然後工廠主讓步了，漲了一點工資，取消了幾項罰款。罷工結束了，女孩們回去繼續幹活，繼續爛下巴，繼續等死。”
他停了一下，看著三人的眼神。
“這就是英國。有議會，有報紙，有言論自由，可那些女孩，還是爛著下巴等死。她們的議會，不會替她們立法禁黃磷——因為黃磷賺錢，因為股東是大人物，因為政府不想得罪有錢人。”
孫中山又抽出另一份德國報紙，上面轉載了一篇柏林醫生的報告。
“這是德國的情形。”他說，“柏林有個醫生，叫弗蘭茨·奧本海默，在貧民區行醫。他寫了一份報告，講他每天看到甚麼。”
他念道：
“這個區住的都是甚麼人？是小業主、工人、妓女、流浪漢。最多的是工人，有技術的少，沒技術的多。我第一次走進這裡的時候，就像看見了美杜莎的頭——那張臉，能把人變成石頭。”
他抬起頭：“美杜莎是希臘神話裡的妖怪，看一眼就變成石頭。這個醫生說，貧民窟的臉，就是美杜莎的臉。”
他繼續念：
“這裡的孩子，十個裡有一個會死。不是病死，是熱死。夏天，貧民窟的房子裡熱得像蒸籠，夜裡也涼不下來——四周都是高牆，白天吸的熱，夜裡全放出來。孩子們喝了餿掉的牛奶，得了暑熱腹瀉，拉幾天就沒了。有個醫生說過一句話：窮人的孩子，只有躺在棺材裡才能涼快下來。”
“第二種死法，是肺癆。得病的都是甚麼人？是本來身體很好的工人，在工廠裡吸了灰，住在沒有光沒有風的屋子裡，吃的又不夠，慢慢就病了。我們眼睜睜看著他們死，看著他們的家垮掉。偶爾能送進醫院，可住不了幾天就得出來——要幹活。不幹活，全家都得餓死。”
“第三種死法，是打胎。這裡的女人，沒錢養孩子，又沒法不生孩子，就去找那些髒婆娘，在髒角落裡打胎。那些婆娘騙走她們最後幾個銅板，然後把她們弄得半死不活，或者直接弄死。”
孫中山放下報紙，看著三人。
“這就是柏林。德國的首都，一個十分強大的國家的中心。你們以為德國人過得比我們好？他們也有貧民窟，也有餓死的人，也有爛下巴的女孩，也有打胎打死的女人。”
尢列輕輕嘆了口氣：“天下烏鴉一般黑。”
“不，尤兄。”孫中山搖頭，“不是一般黑。是不一樣黑。”
“我們這裡，是朝廷把你變成奴才，讓你不知道自己可以站著活。他們那裡，是工廠主把你變成機器，讓你知道自己可以站著活——可站著活，還是活不下去。”
“英國有議會，有工會，有報紙。那些女孩罷工，報紙會報道，議員會說話，工會會支援。她們知道，自己是在爭取甚麼。可我們呢？我們的百姓罷工，官府會抓人，朝廷會殺頭，天下人會說是刁民作亂。她們至少還有路走，我們沒路走。”
“再說法國。”孫中山走回桌邊，繼續翻他的書袋。
“今年五月，巴黎的煤氣工人罷工。你們知道煤氣工人是幹甚麼的嗎？是給巴黎的路燈點火的。巴黎的煤氣燈，有幾萬盞，全靠這些工人一盞一盞地點。”
他抬起頭。
“他們要求漲工資，要求減少工時，要求成立工會。你們猜，法國政府怎麼做的？”
陳少白問：“怎麼做的？”
“派兵。”孫中山說，“軍隊開到工廠門口，工人不肯復工，軍隊就開槍。打死幾個？報紙沒寫清楚。可罷工被鎮壓了，工會被解散了，工人被開除了。”
他頓了頓。
“法國，有《人權宣言》，有自由、平等、博愛，可工人罷工的時候，軍隊照樣開槍。他們的總統，叫卡諾，是個大資本家。他們的總理，叫弗雷西內，也是個大資本家。他們的議會里，坐的全是有錢人。工人說話，他們不聽；工人罷工，他們開槍。”
尢列沉吟道：“所以逸仙，你是說，洋人也不是甚麼都好？”
孫中山說，“自然，洋人也有洋人的問題。他們的工廠主，跟我們的地主一樣，靠吸工人的血活著。他們的政府，跟我們的朝廷一樣，站在有錢人那邊。他們的軍隊，跟我們的八旗兵一樣，專門對付窮人。”
他嘆了口氣，接著說。
“可有一點不一樣。”
“甚麼不一樣？”
“他們可以說話。”孫中山說，“倫敦東區的女孩罷工，報紙會報道，議員會質問，工會會支援。柏林貧民窟的醫生，可以把他的報告印成書，讓全德國的人都看見。巴黎的工人，可以組織工會，可以罷工，可以跟政府談判——雖然談判不成會被開槍打死，可至少他們試過，他們至少還能有個微不足道的地方開口。”
他直勾勾地看著三人。
“我們呢？我們的百姓，連說話的資格都沒有。佃農交不起租，只能跪著求地主；碼頭工人被打，只能捂著血流走；孩子餓死了，只能挖個坑埋了。他們不敢說，不敢寫，不敢鬧。因為他們知道，說了也沒用，寫了會被抓，鬧了會被殺。”
孫中山的語氣漸漸平靜下來。
“所以你們看，這世界上的黑暗，分兩種。”
他伸出右手，豎起一根手指。
“第一種，是英國、法國、德國那種黑暗。他們有議會，有法律，有報紙，有工會。可他們的議會里坐的是有錢人，他們的法律偏袒有錢人，他們的報紙替有錢人說話，他們的工會打不過有錢人的軍隊。這種黑暗，是光天化日下的黑暗。你知道它在哪裡，你知道它為甚麼存在，你可以指著它罵，可以組織起來跟它鬥。鬥得過鬥不過，是另一回事，可至少你可以鬥。”
他又豎起第二根手指。
“第二種，是我們這裡的黑暗。我們沒有議會，沒有法律，沒有報紙，沒有工會。百姓不知道自己在受苦，不知道誰讓他們受苦，不知道該怎麼反抗。他們以為，活著就是這樣，苦就是這樣，奴才就是這樣。這種黑暗，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你不知道它在哪裡，你不知道它為甚麼存在，你連罵都不知道該罵誰。”
他放下手，看著三位摯友。
“亨利·喬治寫《進步與貧困》，是讓美國人知道，他們的黑暗在哪裡。奧本海默醫生寫報告，是讓德國人知道，他們的黑暗在哪裡。那些火柴廠的女工罷工，是讓英國人知道，她們的黑暗在哪裡。他們有光，所以能看見自己的黑暗。”
他頓了頓，聲音沉下去。
“我們呢？我們連光都沒有。我們只能摸黑走路，摸著牆走，摸著地走，摸著前面人的後背走。走了一輩子，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兒了。”
楊鶴齡握緊拳頭：“所以我們要點燈。”
孫中山看著他，“是的，點一盞燈。讓百姓看見——原來我不是一個人，原來別人也跟我一樣苦，原來我們可以一起走。讓百姓看見，原來這黑暗不是天生的，是有人故意點的；原來這奴才不是天生的，是有人故意熬的。”
“陳先生拒絕我的時候，我時常不忿，可是看完這些他給我的資料，我才發現，有太多的地方要改變，有太多的問題要面對。”
孫中山繼續說：“你們知道清朝有多少條律例嗎？我在書院問過何啟先生，他說《大清律例》正文四百三十六條，附例一千多條。這還只是律，還有則例，還有會典，還有各部院衙門自己定的規矩。”
他伸出右手，五指一根一根地彎下去。
“這四千多條規矩，有幾條是護著百姓的？田賦怎麼收，丁銀怎麼派，徭役怎麼徵，鹽怎麼賣，鐵怎麼煉，出海怎麼禁，讀書人怎麼考，當官的怎麼升，犯了事怎麼判——全寫明白了。寫明白了，百姓就明白了？”
他搖搖頭。
“不。寫明白了，百姓就更糊塗了。因為寫明白的是：你甚麼都不能做。”
他的聲音漸漸高了起來：“你想開荒種地？先交錢領荒照。你想下海捕魚？先交錢領船照。你想進城做工？先交錢領路引。
你想讀書考功名？先交錢拜老師，再交錢應縣試、府試、院試，中了秀才還要交錢拜座師。
你想娶媳婦？先交錢請媒人，再交錢下聘禮，再交錢辦酒席。
你想死了埋進祖墳？先交錢請風水先生，再交錢買棺材，再交錢給地保送禮——否則就告你佔用官地。”
他一口氣說了下來，語速越來越快。
“你活著，要交錢。你死了，還要交錢。你一輩子，就是給官老爺交錢的一輩子。你以為你是在過日子，其實你是在替官老爺過日子。你種出來的糧食，三成歸你，七成歸地主和官府。你養出來的孩子，長大了繼續種糧食，繼續三成歸自己，七成歸別人。”
他停頓了一下，深吸一口氣，聲音沉下去：
“這叫甚麼？這叫佃租制。我算過一筆賬——按朝廷的規矩，田賦是三十稅一，聽起來不重，對不對？可田賦之外，有耗羨，有平餘，有雜派，有攤捐。加起來，少說也是十稅一。這還只是朝廷收的。地主收多少？地租一般是五成，遇上好年景，能收到六成七成。朝廷拿一成，地主拿五六成，佃農剩下三四成。”
他從桌上拿起一支筆，在紙上寫下一串數字：
“一戶佃農，種十畝地，畝產兩石，一年收二十石。田賦耗羨，拿走兩石。地租按五成算，拿走十石。還剩八石。八石，夠不夠一家四口吃一年？勉強夠。夠不夠交別的稅？不夠。夠不夠買鹽、買布、修農具、看病？不夠。怎麼辦？”
他放下筆，看著三人。
“借。借高利貸。春借一石，秋還兩石。借幾年，地就沒了。地沒了，怎麼辦？去碼頭扛活。扛活也扛不動了，怎麼辦？去討飯。討飯也討不動了，怎麼辦？等死。”
楊鶴齡一拳砸在桌上，震得茶壺跳了起來：“這就是朝廷！這就是大清！”
孫中山沒有接他的話，繼續說：“尤兄走過南洋，你知道豬仔是甚麼。”
尢列點頭，聲音低沉：“籤一張契約，押三年五年，在種植園裡幹活，一天十幾個鐘頭。病了沒人管，死了就地埋。能活著回來的，十個人裡不超過三個。”
孫中山說，“可為甚麼還要去？因為留在家裡，也是死。去南洋，還有一線活的指望。”
“這就是我們的百姓。他們不是天生就願意當奴才的。他們是活不下去了，才學會了跪著活。他們跪著，不是因為膝蓋軟，是因為站著會死。”
陳少白忽然開口：“逸仙，你方才說，奴才算不算得明白賬。你這賬，我聽懂了。可百姓自己，算得明白嗎？”
孫中山看著他：“少白，你說，一個從生下來就沒吃過飽飯的人，他最想要的是甚麼？”
陳少白想了想：“吃飽飯。”
“對。吃飽飯。一個從生下來就捱打的人，他最怕的是甚麼？”
“捱打。”
“對。捱打。一個生下來身邊就全都是短命鬼的人，他最怕的是甚麼？”
“吃不飽飯，還要經常捱打。”
三人臉色都很難看。
孫中山接著說，“那一個從生下來就被告知你是賤民，你得守規矩才能不捱打，才能有口飯吃的人，他最相信的是甚麼？”
陳少白沉默。
“他最相信的是：我就是賤民，我就是短命鬼，我得在有限的日子裡，儘量讓自己活下來。”
孫中山說，“這就是兩百多年的日子熬出來的東西。你告訴他，你可以不做奴才，可以站起來，可以有自己的地，可以自己說了算。他信嗎？他不信。他會想：這不是真的。這一定是騙我的。如果我信了，我會被打得更慘，或者，我會死。”
“我們面對的，不是一群等著被救的人，是一群被傷透了心的人。他們的心，被傷了兩百多年。”
“英國人有議會，有報紙，有規矩。可他們這些東西，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打了多少年仗？殺了多少個國王？流了多少血？《大憲章》是1215年籤的，到現在六百多年了。六百多年，才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英國人為甚麼有船堅炮利？因為他們有錢。為甚麼他們有錢？因為他們有工廠。為甚麼他們有工廠？因為他們有科學。為甚麼他們有科學？因為他們有大學。為甚麼他們有大學？因為他們有人肯想、肯寫、肯說。”
“這些東西，同樣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三百年前，有一批人，在荷蘭、在英國、在法國，開始想問題。他們想：世界到底是甚麼樣的？人到底是甚麼樣的？國王到底是甚麼樣的？上帝到底是甚麼樣的？他們想了，寫了，說了。然後，世界就變了。”
“美國人更短些，從獨立到現在，才一百來年。可他們有甚麼？他們有《獨立宣言》，有《聯邦論》，有華盛頓、傑斐遜、富蘭克林這些人。這些人，用腦子想，用筆寫，用嘴說，把道理講明白了，老百姓才信。”
“我們呢？我們有甚麼？我們有《四書》《五經》，有孔孟程朱，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可這些人，講的是忠君，講的是愛民，講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們從來沒想過，可以讓民自己知之。”
“所以我說，奴才不是天生的。是兩百多年的朝廷，用律例、用刀槍、用板子、用租稅、用高利貸、用飢餓、用恐懼，一點一點，一寸一寸，把人心磨成奴才的。磨到最後，人自己都忘了，自己原來是可以站著的。”
孫中山搖了搖頭，“我們這些人，讀了書，見了世面，會算賬。可百姓不會。他們識字的不多，見過世面的更少。你跟他說平等，他聽不懂。你跟他說自由，他聽不懂。你跟他說民主，他更聽不懂。”
“可你跟他說——這地是你種的，收成就該歸你，他聽得懂。你跟他說——這官是你養的，他就該替你辦事，他聽得懂。你跟他說——這朝廷是你交稅養活的，憑甚麼騎在你頭上，他聽得懂。
陳少白若有所思：“所以，要用他們聽得懂的話說。”
“或許吧，但聽得懂不代表信得過。”
”那位九爺殺了多少人才建立起今天的威信？他也不是光靠嘴說的，他的公報辦了這麼多年，老百姓識字嗎？不識字，可我識字，讀書人識字，士紳識字。”
“我們中國人，不笨，不懶，不蠢。我們只是兩百多年，沒人敢想，沒人敢寫，沒人敢說。敢想的，被殺了頭。敢寫的，被燒了書。敢說的，被割了舌頭。殺了兩百多年，終於沒人敢想了。”
他目光灼灼，從懷裡掏出一份《公報》
“這是最新一期的報紙，那位九爺的手筆，我看完了之後淚流滿面，幾不可信。
這報紙上說，這兩百多年，朝廷做的事，可以歸結為九個字——分其民，愚其民，弱其民。”
“你們可知道，江寧城裡有一座城？”孫中山問。
楊鶴齡一怔：“江寧？你是說南京？”
“是，南京。”孫中山說，“我有個同學是江寧人。他告訴我，江寧城東，有一座滿城，裡面住的都是旗人，漢人不得入內。那座城有多大？佔了江寧城近一半的地方。”
“這不是南京一處的做法。西安有，杭州有，廣州有，荊州有，成都有——全國各要地，都有這樣的城中之城。”
尢列沉吟道：“我在北方遊歷時，見過西安的滿城。佔了西安城四成多的地面，周圍八千多丈的城牆，裡面駐著兩萬多旗兵旗民。那城門有兵把守，漢人進去要盤查，出來也要盤查。”
孫中山說，“這就是朝廷的第一道法度——旗民分治。”
“旗民不交產，旗民不通婚，旗民不同刑。”
“這是大清律裡寫著的。”他指著報紙上那行字，“旗人的地，不能賣給漢人；旗人的女兒，不能嫁給漢人；旗人犯了法，不歸地方官管，由專門的‘理事同知’審理。漢人打了旗人，罪加一等；旗人打了漢人，罰酒三杯。”
陳少白冷笑一聲：“我看了那篇報道，這就是分其民——把人和人隔開，讓你沒法抱團。”
孫中山繼續說，“旗人靠甚麼活著？”
楊鶴齡想了想：“當兵吃糧？”
“嗯，只當兵，不做別的。”
孫中山說，“朝廷規定，旗人除了當兵當差，不準務農，不準經商，不準做工。他們的房子是朝廷蓋的，糧食是朝廷發的，餉銀是朝廷給的。一家幾口，全靠一個人的兵餉養活。”
“這看起來是優待，可你們想過沒有——這樣一來，旗人就離不開朝廷了。他們沒有自己的產業，沒有自己的生計，離開朝廷的餉銀，一天都活不下去。他們只能死心塌地跟著朝廷，替朝廷看著漢人。”
尢列緩緩點頭：“我在洪門時，聽過一句話：八旗是朝廷養的狗。這話雖粗，理卻不粗。狗要聽話，就得讓它餓不著，也餓不死——餓不著，它才肯賣命；餓不死，它才不敢跑。”
“尤兄這話通透。”
孫中山說，“可這狗，不光要養，還要圈。旗人也不能隨便離開滿城，出城要告假，遠出要註冊，逾期不歸就按逃旗論處。他們被圈在城裡，漢人被圈在城外，各過各的，各活各的。”
“你們看這香港，洋人管著，可華洋之間，沒有這樣的牆。洋人可以住在半山，華人可以住在山下，中間沒有牆，只有路。可我們那裡，有牆。有形的牆，無形的牆，把人和人隔開。”
陳少白若有所思：“所以分其民，就是讓你沒法知道——原來別人也跟我一樣苦，原來別人也想反抗。”
孫中山轉頭看他，“沒錯，讓你以為，你是孤零零的一個人。讓你以為，這天下就你一個人在受苦。讓你以為，那些旗人是天生的主子，你是天生的奴才。”
“這報紙上還寫了。”他說，“寫的是朝廷這兩百多年，怎麼對付讀書人。”
他翻開內頁，指著上面的文字。
“順治朝開始，就有文字獄。第一個倒黴的，是個叫函可的和尚，因為寫了一本《變記》，被流放瀋陽，死在關外。康熙朝，莊氏《明史》案，七十多人被殺，家屬流放。《南山集》案，戴名世被砍頭，幾百人受牽連。”
他抬起頭。
“這些案子，都是甚麼罪名？不是謀反，不是叛逆，是寫書。寫明朝的事，寫前朝的人，寫不該寫的字，說不敢說的話。”
楊鶴齡皺眉：“就因為寫幾個字，就殺人？”
“殺人？”孫中山冷笑一聲，“莊氏《明史》案，死了七十多人。呂留良案，呂留良已經死了，還要把屍體挖出來，銼骨揚灰。他的兒子、學生，全部處斬。他的書，全部燒掉。”
他停頓了一下，聲音沉下去：
“這不是殺人，這是誅心。”
尢列端起茶杯，卻沒有喝。
他看著杯中浮沉的茶葉，緩緩道：“我在上海洪幫，聽老人說過，雍正年間有個案子，叫‘維民所止’。考官出的考題，被說是‘雍正去頭’，考官當場被砍了腦袋。”
孫中山說，“哼，你要寫詩，他挑你的字眼；你要著書，他翻你的典故；你要說話，他聽你的音聲。你永遠不知道，哪句話會要你的命。”
他在室內踱了幾步。
“可最厲害的不是殺人，是燒書。”
“乾隆朝，朝廷以修《四庫全書》為名，向全國徵集書籍。說是徵求，實則是審查。凡是涉及滿清入關的，燒；凡是記載清軍屠城的，燒；凡是主張華夷之辨的，燒；凡是用了不該用的字的，燒。”
他停下腳步，看著三人。
“燒了多少，沒有確數，但報紙上寫著，估計至少十幾萬種書，從此人間絕跡。有些書，只剩下書名，內容再也找不到了。”
楊鶴齡倒吸一口涼氣：“十幾萬種……”
孫中山說，“幾千年的書，燒了十幾年。燒完之後，你再看天下，乾乾淨淨，一片太平。可那是真的太平嗎？那是被清空的太平。”
“還有更厲害的。”
他伸出一根手指。
“第一，朝廷自己編書。《康熙字典》《古今圖書整合》《四庫全書》，都是朝廷修的。修書的時候，刪甚麼，留甚麼，改甚麼，全是朝廷說了算。你後來讀的書，都是被朝廷洗過的書。”
他又伸出第二根手指。
“第二，控制科舉。八股取士，四書五經，幾千年的智慧，最後就剩下幾本經書、幾篇範文。你讀甚麼，朝廷定；你寫甚麼，朝廷判；你中不中舉，朝廷說了算。天下的讀書人，一輩子就琢磨那幾本書、那幾篇文，哪有功夫去想別的？”
尢列嘆了口氣：“愚其民……..不讓你知道真相，不讓你讀真書，不讓你想真事。久而久之，你就真的甚麼都不知道了。”
孫中山搖了搖頭，“可這還不夠。還有第三件：弱其民。”
“我讀了報紙，方知道，為甚麼我們中國人，見了官要跪。”
“從順治朝開始，朝廷就定了一條規矩——官民相見，必須跪拜。”
孫中山說，“這不是古禮，是大清的新禮。明朝的時候，士大夫見官，作揖即可。可大清不許，大清要你跪。”
“還有剃髮。”
他指著自己的頭髮。
“遵依者即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有十個字，你們都曉得——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
楊鶴齡下意識摸了摸自己的辮子，臉色鐵青。
“江陰、嘉定，為這辮子，死了多少人？”孫中山說，“江陰守城八十一天，城破後被殺十七萬。嘉定三屠，死了多少？沒人能數清。可最後呢？最後大家都剃了，都留辮子了。”
“為甚麼要剃髮？因為頭髮是我們的根。蓄髮是漢人的傳統，是孔夫子傳下來的規矩，是衣冠，是禮儀，是氣節。朝廷要讓你剃髮，就是要你忘了自己的根。”
陳少白喃喃道：“剃了發，換了衣，就再也不是原來的模樣了。
讓咱們在外形上，變成另一個人。你以為你還是你，可你照鏡子的時候，已經認不出自己了。”
孫中山沉默了一會，看著尢列：“你走過沿海，可知道順治、康熙年間的遷海令？”
尢列點頭：“聽說過。把沿海百姓內遷三十到五十里，燒掉他們的房子，毀掉他們的田地，不讓任何人出海。”
“我昨日才搞清楚這裡面的內情。”
孫中山說，“報紙上詳細列舉了，順治十八年，朝廷下遷海令，從遼東到廣東，沿海一律內遷。為甚麼？為了切斷鄭成功跟大陸的聯絡。可他們不管百姓的死活。三十里內，房屋燒光，田地荒蕪，百姓流離失所，老弱轉死溝壑，少壯流離四方，不知幾百萬人。”
他聲音漸漸高了起來：
“你們算算——幾百萬人，沒了家，沒了地，沒了生計。有的餓死，有的累死，有的被官兵殺死，有的被海賊擄走。剩下的，逃到內地，給人當佃戶，當長工，當奴隸。幾代人的積蓄，一把火燒光。幾百年的基業，一紙令下，化為烏有。”
他深吸一口氣。
“這就是弱其民。讓你沒有家，沒有地，沒有產業，沒有活路。讓你只能靠給地主種地活著，靠給官老爺當差活著，靠給朝廷磕頭活著。”
室內一片寂靜。
良久，尢列輕輕嘆了口氣：“這不是哪一朝哪一代的事，這是一套完整的制度。分其民，讓你抱不成團；愚其民，讓你想不明白；弱其民，讓你站不起來。
這就是兩百多年的功夫。一點一點，一寸一寸，把人磨成奴才。”
“最上面是朝廷，是皇帝，是滿洲親貴。中間是旗人，是八旗官兵，是滿城的百姓。最下面是漢人，是民，是百姓。”
“可這最下面一層，也不是鐵板一塊。有士紳，有地主，有商人，有佃農，有長工，有奴僕。士紳可以考功名，可以當官，可他們當的官，是滿人挑剩下的。地主可以收租，可以納妾，可他們收的租，一半要交朝廷。商人可以發財，可以置產，可他們發的財，隨時可以被官府抄走。”
他抬起頭，眼裡有著掙扎的憤怒，“或許這也是滿清奴化的厲害之處啊——讓你覺得，你比別人強一點，讓你覺得，你還有希望往上爬。可你再怎麼爬，也爬不到最上面去。因為最上面那層，是滿缺，滿族官員才能當的缺。”
“《大清律》裡寫得很明白：滿人可以任漢缺，漢人不能任滿缺。同一職位，滿人的權力比漢人大。六部尚書，滿人說了算；地方督撫，滿人居其半。兩百多年，漢人當過多少大學士？當過多少軍機大臣？扳著指頭都能數過來。”
陳少白冷笑：“這不還是主子和奴才嗎？我常聽那些苦力和農民說的三個字，苦慣了。
這三個字，就是兩百多年的功夫。
你們想想，這兩百多年，朝廷做了甚麼？不止是打打殺殺，是慢慢熬。用滿城把你圈起來，用文字獄把你嚇住，用剃髮令把你的根斬斷，用禁海把你的路堵死，用科舉把你的腦子捆住，用八旗把你的盼頭掐滅。剩下的，無非就是哪裡冒出個清醒的，殺掉就是了。
無非香港這位成了氣候，清廷實在下不去刀而已。除了咱們幾個，眼下這香港，到底有多少想改天換日的清醒之人，誰敢想？”
孫中山點了點頭，沉默了一會說道，
“我也時常害怕。我也是人，我也只有一條命。我大哥在檀香山辛辛苦苦賺錢供我讀書，我要是死了，他怎麼想？我要是被朝廷殺了，他怎麼辦？”
“可還有比死更可怕的事。”
“甚麼事？”
“眼睜睜看著這個國，就這樣爛下去。”
“眼看著洋人欺負我們，眼看著百姓餓死，眼看著朝廷一天比一天昏庸，眼看著孩子生下來就註定當奴才——而我甚麼都不做，只是活著，只是讀書，只是娶妻生子，只是老死。”
他搖搖頭。
“那比死還可怕。”
…………
天色微明時，歌賦街上已有早起的小販挑著擔子走過，叫賣聲遠遠傳來。
四個人站在窗前，看著這座逐漸甦醒的城市。
“你們說，”陳少白忽然問，“咱們能為這個國家做些甚麼事情？咱們會不會半道就丟了腦袋……”
“一百年後，還有人記得咱們嗎？”
無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