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六年，庚寅之夏。
瀏陽北斗鎮譚家大宅，一場雨剛過，空氣裡還潮溼得緊。
譚嗣同站在後花園的梧桐樹下，靴底踩在溼透的苔地上，印出深深的痕跡。
那棵六丈高的梧桐倒了。
不是慢慢倒的——凌晨那聲驚雷，把他從夢裡劈起來。
天亮出門，就見這棵祖父手裡種下的梧桐，從樹幹中間劈成兩半，半邊焦黑，半邊還掛著青綠的葉子，像一個人死不瞑目的眼睛。
“少爺，這樹……”
老僕羅升打著傘追出來，傘面被雨打得噼啪響。
譚嗣同不答，只繞著倒下的樹幹走了一圈。樹皮裂處露出白生生的木茬，雨水順著流下來，像淚，又像血。他伸手摸了摸——木頭還是溫的，雷火留下的餘溫。
“天賜的。”他忽然說。
羅升不懂甚麼叫天賜的。在他看來，一棵好端端的樹被雷劈了，是晦氣。
可譚嗣同不這麼想。
那年在北京瀏陽會館，他的老師劉人熙抱著他的金聲琴，給他講《琴旨申邱》，講琴之為道，不在娛人耳目，而在通天人之際。
先生撫琴時，手指枯瘦，聲音卻像從另一個世界來的，松沉而曠遠，讓人想起深山古剎的鐘聲。
“琴是聖人之器，”先生說，“制琴之木，或取之高山，或取之深谷，必要經歷過風霜雷火的，才有那金石之聲。”
“人不琢不成器，琴也一樣。”
他又指了指自己的胸前，像是在暗示甚麼。
此刻，雷火劈過的梧桐就躺在眼前。
譚嗣同蹲下身，從樹幹上掰下一小塊殘木。
“少爺要做甚麼？”羅升問。
“做琴吧。”譚嗣同站起身，“應當能做兩張。”
他給這兩張還沒出生的琴取了名字：一張叫“崩霆”，一張叫“殘雷”。
崩是雷霆崩摧之意，殘是殘木成器之身——合起來，就是那道把他從夢裡劈醒的驚雷。
或許也是心中那個想劈開甚麼的驚雷。
尋斫琴師不是易事。
瀏陽城裡會修琴的多，會做琴的少。
譚嗣同託人打聽，終於在縣城西街找到一位老師傅，姓周，據說祖上在蘇州斫琴堂做過活，太平天國那年逃難來的湖南。
周師傅的鋪子又小又暗，牆上掛著幾把舊琴，積著灰。他聽譚嗣同說完來意，半天不吭聲，只拿手摸著那塊梧桐殘木，翻來覆去地看。
“雷擊木。”他終於開口，聲音沙啞，“好東西。可是——”
他頓了頓，抬眼打量譚嗣同：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穿著月白長衫，腰間卻彆著一柄劍。劍鞘磨得發亮，分明是跟了主人多年的舊物。
“公子會彈琴？”
“會。”
“會多久了？”
“自幼學。”譚嗣同說，“跟過劉人熙先生。”
周師傅眼睛亮了一下：“劉人熙？在京城做官那位？”
“正是。”
周師傅又低下頭，手指在木頭上輕輕叩著，像在聽甚麼。
半晌，他說：“這木頭的脾氣，我摸不準。雷火進去過，裡頭變了。做出來的琴，聲音怕是不尋常。”
“不尋常才好。”譚嗣同說，“尋常的琴，人人會做，有甚麼意思？”
周師傅笑了，
“公子這話，倒像我們這一行的老話——琴如其人。那成，我試試。”
那個夏天，譚嗣同幾乎天天往西街跑。
周師傅的作坊在後院，一間逼仄的小屋，到處是刨花和木屑。
他看周師傅畫樣、開板、挖槽腹，每一步都問，問完了就記在一個小本子上。
羅升私下嘀咕：“少爺這是要做木匠？”
譚嗣同聽見了，笑笑：“木匠怎麼啦？魯班也是木匠。天下的事，都是從一刨一刀裡來的。”
有幾天，周師傅不在，說是去山裡收老漆。
譚嗣同就自己坐在作坊裡，拿那塊邊角料試著刻東西。刻甚麼？
苦思冥想之間，他想起在北京時，大刀王五教他的刀法——那人說，刀劍之道，不在快，在穩。穩了，才有力量。
他刻的是一隻小小的靈芝，歪歪扭扭的，自己看著都好笑。
但刻完，放在掌心端詳，又覺得那笨拙裡，有種說不出的憨厚。
兩個月後，琴胎出來了。
兩張琴並列擺在案上，木頭還是本色，沒上漆，卻能看出不一樣的性情：崩霆沉靜，殘雷飄逸。
“上漆得等，”周師傅說，“得等木頭徹底乾透。急不得。”
譚嗣同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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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陽城頭槐葉黃落時，譚嗣同將那柄跟了自己多年的鳳矩劍從牆上摘下。
近來他愈發覺得坐不住，又想出門了。
這柄劍七年前在甘肅任所時，父親譚繼洵的老親兵贈他的。
劍出鞘三寸，寒光映著窗紙，僕人羅升在外間打了個寒噤。
他心裡清楚，這些年跟著少爺走南闖北，見過了太多，大飢人相食，馬匪橫行，亂兵遍野，都是靠這柄鳳矩闖過來的。
從12歲公子就出遠門，18歲後更是仗劍萬餘里，足跡遍佈直隸、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十餘省。
“少爺，又要走？”
譚嗣同不答，只將《離騷》塞進行囊，又撿點了幾塊銀餅。
昨夜心血來潮，案頭攤著新寫的詩稿——“策我馬，曳我裳，天風終古吹琅琅”。
夜讀《船山遺書》至三更，胸中塊壘難澆，索性研墨寫下的殘句。
實在耐著性子等到天亮，竟是一刻也不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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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灰色的。
衙門的旗杆、司門口的牌坊、長街上茶役肩上搭的手巾，全是灰撲撲的。
譚嗣同討厭這灰色，更討厭候補道們遞手本時那種灰撲撲的臉色。
父親命他納資為候補知府，分司浙江，他卻遲遲不肯去赴任——那些佐雜人員聚在茶館裡吹噓“憲眷”，拿京中密聞當茶錢，他看一眼都髒了眼睛。
“少爺天天說仗劍走天涯”，羅升咕噥著收拾行李，“天涯在哪兒？”
譚嗣同笑了笑：“走到哪兒算哪兒。”
一方面，他是抗拒官場，一方面，確實也是想找一條路。
新的路。
他回了一趟武昌，父親從甘肅轉到武昌任職，待了幾天，又想走。
到了漢口碼頭，船是碼頭上常見的“鴨梢船”，後梢低矮如鴨尾，載客二十來人。
譚嗣同站在船頭看解纜，纜繩一鬆，武昌城便像退潮的礁石般慢慢沉下去。
同艙的是個收賬的徽州商人，約莫四十出頭，穿著一件半舊的藕色綢衫，袖口挽得齊整，就是話有點多，絮絮叨叨的。
船行過一陣，江面愈寬。
那徽州商人吸完了袋水煙，正用一小塊絨布細細地擦著白銅菸袋上的煙漬，眼神卻有些發直，盯著艙外渾黃的江水發愣。
“譚公子，”他忽然開口，聲音比先前低沉了些，“剛才咱們聊那武昌城的活氣兒。依我看，如今這江上的買賣，才是真的活見了鬼。”
譚嗣同正翻著隨身帶的書，聞言抬起頭來，等著他的下文。
商人把擦淨的菸袋擱在膝頭，嘆了口氣：“我這次出來收賬，走了三個地方，湖州、蘇州、上海。往年這時候，手裡早捏著一疊莊票，心裡也踏實。今年？嘿，連回徽州老家的船錢，都快算計著花了。”
他頓了頓，忽然壓低了聲音，彷彿在說一個秘密：
“你聽說前些年胡雪巖跟洋人鬥法的事了吧？外頭人都說他勝了，大敗洋行威風，連錢莊的夥計都跟著耀武揚威的。
可我們徽州商幫裡頭，有訊息靈通的老人說，其實胡雪巖沒贏——或者說，裡子敗了，可他想幹成的那件事，到底還是讓另一撥人幹成了。”
譚嗣同心念一動，合上書：“願聞其詳。”
“旗昌洋行，你總曉得吧？美國人的。”
商人用菸袋杆在艙板上畫了個圈，“那洋行老早就在上海開了機器繅絲廠，可一直收不到頂好的繭子——鄉下人信不過機器做的絲，總覺得自己土法縕出來的才是正經貨。
後來他們學精了，不跟胡雪巖硬鬥了，反倒找了個華人開的銀行，合夥。那銀行，據說背後是南洋幫的大佬，手眼通天。”
“還有人說，就是那位，金山九你總該知道吧。
那位虎踞洋外的大爺給胡雪巖設的局，連皮帶骨給他吞了。還有人說，那阜康錢莊，如今早都換了姓。”
他抬起頭，眼神裡有一種複雜的情緒，像是欽佩，又像是畏懼：
“他們不爭一時的價格。他們只做一件事：每年新繭上市之前，放出風去，有多少收多少，現銀交易，不拖不欠。價錢比我們這些跑單幫的給得高，還穩當。養蠶的人家哪個不動心？到了第二年，最好的那批繭子——就是太湖邊上、南潯那一帶出的蓮心種，七八個蠶繭才能繅出一兩上等絲的——十成裡倒有七八成，直接拉去了他們的絲廠。
剩下的，才是我們這些土絲行能挑的。”
“那……土絲行怎麼辦？”譚嗣同問。
商人苦笑：“土絲行？土絲行收不到好繭子，就只能收次等的。次等的，機器廠看不上，可我們賣給誰？
賣給那些老派的織戶，織些粗綢，賣個辛苦錢。
可那些織戶也快活不下去了——他們織出來的綢，樣子老舊，價錢還貴；人家機器廠出的絲，勻淨，光潔，織出來的綢軟得像緞子，價錢還便宜。
城裡頭的太太小姐，誰還穿土綢？譚公子，你是讀書人，該知道現在市面上最時興的料子，都是人家自己的機器廠產的，不僅賣給美國人，還賣到上海，賣到南洋去，那都是人家的。”
他說著，從懷裡摸出那塊疊得方方正正的《申報》，這回沒有開啟，只是拍了拍，語氣裡多了幾分蕭索：
“你看這報紙上，天天登甚麼湖絲跌價、絲業凋敝。可你知道最奇怪的是甚麼？人家手裡的機器絲，價錢年年漲！去年一包上等廠絲，行情摺合銀子早就超四百兩了。可我們手裡這些土絲，二百兩都沒人要。”
“怎麼會差這麼多？”譚嗣同有些不解。
“因為人家洋人的織綢廠，只認機器絲。”
商人把報紙小心地收回去，聲音低沉，“同樣的繭子，土法繅出來，粗細不勻，還得人工再捻再煉；機器繅出來，一出來就是上等貨，直接上織機。我們幾千年傳下來的手藝，到了人家機器跟前，竟成了劣等貨。”
沉默了一會兒，他忽然抬起頭，眼神裡有一絲不甘，也有一絲認命：
“所以現在跑絲行的人，分了兩撥。一撥像我們這樣的，還在鄉下收土絲，賣給老派的行莊，生意越來越淡，一年不如一年。
另一撥，腦筋活絡的，乾脆投到胡雪巖的阜康那邊去了——給機器廠跑腿，收繭子，賺個辛苦佣金。
可那還是我們徽商的路數嗎？我們祖上幾輩子，是靠著識貨、懂行、講信用，在茶和絲上頭立住腳跟的。
如今呢？貨是機器定的價，行是人家佔的盤，我們這些人，倒成了給人家跑腿的了。”
“這滿大清的絲業，叫胡雪巖背後那個南洋幫吃幹抹淨，連洋行都恨得牙癢癢，我們這些做土絲的又能有甚麼辦法？前兩年，還有人找上海的幫派使絆子，沒想到自己倒叫人燒了家，誰還敢？”
他重新點燃紙媒子，湊近水菸袋，“咕嚕嚕”的聲音又響了起來，這一次，那聲音裡帶著一種說不清的疲憊。
譚嗣同默然良久，
“照你這麼說，”
他緩緩開口，“胡雪巖當年想做的事——把絲價抬起來，不讓洋人壓榨。如今反倒讓那銀行和旗昌做成了？”
“做成了？算是做成了吧。”
“不止是絲，人家現在連茶都盯上了！”
商人苦笑，“可那做成的，是他們自己的機器，自己的廠，是南洋幫銀號的銀子，不是我們這些人的生意。
價錢是高了，可那高出來的錢，進了誰的口袋？
上海的機器廠，南洋的機器廠，還有幫他們收繭子的阜康。最後呢，白花花的銀子都流到安南，臺灣搞洋務去了。我們這些跑了幾十年絲的老幫子，反倒成了多餘的人。”
他望著漸漸遠去的江岸，忽然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
“譚公子，你看這江水，年年這麼流，可船已經不是當年的船了。我們徽商，在這條江上跑了三百年，如今怕是要靠岸了。”
船行至九江，碼頭上人聲嘈雜。那商人拎起他的藤條箱，準備下船。臨別時，他回頭對譚嗣同拱了拱手：
“公子保重。下回再走這條水路，興許就聽不到我這樣的人絮叨了——絮叨也沒用了，這以後的事，都在能做洋務，能打洋行的人手上了。”
“總歸，沒落到洋人手裡就好。
後會有期！”
說完，他瘦削的身影消失在碼頭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裡。
譚嗣同立在船頭，望著九江城外連綿的青山，心裡忽然湧起一陣從未有過的惘然。
機器、洋行、銀號、電報……這些陌生的字眼，正在編織一張看不見的網，而這網上的每一根絲，都連著千萬戶養蠶人家的生計，連著像剛才那位商人一樣奔波半生的營生。
機器轟隆隆，鐵甲艦縱橫江海，而他走遍大清，這一鄉一縣，還有多少人靠著傳統手藝討生活？
船又開了，向下遊而去。
前方是蕪湖，是上海，是那個機器聲隆隆的、陌生的新世界。
譚嗣同摩挲著劍鞘上的刻字。
去年去北京時，劉人熙先生專門贈他一句座右銘：“橫民以法，橫議以理”——先生專治船山學，教他不要只做吟風弄月的文人，要從荊公、船山那裡尋經世致用的真學問。
是要變了…..
或許說，早就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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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江風漸冷。
夜裡譚嗣同睡不著，披衣出艙，見江月大如笆斗，照得水面萬點碎銀。
船尾艄公的兒子在哼小調，調子拖得長長的，
“懷胎正月正，奴家不知音，少年懷胎不知假和真。
懷胎二個月，奴家不曉得，叫聲親哥不要對外說。
懷胎三月三，小姐不吃飯，心中只想幾個雞婆蛋。
懷胎四月八，小姐回孃家，叫聲爹媽多養雞和蛋。
………”
“唱的甚麼？”
“湖北道情，《十月懷胎》。”後生害羞，住了口。
譚嗣同從懷裡摸出幾枚銅錢給他：“只管唱，我愛聽這個。”
後生又唱起來，詞兒土得掉渣，調子裡卻有股子江水的韌勁兒。
學問也好，做官也好，何嘗不如此？
那些滿人設的框，緊得太死，反倒不如這些洋外的人，活潑潑的。
此刻或許明白——真正的學問，本不該分甚麼中學西學，只分真學問、假學問。
南洋那位爺的事，他也不少關注，能贏得過艦隊，能造出洋人搶著要的機器絲，能讓南洋的華人抬起頭，這大清，明明不少聰明人搞洋務，怎麼就做不成呢？
真真假假，是哪裡出了問題？
船過蕪湖時，上來個傳教的洋人，戴著頂瓜皮小帽，不中不洋的。
洋人見譚嗣同帶著劍，眼睛一亮，用生硬的官話問：“先生是練武的？”
“練著玩。”
“中國劍，好！”洋人比劃著，“比我們擊劍長，但太輕，沒有力量。”
譚嗣同淡淡一笑：“劍不在輕重，在心。”
說罷不願多談，轉身回艙。
夜裡他點起蠟燭，在顛簸的船上寫信給老師：“今日坐船，想白傅當年聞琵琶處，不過如此。然古人一曲千載，今人千曲無聞，何也？
無真心耳。
嗣同此行，欲覓天下真心人，求天下真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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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傍晚，船靠岸修整，他帶著僕人閒逛，見一個測字攤前圍著許多人。
測字先生是個老者，鬚髮皆白，案上放著本《周易折中》。譚嗣同心血來潮，擠進去寫了個“劍”字。
老者看了半晌，抬頭問：“公子問甚麼？”
“問前程。”
老者搖頭：“劍字左邊是僉，眾口也；右邊是立刀，刑傷也。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公子這前程，恐在刃口上。”
譚嗣同一震，隨即大笑：“好！刃口上的前程，才是真前程。”
那老者反倒愣了。
良久，他正色反問：“公子帶劍做甚麼？”
“斬不平事。”
“斬不平…..公子慈悲。”
譚嗣同笑笑，“如今這世道，豺狼當道，慈悲何用？”
老者說：“若無用，心無執著，何必斬？”
這下換譚嗣同愣住，
兩人相視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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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日後到了上海。
比起好多年前的碼頭，如今的黃埔灘，秩序井然，碼頭隨處可見一個接一個的旗子，上面都是洪幫的義興二字，碼頭的苦力們再也不見之前赤身裸體，坦胸露背的樣子，人人都穿著一樣的衣裳，胸口有小字的編號。
走過一陣，連巡捕都見不著，估摸著也是不肯來，
再走幾步，就是滿街的東洋車伕拉著長腔兜客。
羅升看得眼花繚亂，譚嗣同卻一眼望見岸邊那些洋樓——三層高，紅磚牆，窗戶大得像城門洞，玻璃明晃晃的。
“少爺，這就是夷場？”
“英租界。”
譚嗣同整整衣襟，朝著一家客棧走去。
客棧叫在四川路口，二層洋樓，
譚嗣同要了個臨街的房間，推開窗，底下電車“噹噹”地過去，騎腳踏車的洋人按著鈴鐺，還有個賣晚報的孩子扯著嗓子喊：“新聞紙！新聞紙！”
那孩子喊的是上海話，譚嗣同聽不大懂，只覺得調子有趣——“新-聞-紙”，像唱歌。
上海話軟，十個字有八個是入聲，聽著倒有趣。
他喊羅升去買了份報紙，
羅升下樓去，不多時便舉著兩份報紙上來。
譚嗣同接過，先看那報頭：一份是滬上老資格的《申報》，另一份則是近來賣得愈發好的《公報》。他攤開報紙，就著下午的光線，從第一頁開始看起。
《申報》的頭版照例是廣告和告示，但第二版裡，幾條時事讓他停住了目光：
一是“鄂省創設鐵廠”的訊息。
湖廣總督張之洞奏準在漢陽設立鐵政局，向比利時購置的機爐正由海輪運來，說是要“為自強根本”。
二是“日本商情”。
報上轉載日本報紙訊息，說是有個叫荒尾精的日本人，在英租界泥城橋畔開了個“日清貿易研究所”，收了一百多個日本學生，卻因經費不足鬧起了學潮，學生械鬥，連上海道臺都驚動了。
他輕輕“嗯”了一聲，覺得這國的人倒是肯下本錢，派年輕人到中國來學，只是這般鬧法，不成體統。
三是“京津路訊”。
說是李鴻章奏請開辦的北洋官鐵路局，已經從唐山鋪到了灤州林西鎮，火車“煙雲噴薄，晝夜不停”。
鐵路電報這些東西，倒真是縮地有方，只是朝廷裡參劾李中堂的人，從沒斷過。
這幾條雖要緊，卻不過是時務之談。他翻到第三版，目光掃過“中外近事”欄，忽然凝住了。
那一欄裡，一連幾條，都與南邊有關。
一大幅是報道安南的，報上說，那位金山九爺正在河內大修兵營，在金蘭灣修海軍基地，艦隊實力愈發壯大。來往商隊絡繹不窮。
還有記者輾轉抄得施政節略，並訪諸大帥府幕僚、河內省官員，及西貢土人的報告，
安南大元帥府與順化朝廷會商三年，終定二元分治之制。
凡華人聚居之埠，設理事府，隸大元帥府商政局，行大清律例及商律；凡安南人原住之村社，仍設知府、知縣，隸順化朝廷，行《洪德律例》，但上訴終審權歸大元帥府。
此法既頒，各自相安。
後，大元帥府頒《明鄉歸一章程》
一則，凡華越通婚所生子女、及願入越籍之華人，編為“新明鄉戶”，既非純粹華人，亦非舊式越民，另立戶籍，隸於大帥府直管。
此策實承阮朝明命年間舊制，而更張之。
按安南舊史，明命帝嘗以華越混血者為“明鄉人”，許其應試入仕，然終以防範為主。
今大帥府反其道而行，明令“新明鄉戶”得享雙籍之利：在華人村社中有議政權，在越人村社中有承田權，兩族爭訟，得擇其所欲從之律。
二則，以地理劃界，不以種族分疆。
凡華人聚居滿三百戶者，立“新墾社”，隸華人理事府；越人聚居滿三百戶者，立“舊村社”，隸順化藩司。
然兩社之間，許其互遷——華人願入越俗者，遷入舊村社，三年後給田如土人；越人願學華技者，遷入新墾社，三年後免其身稅。
三則，凡華人墾區僱越工逾五十人者，須設勸農小學一所，教越人子弟識漢字、學算術、習新式農法。
僅河內省，試行三年，已設學十一所，就學越童四百餘人。
西貢河畔，煙雨迷濛。
記者登小火輪北返之際，回望兩岸——左岸華人區機聲隆隆，電燈如晝；右岸越人村炊煙裊裊，隱約有讀書聲隨風飄至。
船出海口，風雨漸大。西貢漸漸模糊，只剩那藍底金星旗，在碼頭上高高飄揚，溼漉漉的，卻紋絲不動。
……………..
本報特派員自海防發稿：自紅河溯流而上，二十里外即見煙柱沖天，行人指曰：“此九爺之機器局也。”
局名振華軍工，佔地千畝，分設槍廠、炮廠、彈藥廠、造船塢，工匠數千人，幾近半數為閩粵招來的熟手。
總辦皆是僑生，曾在美國柯爾特兵工廠學習。
導記者觀新造之振華六式後裝步槍，曰：“此槍為自主研發，與德國新毛瑟相等，其速率、線路略駕於曼利夏之上。上月試射，五百步可透鐵甲。”
又指江邊船塢：“明春可下水淺水炮艦四艘，皆用自造之往復蒸汽機。”
最奇者，距兵工廠五里外，另設礦務學堂，招安南土著子弟數百人，教以地質、測量、機械。
總教習詹天佑對記者言：“九爺欲大舉修建鐵路，開發煤礦、鐵礦、銅礦，不假外人之手。”
然西貢法籍教士致書，稱“陳氏以異端之術教安南人，使其忘耕讀而慕機巧，必遺大患”。
記者問及此，詹教習大笑：“土人耕田千年，何曾富過？如今礦工一月工錢，抵得三季稻穀。此患，安南人只怕求之不得！”
西貢堤岸區，閩南語、潮州話、廣府話交雜如市。
中華通商銀行門口，排隊兌匯者直至街角；機器廠日夜轟鳴，將安南稻米碾成精白米，裝船運往香港。
筆者嘆曰：“此非安南，此第二星洲也！”
然法文《進步報》則酸言：“陳氏以海島商賈之術治交趾，必成英人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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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幅是關於臺灣的，
自北極星艦隊據基隆，清廷仍設臺北府治於艋舺，然政令僅及大稻埕、艋舺一帶，基隆至暖暖、瑞芳，皆歸大帥府“基隆理事府”管轄。兩界之間，以獅球嶺為界，嶺北懸北極星旗，嶺南懸大清黃龍旗。
記者越嶺而南，入臺北府城，見街市依然舊貌，茶行、布莊、藥材鋪鱗次櫛比，然行人寥落，市面蕭條。
清廷在淡水設海關，對往來商船抽厘金。
基隆港免稅，商船自然不願去淡水。
基隆理事府趁機宣佈：“凡來基隆貿易者，本港派兵護送，以防海盜。”——實則將北海岸納入巡防範圍。
艋舺紳商告記者：“基隆開港免稅，商賈趨之若鶩。我這邊茶、樟腦出口，須納厘金、船捐，成本倍增，何以爭利？今年茶行倒閉者已五家。”
問及官府應對，林嘆曰：“劉撫臺多次奏請朝廷，欲以兵力收復基隆。然北洋水師自顧不暇，南洋水師又遠在江浙，北極星艦隊縱橫南中國海，此事恐成空談。
倒是陳兆榮那邊，月前來書，請我林家往基隆合辦茶廠，許以免稅三年。族人議論紛紛，老夫也不知如何是好。”
嶺北基隆方面，則有粵籍茶商鄭某設機器焙茶廠，用新式揉茶機，日出茶二百箱，直運美國。
獅球嶺以北的村莊，紛紛請求歸理事府管轄。
臺北府幕僚某私謂記者：“獅球嶺不過三十里，嶺北日日興旺，嶺南日日蕭條。再有三五年，恐怕不必打，臺北府就是基隆的了。”
臺灣海峽幾近更名為“北極水道”。
北極星航運公司已擁有大輪船十二艘，定期航行廈門—基隆—福州—汕頭線，客貨兩運。英商怡和、太古雖仍經營，但利潤大不如前。
自北極星艦隊控制檯海，海盜絕跡，航行無阻。兼以基隆方面廣招墾民、礦工，給田免稅，閩粵窮民趨之若鶩。
據廈門海關稅務司統計，本年由廈門、福州兩埠搭乘輪船赴臺者，累計達四萬三千餘口，較去年增加一倍。
北極星航運公司見機，特設移民專艙，每船載客定額三百，票價減半，但須由基隆理事府統一安排去處——或礦、或墾、或工，各有所歸。
有閩南民謠唱曰：“一船人，去臺灣，不怕海盜不怕官。北極旗，飄啊飄，到了基隆有田耕。”
還有基隆煤礦，今已開新式煤窯八座，日產煤千餘噸，專供兵輪及往來商船。
此地煤質上佳，而價僅三分之一。再有兩三年，怕是日本煤的生意更不好做。
基隆一埠，五年前不過漁村，今已有街市三條，商鋪數百家。
入夜電燈通明，更有本地商戶稱“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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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上還說，臺灣鋪鐵路、開礦，清賦丈田，觸了本地大戶的利，被人輾轉告到京城，說陳兆榮亂黨苛斂擾民，要發兵來剿。
報上還寫了，有可靠訊息，英國駐華公使、日本駐香港領事、德國東亞艦隊司令近日分別在香港、廈門會晤，共商臺海航行權問題。
英方對北極艦隊控制海峽、排擠英商航運深為不滿；日方則憂其阻撓日本南進；德方意在保護本國商船利益。
英國怡和洋行大班對記者言：“陳氏艦隊不過十數艘船，卻能控制檯海，所恃者非船堅炮利，而在於沿岸民心。華人商賈願懸其旗，華人船主願為其用，我英船雖有兵艦，總不能日日護航。”
日本方面則更為焦慮。去年日本郵船會社曾擬開闢神戶—淡水航線，被北極艦隊以“未經許可不得航行”擋回。
日本駐廈門領事更是公開宣稱：“若任陳氏坐大，五年之後，臺海將成為其內湖，我日本南下通商之路將被堵死。”
德人則務實。德國東亞艦隊司令表示：“只要德船受平等待遇，可暫不介入。”
但同時派軍官赴基隆考察船塢，實欲探其虛實。
三國目前尚無聯合行動，但傳聞英國正持續向朝廷施壓，要求“約束陳氏”。
然清廷外務部官員嘆曰：“陳氏又不歸我管，如何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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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邊，另一個豆腐塊，還有評論員的文章，
自北極星艦隊五年前佔據馬尾，其勢力由點及面，今已控制安南西貢、臺灣基隆、福建馬尾三大要港。三港呈犄角之勢，扼南洋—臺灣海峽—福建沿海航線，英國對華貿易之命脈，已落其手。
今年由馬尾出口的貨物，華商多僱其船。更可駭者，馬尾船政局本為清廷官辦，今為北極所用，去年下水千噸輪三艘，今年計劃造兩千噸輪兩艘，其造船能力已逼香港船塢。
陳氏以安南之米養馬尾之工，以基隆之煤供馬尾之船，以馬尾之船控臺海之航，三港聯動，自成體系。英商昔日所恃者，船堅炮利、資本雄厚，今則處處受制。
怡和、太古等老牌洋行，利益受損最重。
而英人國內，向北極出售機器、軍火之商人，恐獲利頗豐。
他推開報紙，只覺得這人寫得酸溜溜的，都分不清是不是英國人的筆桿子，處處透著為洋大人著想的口吻，氣不順，起身走到窗前。
底下四川路上，依然是電車叮噹，洋人笑語，可這聲音落在他耳朵裡，忽然變得聒噪，像是甚麼東西的哀鳴。
他想起剛才《申報》上一條不起眼的短訊，說是朝廷派了兵部郎中某，前往廣東查辦“闈姓賭博”的案子——福建、廣東的官，還在為賭餉鬧得不可開交。
他忽然覺得胸口悶得慌，像是有甚麼東西堵著。
羅升在旁邊收拾行李，見他站著不動，小聲問：“少爺，怎麼了？”
譚嗣同搖搖頭，沒說話。
他只是望著窗外那片花花綠綠的洋樓，和樓下那些昂首闊步的洋人，心裡翻來覆去只有一句話
糜爛至此，如何追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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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停停，譚嗣同心中愈發煩悶，心裡一直掛著那兩張琴。
有時夜裡睡不著，就想象它們將來的聲音——崩霆該是沉雄的，像松濤；殘雷該是清越的，像竹露滴在石上，像母親早年在閨房裡彈過的曲子。
秋深的時候，他回到瀏陽，漆也上好了。
崩霆琴通體烏黑鋥亮，琴面桐木，琴底梓木，牛角雁足，蚌殼徽位。
龍池、鳳沼是長方形的，貼紅木邊，端莊大方。琴背用魏碑體刻著“崩霆”二字，下面是他的題款：
“雷經其始，我竟其工，是皆有益於琴，而無益於桐。譚嗣同作。”
二十三個字，他寫了三遍才滿意。羅升在旁邊磨墨，看他一會兒皺眉，一會兒笑，心裡納悶：不就是寫幾個字嗎，怎麼比寫八股文還費勁？
他不懂。
那二十三個字裡，有譚嗣同隱隱約約對自己命運的預感：雷劈了樹，對樹是災難，卻因此成就了兩張好琴。將來呢？若有人、有事要劈他，會不會也成就別的甚麼？
殘雷琴的題詩更長。琴背刻“殘雷”二字，下面是行楷：
“破天一聲揮大斧，乾斷柯折皮骨腐。縱作良材遇己苦，遇己苦，嗚咽哀鳴莽終古。”
詩左邊，蓋了一方朱文印，篆書兩個字：“壯飛”——他的號。
寫完最後一個字，天已經黑了。
譚嗣同擱筆，退後兩步看，忽然想起甚麼，對羅升說：“你去把鳳矩劍拿來。”
劍捧在手裡，琴擺在面前。劍是冷鐵，琴是溫木；劍是殺伐，琴是中和。
可他看著它們，只覺得是一件事的兩面——劍氣簫心，劍膽琴心，都是一口氣，都是從胸腔裡吐出來的那點東西。
“少爺，這琴……”羅升小心翼翼地摸了摸琴身，“能彈嗎？”
譚嗣同坐下，把崩霆琴橫在膝上，右手輕輕撥了一下空弦。
“嗡——”
那聲音不是他想像中的任何一種。沉，卻不清冷；厚，卻不悶鈍。
像遠雷滾過山脊，又像有人在很深的地底下敲鐘。餘韻久久不散，在靜夜裡一圈一圈盪開，盪到牆邊，又蕩回來。
他又撥了一下。
這一聲，他聽出來了——是那年夏天，在甘肅戈壁上聽見的風聲。一望無際的黃沙，天邊有駱駝隊的鈴鐺，慢悠悠的，一下，又一下。那是他跟著父親在任上，第一次真正離開書齋，看見天地之大。
這木頭裡，住著雷，也住著風。
這顆心裡，也有風雲湧動，久久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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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七年春天，譚嗣同帶著崩霆和殘雷，離開瀏陽。
同行的還有鳳矩劍，還有羅升。
行李簡單，琴囊卻是他親手縫的——白綾面，藍布裡，針腳歪歪扭扭，但結實。
“走吧，咱們去南洋看看。”
劍膽琴心，一路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