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看著他，看了好幾秒。
“因為你快走了。走之前，總得知道你要去的地方，到底是個甚麼樣的地方。”
索科洛夫沒說話。
他把報告重新裝進牛皮紙袋，放在桌上。
“安德烈，你跟我說實話。你從哪弄來的？”
“我說了，別管。”
“那你知道這意味著甚麼嗎？”
“知道。”安德烈站起來，走到窗前，背對著他，“如果這是真的，那他們手裡攥著的，不是一把槍，是一把鑰匙。開啟新時代的鑰匙。”
他轉過身。
“化石能源時代，幾百年的歷史，可能就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裡結束。石油、天然氣、煤炭，全變成石頭。中東那些王爺，一夜之間變成要飯的。星條國的航母，沒了油，就是一堆廢鐵。”
“而你剛才說的那幫人，”安德烈指了指桌上的牛皮紙袋，“正在造那把鑰匙。”
索科洛夫站起來，走到窗前，跟安德烈並排站著。
窗外，雨小了一點。院子裡那個生鏽的天線架子還在轉，吱呀吱呀的。
“那星條國那邊呢？”索科洛夫問，“他們那個‘星門’，火星計劃，你覺得能成嗎？”
安德烈笑了一聲，不是高興，是那種看透了以後的笑。
“火星？他們連月球都回不去了，還火星？”
他走回桌前，從抽屜裡又拿出一份東西。這次是一本雜誌，星條國的，封面是火箭升空的照片，標題寫著“火星元年”。
“你看看這個。”安德烈把雜誌扔到索科洛夫手裡，“看仔細了。”
索科洛夫翻開雜誌。裡面全是“星門”計劃的宣傳稿，配著各種電腦效果圖——火星基地、月球前哨站、深空飛船，畫得跟科幻片似的。
但翻到中間，有一篇技術評論文章，是一個退了休的宇航局工程師寫的。標題起得很老實，叫“關於‘星門’載人火星計劃的技術難點分析”。
索科洛夫認真看了起來。
文章寫得不長，但每一條都紮在要害上。
第一，輻射防護。去火星單程就要大半年，宇航員在深空裡要吃多少宇宙射線？現有的防護手段，要麼重得飛不起來，要麼根本擋不住。宇航局現在的方案是“接受風險”——說白了就是賭宇航員不會得癌症。
第二，著陸技術。火星有大氣，雖然稀薄，但足以讓航天器在進入大氣層時燒得通紅。星條國現在的技術，只能著陸十噸級的東西。載人飛船至少四十噸，怎麼著陸？沒方案。
第三，生命保障系統。國際空間站上的那套東西，最多撐半年。去火星來回至少兩年半，食物、水、氧氣怎麼解決？現在的技術，要麼帶不動，要麼不可靠。文章裡寫了句話：“我們目前沒有能力在火星上種土豆。那只是電影。”
第四，也是最要命的——推進技術。現有的化學火箭，把人送到火星，單程就要七八個月。來回一趟，宇航員的骨頭都酥了。核熱推進、電推進，喊了幾十年，連個靠譜的原理樣機都沒搞出來。
文章最後一段，作者寫了句大實話：“‘星門’的時間表，不是建立在科學和工程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預算申請的政治需求上。本世紀末之前送人上火星，以現有技術，不可能。”
索科洛夫把雜誌放下。
“這文章，甚麼時候發的？”
“去年。”
“沒人理？”
“誰理？”安德烈又點了根菸，“你敢說‘星門’不行，國會那幫人就把你當賣國賊。宇航局那幫人，明知道不行，也得說行。不然明年預算怎麼批？”
索科洛夫沒接話。
他想起了報告上那句“能量峰值比第一次觀測時高了四十倍”。
一邊是真實的、可以測量的、指數級增長的能量資料。
一邊是精美的、宏大的、建立在謊言之上的電腦效果圖。
差距不是技術，是態度。
“安德烈，你覺得龍國那東西，甚麼時候能成？”
“不知道。”安德烈吐了口煙，“但按照他們的速度，如果報告上說的是真的，那……十年？十五年？最多二十年。”
“然後呢？”
“然後？”安德烈看著他，“然後，這個世界的遊戲規則，就全變了。”
屋裡安靜了好一會兒。
雨停了。窗外的光線亮了一點，但天還是灰的。
索科洛夫把牛皮紙袋和雜誌都推到桌子中間。
“安德烈，你說，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安德烈沒回答，反問了他一句：“你還記得1987年那件事嗎？”
“哪件？”
“就是咱們跟星條國、公雞國、約翰牛籤的那個……不擴散條約。核聚變研究要公開，不能搞秘密專案。”
索科洛夫當然記得。那時候他在莫斯科大學當講師，學校還組織大家學習過檔案精神。
“記得。怎麼了？”
“怎麼了？”安德烈把煙掐滅，“龍國也簽了。但他們該搞還是搞。我們呢？我們老老實實公開，老老實實合作。結果呢？結果人家的東西出來了，我們的東西還在圖紙上。”
“這不是籤不籤條約的問題。”安德烈的聲音大了一點，“這是信不信的問題。人家不信。人家知道，這種東西，誰先搞出來，誰就是老大。條約算個屁。”
索科洛夫看著他，沒說話。
“我們信了。星條國也信了——至少表面上信了。但龍國沒信。”安德烈站起來，在屋裡走了兩步，“你說，是我們傻，還是他們精？”
索科洛夫想了想，沒回答。
不是不知道答案，是不想說。
因為說出來太難受了。
“安德烈，你剛才說，讓我走之前知道那邊是個甚麼樣的地方。”索科洛夫站起來，“我現在知道了。但我想知道另一件事。”
“甚麼事？”
“我們這邊，有沒有可能……也搞？”
安德烈停下來，看著他，看了好幾秒。
然後笑了。
不是高興，是苦笑。
“維克托，你問這個問題，說明你還是不瞭解這個地方。”
他走到窗前，推開窗戶。冷風灌進來，帶著雨後的溼氣。
“搞核聚變，需要甚麼？需要錢、需要人、需要裝置、需要穩定的政策、需要長期的規劃。”他伸出五根手指，一根一根地掰。
“錢？我們沒有。預算連年砍，今年的科研經費不到五年前的一半。”
“人？我們也沒有。年輕人都跑了，留下的要麼是快退休的，要麼是混日子的。”
“裝置？更別提了。我們的託卡馬克，還是八十年代的。龍國那邊，最新的EAST，比我們先進兩代。”
“政策？一年換一個。今年說要搞，明年說不搞，後年又說要搞。搞來搞去，甚麼都沒搞出來。”
“規劃？我們有規劃嗎？閱兵式上那個破模型，就是我們的規劃。”
他把五根手指都掰完了，然後把手放下。
“你說，拿甚麼搞？”
索科洛夫不說話了。
他走到桌前，拿起那個牛皮紙袋，把裡面的報告抽出來，又看了一遍。
“能量峰值比第一次觀測時高了四十倍。”
他把這幾個字看了三遍。
四十倍。
三年時間。
不是線性的增長，是指數級的。
他閉上眼睛，腦子裡開始算。
如果保持這個速度，再過三年，是多少？再過五年呢？再過十年呢？
他算出來了。
但他不想說出來。
因為那個數字，太嚇人了。
“安德烈，我得走了。”
“去哪？”
“回去。我得好好想想。”
安德烈看著他，沒問想甚麼。
“報告你帶走。”安德烈指了指牛皮紙袋，“放我這兒也沒用。你拿走，也許能用上。”
索科洛夫把報告裝進紙袋，塞進外套內側的口袋裡。
“安德烈，謝謝。”
“謝甚麼？謝我把你往火坑裡推？”
索科洛夫沒回答，伸出手。
安德烈跟他握了握。
“到了那邊，好好幹。”安德烈說，“別跟我們似的，一輩子窩窩囊囊的。”
索科洛夫點了點頭，轉身走了。
走到門口，他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
安德烈站在窗前，背對著他，看著窗外那個生鏽的天線架子。
他沒說話，推門出去了。
走廊裡很安靜。
只有他的腳步聲。
走到研究所門口，他停下來，掏出煙，點了一根。
雨後的空氣很乾淨，帶著泥土的味道。
他抬起頭，看了看天。
雲散了，露出一小塊藍天。
但星星還是看不見。
他抽完煙，把菸頭掐滅，扔進門口的垃圾桶裡。
然後朝地鐵站走去。
到家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索科洛夫沒開燈，坐在椅子上，把牛皮紙袋放在桌上。
他沒急著開啟。
就那麼坐著，盯著那個紙袋。
屋裡很安靜。窗外偶爾傳來汽車的聲音，然後又是安靜。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
想起了導師的話。
想起了克里米亞天文臺的望遠鏡。
想起了妻子穿著白裙子站在涅瓦河邊。
想起了那份報告上的數字——“四十倍”。
他想起了安德烈說的那句話——“他們手裡攥著的，不是一把槍，是一把鑰匙。”
他站起來，走到書桌前，拉開抽屜，拿出那本相簿。
翻到第一頁。
照片上，他和導師站在望遠鏡前面，笑得很開心。
他看了很久。
然後把相簿合上，放回抽屜裡。
轉過身，走到桌前，拿起那個牛皮紙袋。
開啟，抽出報告。
他坐在椅子上，把報告從頭到尾又看了一遍。